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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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默里在30年代提出，社会因素通常是动机的来源，可是，这个提议却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在50年代，随着社会心理学和人文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对“社会动机”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是1954年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来的一种整合的动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是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的领袖。
马斯洛（1908－1970）是位复杂、热情而深沉的人，他的一生使他成为就人类动机进行理论化的最佳人选。他是布鲁克林一个移民家庭7个孩子中的一个，儿童时代过得很不开心，有些神经质，也是长期性的局外人。这促使他取得更高等级的、学习上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他的不快和孤独。他在师范大学、布鲁克林大学和布兰戴斯大学顺着学术阶梯向上爬，与好多同事进行过亲密的合作——行为主义者、动物心理学家、一位处于领袖地位的神经生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他本人也经历过分析）——希望能理解人类动机，并把他已经学到的一切装配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他62岁时死于心脏病，但那是在实现了终生的宏愿之后。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和来自于需要的动机是一种结构或者金字塔。它宽大的基座由生理需要构成，其它一切都建立在这个基座上；第二个高层是由安全需要构成的（安全、稳定、不再害怕等等）；再高些是由心理需要构成的，这里的大部分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归属感、爱、联系感和接受；对受尊敬、被同意和承认的需要）；最后，在顶尖上，是由“自我实现需要”构成的（满足自我的需要，“使自己成为能够成为的任何东西”）。
由其他人对社会动机进行的研究探索了许多这样的课题并清楚地说明了社会动机是如何跟个人的性格紧密相关的。比如，性格不稳定的人极需要赞同；结果，他们持续不断地要求传达社会上都欲求的特点。在性格测试中，他们会宣称自己具有令人赞扬但很少是真实的一些情操，比如：“要说很不喜欢什么人，那我还真的谈不上。”而且否认有那些不好的但经常是真实的习惯，比如：“有时我喜欢说点闲话。”大部分人都以这种方式寻求社会赞同，可是，特别需要赞同的人这样做的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别人认为他们是假正经，极不逗人喜欢。
社会动机的另外两个方面成了进行过相当多实验的课题，它们是对友好联系的需要（研究显示，焦虑的人比不焦虑的人更需要友好联系）和对自我价值感的需要（研究显示，毫不奇怪，自我价值感很高的儿童比自我价值感低的儿童更愿意进行社会冒险活动，以取得领导地位）。在两种情况之下，社会行为有一部分是由认知因素决定的：前者是由一个人在朋友当中会感觉少一些焦虑的感觉决定的，后者是由一个人自我价值有意识的评估决定的。
在前面的一些章节里，我们读到两种对社会动机的其它领域进行的积极研究：社会性助长（当别的人在场时，或者有人看着时，人会更好地完成任务的倾向）和社会性蒙混（如果一个人的贡献不能够从集体成果中区分出来的话，人们就不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任务的倾向）。
还有其它许多社会动机，的确，社会动机是非常之广泛的一个课题，不用很大篇幅是无法说得完的。可是，也许一个奇怪的小小研究会向人们说明这是多么繁杂的一个领域。1987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苏珊·佩特着手研究绝技表演者。面对危险会引发害怕，而害怕通常也会激发回避行为。那么，为什么绝技表演者却故意寻找危险的情形？佩特采访了6位世界级的绝技表演者，并发现，他们的机动一部分是个人的，一部分是社会形成的。他们具有“寻找刺激”的人格类型，加上很低的厌倦临界点和追求强烈体验的渴望，因此，从个人角度来讲是需要证明他们的超凡技术并迎接所涉及的挑战，而从社会角度来说，他们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并得到由其表演带来的金钱收入。
杂花被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从一些饿得半死的老鼠隔着一道电栅栏吱吱乱转想得到一点食物，到坎农的猫对着汪汪叫的狗发出愤怒的嘶嘶声，尽管它们的内脏已经与它们的大脑切断了联系。
当我们跟着这个故事往前走的时候，事情好像是这样的，即，早期的理论被后来的实验研究所否认和抛弃，以接受新的理论，可是，现实却更为复杂：再后来的证据经常又一次证明旧理论的有效性，而新的学说看上去却与证据不符。现在看来又一次证明，在心理学中，很少有理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反过来，它们看上去像是有限和不完全的，可当与别的学说串在一起形成一种虽然不太连贯，但容纳性很强的理论杂花被时却很有价值。
