博览群书2005年第10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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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虽然势单力薄，最终难逃一死，但仍然构成小说的主体；《美丽新世界》中，无论伯纳，还是约翰，都不具备这种意义，因为他们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中的总统也没有《我们》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种力量——用句现成的话：缺乏他们那样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同样无所作为。在这里，体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恶——决定一切。赫胥黎所强调的“提高效率”，正是体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茱莉娅，还是奥布兰，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说：“《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科学进步也是《我们》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内容，但到底还是实施极权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某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在《美丽新世界》里，科学进步与极权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思路，“提高效率”终将成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单单是统治者的“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都受到《我们》的启发，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虽然有如赫胥黎所说，“美丽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许距离我们更近。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总统回答：“实际上你是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来来的一种期待。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 陈平原
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摹本。此后，“文学史”作为一种必修课程、一种著述体例以及一种知识体系，便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了。此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传习“文学”的方式，甚至影响到日后的文学革新进程。
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此文初刊《学人》第14辑，后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词余讲义》（吴梅）、《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最后一种，虽非北大讲义，也与作者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
因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发现，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09～17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如果进一步划分，所谓的“文学史”讲义，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
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作为中国人撰写并刊行的第一部文学史，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受到广泛的关注。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很多人转而指责该书见识迂腐、学问浅陋。《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链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83～7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十六篇，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十六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后二十五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有相当明晰的交代。
正因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链川著述的改造人手，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就在林书撰写的那年，京师大学堂发生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学生班长瞿士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结果怎么样？总监督的告示称：“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参见《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同样不涉及小说。那是因为，该讲义虽刊行于1920年，实际上早在1916年便已成稿，因此作者必须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至于1917年秋天进人北大任教的吴梅，其编写文学史讲义，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小说于是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所有这些都说明，作为讲义的文学史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与政府决策及当代思潮紧密相连。
林、朱、吴三位学者各有其业绩，我关注的只是其在北大讲授的文学史课程。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任教北大时间最短，1904年被聘为国文教习，1906年已奉调黑龙江，做官去了。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厘，江苏长洲人，1917年9月应北京大学聘，讲授文学史及词曲，1922年秋后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迁。朱希祖（1878～1944），字遢先，一作逖先，浙江海盐人，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方才离开。
林传甲撰写并印行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历来备受关注，比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将此书作为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来表彰。近年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和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更对此书有专门的评述（参见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6期；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章《“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学界之谈论朱希祖，更多肯定其史学方面的贡献；因而，其文学兴趣及《中国文学史要略》极少被史家提及。至于吴梅，世人对其任教北大，讲授词曲之学，多有褒奖之词，缺的只是刚刚发现的《中国文学史》（参见本书附录《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
一部有损
《辞海》是我等读书人推崇备至的大型工具书，已经成了中国辞书的一面旗帜。但是笔者最近读到原版《辞海》的著作权人授权并组织编纂的大型工具书《大辞海·语言学卷》时，却有许多遗憾。从该书的宣传中得知，《大辞海》将以其规模大（计划收词条25万条、5000万字）、收词比《辞海》宽、条目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多的特点而填补中国辞书的一个空白，而且由于先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未出版已先声夺人。笔者于是慕名购买并阅读了王德春、许宝华二先生领衔主编的《大辞海·语言学卷》（2003年12月出版）。然而一读之下却颇令我失望，大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真的是有损于《辞海》这个品牌几十年的清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一、所收词条与辞典的定位有相当的差距
《大辞海》是因“不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的查检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大辞海》前言）而编纂的，“文化层次较高”应该是指和语言文字专业研究工作有关和对语言文字学科有较深入了解需求的读者，但《语言学卷》在收词立目时却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个方面，《语言学卷》与原《辞海》或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等大型工具书相比，收录词条数量严重不足，许多应该收录以供查考的词条未收。这里不妨用该书的参编者杨剑桥先生自己编写的《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来作个比照。
从篇幅上看，杨书仅收与古汉语有关的词条，以一人之力编成，全书就收词目4000余条，72万字；《语言学卷》多人执笔，分为普通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方言学、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等12个分支学科，收词目却只有3300条，67万字。
从具体分支学科上看，杨书“训诂学”部分，收260条，《语言学卷》收200条；杨书的“修辞学”部分收和修辞格有关的条目179条，而《语言学卷》只有76条。这样，大量的很有备查价值的词条就被遗漏了。
《语言学卷》的“训诂学”部分仅训诂术语就失收“属、别、丑、醜”等表示事物种类的词语，收了“用于以解释具体解释抽象……”的“谓”，没有收“谓之”和“之谓”，而这两个术语和“谓”的用法不尽相同。
“普通语言学”部分收了语言起源的“手势说”和“感叹说”，但一般语言学概论书上经常提到的“社会契约说”、“劳动叫喊说”、“摹声说”均付之阙如。
“文字学”部分收了表文字排列顺序的“下行”，未收“上行”、“环行”。
“词汇学”部分未收“词的内部形式”、“词的理据”这样重要的条目。
“语言学人物”部分没有收列一些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如三国魏初的张揖，宋代的郑樵、陆佃、宋庠等人，明代的兰茂、梅膺祚、方以智等，虽然在后面“著作”类中提到了其中的部分学者，并且做了简单的补叙，但毕竟不便于查检，而且没给他们应有的地位。
至于“修辞学”部分遗漏就更多，以辞格为例，现在能独立设格的修辞方式有上百种之多，如1989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收入277个辞格名称，其中正式的117个，内含小格121个，不能独立或待探讨的39个。而收辞格数目最多的是汪国胜等编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汉语辞格大全》，共收辞格名称691个，其中独立的辞格就有231个。当然，这些辞格名目许多还有待于研究，加之《语言学卷》不是专科的修辞学辞典，自不必收列如此众多的辞格名目，但是，一些在修辞学中已经得到公认的辞格未收就有些不妥，如“仿拟”格除了“仿词（仿拟词）”外，还有仿语、仿句、仿篇、仿调等四个二级辞格，又根据所仿意义是相近还是相反可分为近仿（类仿）和反仿，不应只收“仿词”一个二级辞格的名称。
综上所述，《语言学卷》在篇幅上只是对《辞海》稍有扩充，但要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查检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只能是部分实现了。据笔者愚见，《语言学卷》收词应该在五六千条，篇幅在一百万字以上，才能配得上《大辞海》的“大”字。也许有人说，整部《大辞海》有不同的分科，要出一二十卷呢，合起来就“大”了，但是《辞海》原本就含有几十个学科的内容，新出的“大辞海”就是要弥补《辞海》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