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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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年代，心理分析成为先锋派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心理动力概念也被心理学权威机构所接受。如我们所见，它们对主题统觉测试的发明人亨利·莫雷及其在哈佛的研究小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30年代，当一些欧洲心理分析学家来到这里逃避纳粹，培训学校也增多起来的时候，心理分析学说就取得了学术运动的地位。　　　　
　　不过，跟欧洲早期的运动一样，它经历了不断的裂变。在　30年代，美国的一些心理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了一些改变，而且增加了很多内容，他们使自己与主流的心理分析体距离越来越远。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弗洛伊德学者”，他们编制了自己的系统，设立了一些机构传授自己的学说。尽管他们并没有排斥弗洛伊德动力学理论，可他们在性格发展和精神疾病的解释中，给社会因素和文化的因素以平等甚或更为重要的意义。温文尔雅，具有哲学家风度的埃里克·埃里克森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展学说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到过。极端独立的女权主义带头人卡伦·霍尼是另外一个，还有具有诗人气息的社会改革家艾里奇·弗罗姆，他是逃避纳粹而到美国来的难民。　　　　
　　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新弗洛伊德学者是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他是家里惟一的孩子，也是他在上纽约农场区惟一信天主教的儿童。也许因为他的孤独，他对成长期的儿童与照顾别人的成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性格和行为产生了兴趣。他所创立的动力处理法，即“人际关系疗法”，一部分是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可这种方法不是依靠自由联想，它号召治疗者和病人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前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人物，病人只向他投射传递图象。　　　　
　　因此，在　30年代，由弗洛伊德学者和新弗洛伊德学者们进行的治疗过程，通常是每周三到四次会面——弗洛伊德喜欢6次——至少要进行几年，这样一来，接受治疗的病人就只限于少数一些既有钱也有时间的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人数多得多的受过创伤的退伍士兵——1946年，光是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就有4．4万住院病人——而且产生了对更大数量的心理治疗专家和简单治疗方法的紧急需要。结果，精神病专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人数剧增，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心理动力概念和方法。　　　　
　　同时，心理分析学当中有关人类心灵的说法也流传开来，通过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托马斯曼和亚瑟·凯斯勒等，还有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努力，它成了知识阶层的时尚话题。经历一次心理分析几乎成了走向前卫派的途径。心理分析思想还传到了普通成百上千万百姓的嘴里。本杰明·斯波克博士的《婴儿及儿童养育手册》倡导人们以心理分析的人类发展学观点来进行儿童培育，这本书在　40年代晚期和70年代之间的销售超过了2400万册，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单独宣传方法，他使弗洛伊德心理学传遍了整个美国社会。很不幸，心理分析学观点经常被一些热情的人扭曲了，他们把它当作一个挡箭牌，用以把自己一切的失败都归罪于父母。埃里克·埃里克森悲哀地说：“哪怕我们只是在为少数人设计一种疗法，我们还是被引导着促发了大多数人的道德疾病。”　　　　
　　考虑到心理分析师和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是多么少，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是惊人的。它在　50年代最红火的时候，全国只有619位医学专业的分析师和约500位非医学专业的分析师，还有也许1000名在约20所机构里接受医生分析师的培训，加上十几所培训普通分析师的机构。虽然没有接受心理分析的人数统计，但如果大多数分析师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病人一周看4－5次病，则接受治疗的病人总数在任何时候都只有约10000人，这只是所有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当中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人数相对较少的、儿童专业的心理分析师，他们也不太可能处理除了有钱的父母之外的一些孩子。1949年《儿童心理分析研究》中的一份个案分析报告谈到了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害怕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上学，最后，他被一种心理分析法治好了，花了3年的时间。（这位分析师从未考虑过，也许也不知道更简单一些的治疗办法来治疗这个孩子的恐惧症。）　　　　
　　代价和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定期看病对正常生活的干扰，注定这种疗法不能广泛采用。可是，还有其它一些障碍。懂行的人迅速看出，而且对这个事实大加渲染，即，这常常看起来象是一个骗术，病人花费许多的时间、金钱和努力，而心理分析师却几乎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按传统方式培训的心理分析师至今还是占心理分析师中的大多数，可比起弗洛伊德当初来说，他们与一般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靠近了。（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我并不是一位弗洛伊德学者。”）许多人都很少说话，他们只是简单地听病人说话，他们常常把病人向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诸如他对某个叙述或者症状怎么看等等挡开，如：“为什么这对你很重要？”“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那样看？”　　　　