詹姆斯－朗格学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早期理论的例子，它到今天仍然在这块理论杂花被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它看上去好像为坎农的工作所抛弃，因为后者将情绪的来源定位于丘脑，又好像要被沙切特－辛格实验推出历史舞台，因为这个实验发现情绪来源在思维里面，可是，1980年，一位著名的研究者和科学挑战者罗伯特·再因茨以新的形式使这个学说复活了，他以自己的发现为基础，说感觉状态是发生在认知评估之前的。
再因茨出生在波兰，1940年他17岁的时候因为德军入侵而逃跑；他的生活受到干扰，直到35岁时才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课程。可是，尽管起步很晚，他却完成了大量相当有意义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社会心理学里面的工作，并赢得了很多荣誉。他具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喜欢解决一些使他“烦恼”的问题，粗略地加以回答，然后继续向前，让别的人去完成细节。他现在年近70，可仍然像以前一样，热情丝毫不减，而这时他已经从1989年起担任起了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职位。
在70年代晚期，再因茨对“熟悉效应”进行了若干实验；“熟悉效应”是人类慢慢形成对于某种刺激的倾向，这种刺激是我们熟悉的，尽管它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再因茨让志愿者们看一些日本商标，有些人只看一次，有些人看了27次之多。然后，他问志愿者哪些是他们认识的，哪些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喜欢看过多次的那些商标，尽管这些商标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也不管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些商标。
除开这些发现令人烦心的含义不说——我们之所以可能会转而喜欢某些产品或人，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和物的名字或者形象在我们面前重复的次数太多——再因茨在这些发现里面看到了某些具有科学上的重要意义的东西。感觉反应（感觉状态）可以在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发生，可以发生在认知评估之间，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比认知所负的责任还要多。在《美国心理学家》上，他有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起得极有挑衅性，只有他自己能够接受：“感觉及思想：偏好不需要推论。”在文章里，他平淡地谈到了情绪的生理来源的重要性：
感情不应该被当作不可改变和最后及没有变化的认知后现象。指向其生存价值的感情反应的进化论根源，他们从严格的控制中脱开来的不同的自由，他们的速度，对于人进行感情区分的重要性，盛情可以号召起来的行动的极端外形－所有这些都指明感情的某些特别情况。人们之所以结婚，离婚，杀人或者自杀，或者放弃自己的生命以追求自由，这些并不是在对这些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认知性的分析之后才进行的。
这篇文章激怒了很多认知心理学家，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拉扎罗斯成了再因茨最主要的对手，并激烈地抨击再因茨的观点。他在同一家杂志上提供了大量相反的证据，最出名的证据是他自己对情绪如何在受试者身上通过电影而唤起，又通过一些发出不同信息的声道加以改变的资料。拉扎罗斯以前利用有关澳大利亚土著的一部电影做过实验。在片中，土著们用锋利的石片对少年男性进行阴茎下皮开槽。这个切开仪式在声道强调其痛苦和残酷时使一些观众极为难受，但当声道强调少年目不斜视地经历着这次仪式活动，因而赢得地位和成人的好处时，观众的反应就平衡多了。拉扎罗斯的结论是：
认知活动是情绪产生的必要前提，因为，要体验一种情绪，人们得理解——不管是原始的评估知觉或者是一种高度不同的象征过程——他们的好处都包含在一种转换之中，不管是好还是坏。对为了它自己的好处而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毫无知觉的动物不会产生情绪反应。
事实上，他现在说，他在情绪的认知作用上抱“最为坚决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必要条件和完全条件。“完全这个词是指，思想能够产生情绪；必要这个词的含义是，情绪不能在没有某种思想参与的情况下产生。”
再因茨和拉扎罗斯不停地辩论，可其他人的工作好像在指明，两种都是对的，他们的发现并非彼此不容的。
其中一种提示就是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发现。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些发现，即六种基本的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厌恶和惊讶）是出生时或出生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可是，另外六种情绪（窘困、移情、嫉妒、骄傲、羞耻和内疚）直有到孩子发育出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之后才出现。刘易斯和他的小组并没有讨论再因茨－拉扎罗斯辩论，可是，他们的观察给两种对情绪进行的非认知的和认知的解释留下了余地。（卡罗尔·伊泽德的婴儿照片记录了十分相同的情绪及其表情的发育。）
罗斯·伯克说，这场争议的解决在于承认有不止一种认知存在：“通过熟悉而得来的知识”，或者直接的感觉意识，还有“描述得来的知识”，即对感觉数据的认知性解释，这种差别在几十年前由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进行过详细的解释。伯克说，感觉也许是首先产生的，但通过思维的知识又变形为对它们所传送的信息的认知判断——它接着又会修改感觉。这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过程。“感觉、表情、生理反应、认知和与目标相关的行为都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过程，它们在动机和情绪中扮演着合成及相互影响的角色。”
罗伯特·普鲁契克认为，再因茨和拉扎罗斯的观点都只不过是一个更大整体中的一些部分。他定义情绪为一系列复杂的反馈环路系统中的一连串现象。一种刺激会启动这个过程，可从这时起，在认知评估、感觉和生理变化、行动冲动和表面行动之间就存在一种相互影响，其结果会改变它们自己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因由。普鲁契克认为，再因茨和拉扎罗斯数据都是研究方法的产品，它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人们可以把一根电极插进老鼠或人的大脑里面，然后产生一种情绪反应，而不会引起对外部现象的认知评估……很明显，完全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条链子上的任何一个环节上。接着，人们可以得出一些理论，比如强调激发为主，或者强调表现性的行为为主。
情绪是动机的主要来源，它经常会影响思维更好的判断，这种古老的理论在达尔文式的证据面前似乎显得过时了。这种证据是需要有生存价值的行为的信号和提示。可是，达尔文式的观点与我们经常被一些无用的或者有害的情绪——恐慌、压抑、嫉妒、自我蒙混、为失去的爱而长期悲伤、恐惧和甚至更多令人伤心和折磨的情绪紊乱——这样大量的证据怎样达成合解呢？
这个问题是一种危险的状态，沾上它你就脱不开身了。让我们小心一点吧。让我们只从远处瞥它一眼吧。
尽管没有达成一致，这个领域里的很多著名人士都采取一种新的达尔文情绪理论。他们认为这些是信息源，可以让我们评估一些情形，并判断采取哪些行动才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可是，情绪和智力之间经典的对抗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情绪和认知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自我保护。罗伯特·普鲁契克说，在低等动物中，情绪是行动提示，以产生求存活动。而在更高等的复杂动物中，包括人类在内，认知能力服务于同一功能，即纠正或者扩大情绪的先决条件——尽管我们仍然需要它们的力量来产生行为。
合适的情绪反应可以决定一个人是生或是死。这整个认知过程涉及几百万年的进化，以便使对刺激现象的评估更为正确，使先决条件更为准确，这样，最终导致的情绪行为会从适应角度与刺激现象相关。因此，情绪行为是增强的、更有概括性的适应这个最高结果的最近基础。
这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体验到一些误导我们的情绪，无用的情绪，或者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是一位处于领袖地位的情绪研究者，他提供了好几种答案，其中有，功能紊乱的情绪有时候会来自于对情景错误的估计之中，有时候会来自于一些偶然事件中，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得了的，有时候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稍为迟缓一些和更深沉的评估对我们更为有利。
心身研究也显示出，当我们无法逃脱，也无法采取行动来对付一种威胁性很大或者很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一些狂徒扣押住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而只可能被自己的情绪所损害。最后，当我们产生了互相矛盾或者不可兼有的欲望，或者一些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欲望时，我们会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最近几年，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都在开采一些小矿，虽然没有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对刚刚出现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比如，有些人一直在探索，具体的神经传递器是如何影响动机和情绪的。有一簇神经传递器分子能够堵住某些神经接受器，因此会影响食欲；肥胖的人服用这种化学品后吃得少些。然而，这并不能反证沙切特的发现，即肥胖的人受因为对思维的提示而产生吃东西的欲望，它只能说明，他们的进食会受到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
其它一些人还沿着更古老的一条办法研究下去，即辨别情绪中不同的生理反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172名志愿者说出了他们感觉不同情绪的身体位置：羞耻感主要在面部，恐惧感在许多部位产生，可主要集中在肛门，讨厌产生在胃部和喉部等等。可是，这些研究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情结经验主要就是基于肉体体验的。反而，他们认为肉体信息是一种组合过程的一部分，它包括意识、认知评估和身体感觉，所有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