　　其原理在于（现在依然如此）；分析师的思想和感觉表达会使他或她成为一个现实中的人，而不是一个模糊的人物，因此就会干扰病人把童年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投射到这位心理治疗者身上。对于许多心理分析师来说，这种移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基本的安排。可是，哪怕最死板的分析师也得不时地说些话。心理分析培训强调，病情的转变是靠通过自由联想把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有意识的东西，并且通过三个需要分析师讲话的过程（虽然不是关于他或她的个人感觉）：梦的解析，移情和排斥。　　　　
　　可是，尽管分析师不时地说一些话，但病人们大部分都感觉到他们的沉默和避免回答问题，这使他们很愤怒——但又不能走开。有位分析师写到治疗一位漂亮女士的事：“她对我残酷无情地大喊大骂，几乎每小时一次，骂我是个长不大的东西，一个庸医，性冷淡，色情狂，等等，可到了结束的时候，她每每又对我投过来深情、渴望的一瞥，然后温柔地说：‘下次见。’”在《国际心理分析学杂志》中，另一位心理分析师也报告了一位女病人，她在心情不好的那天对他一阵痛骂（略有删节）：　　　　　　
　　够了。整整一年我就在忙这件事——乱七八糟的一年，可悲的一年，荒废的一年。为了什么呢？什么也不为。什么见鬼的东西也没为。这几天我得壮起胆子抛开你，再也不回来。为什么要回来？你没为我做任何事情，什么也没有。一年又一年，你只是在那里听。你还需要多少年？你到底觉得你是谁？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没有改变任何人，没有治好任何人，骗走了钱然后去百慕大度周末，没有胆子承认你在卖假货。收垃圾的人比你还讲人性些。　　　　
　　有时候，一位分析师甚至可能会让一个不能够表达他或者她的思想的病人在躺椅上躺整整一个小时，甚或几个小时，不帮助病人突破——可是，他任何忙也没有帮，但时间费用照收。幽默的人或者讽刺的人会使这看起来像是司空见惯，尽管这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除开一种帮助病人的责任感之外，大多数分析师还会发现这样几个小时不说话是非常难受的事情。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可怕的权威人士？他们在病人头上作威作福而同时还高高在上，毫不关心。有些人，他们在临床时间之外扮演了一个自己慢慢认为就是真我的角色：聪明、有思想、洞穿一切的眼光、习惯于沉思的静默、严谨庄重、睿智、极有能力可容易受到伤害——简短地说，尽量跟弗洛伊德一样。可在实际上，他们跟一些物理学家、小提琴手、或者管道工毫无二致。心理分析师有各式各样的人（现在仍然如此），从冰冷如铁到热情如火的人，从苛刻的人到友好的人，从强有力的到软弱的。然而，一些资深观察家想法给他们作了一个概括。一位编辑过几位分析师传记作用的非医学专业分析师阿瑟·伯顿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深感与众不同，也很孤独，他们是些聪明的犹太希伯来语教师（其中一些非犹太人亦是如此），他们具有一些所谓的阴柔品质（“母亲般的呵护”，直觉，敏感，易动感情）他们倾向于不可知论者，可也是自由主义者。　　　　
　　作家和教育家马丁·格罗斯却给他们另画了一幅像，他在《心理学界》（　1978）中进行了尖酸刻薄的攻击。他认为心理分析师是些骄傲自大的人，骗钱的家伙，傲慢，自视甚高，喜欢当病人的洗脑人，对他们的结果夸大其词，不是个自我陶醉的自我崇拜者就是个心中有数的江湖庸医。他的这番攻击也可能事出有因，可是，一些不抱任何成见的调查和对心理分析师的研究却给了他们一个非常积极的描述。到50年代，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更多地转向了自我分析，他们采纳了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强调与病人现实的相互接触，实际地解决一些问题，不仅解决病人无意识当中和已经过去的事情，还解决他或她的意识过程和当前的一些问题。　　　　
　　尽管如此，心理分析的诸多不利之处，哪怕是以修正的形式出现的，还有它在开拓更简单、更少代价的疗法过程中，都使它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在　60年代走了下坡路。其地位的丢失还有更重要的一些原因。门宁格基金的格伦·格巴德写道：“二战之后，对心理分析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热情，导致了在60年代苦涩的失望”——这的确不公平，因为心理分析学说从来都没有作为一种治疗社会问题的药方的面目出现，它只是解决个人问题的一些办法。职业杂志和大众杂志成篇累牍地说到“心理分析的危机”，谈到它的“地位一落千丈”，还攻击它缺少证据来说明自己是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贾得·马默博士有个总结性的说法，他写道：“这个书法留在墙上，供我们大家来欣赏。心理分析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　　　　
　　这几乎是　25年前的事情，心理分析学说到目前并没有消失。不过，它的地位和用途的确节节减退了。到本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心理分析学会的行政长官海伦·费希尔悲哀地承认：“几乎没有一个人，”——她这是在指医学专业心理分析师——“现在是在全日制地实施心理分析的。”至于说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最近报告说，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临床会员认为自己主要是心理分析师。有些心理治疗者，专业和非专业的，还在对一些病人使用心理分析——那些有能力承担时间和费用的病人——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主要的性格改变，进入深层次的无意识之中是目标，可是，心理分析学说不再是治疗的模式和理想方法，它也不再是治疗知识和研究的前沿。　　　　
　　但是，它关于人类性格和神经毛病的核心概念却以另外的形式存活下来。几种新疗法逐渐以更低的费用，更容易的疗法和更简单的方式替代了心理分析治疗，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直接地以心理分析心理学为基础的，它叫做心理分析式疗法，心理分析导向式疗法，或者动力心理疗法。它有很多种形式，可最典型的形式是，治疗者一周只看病人两到三次。病人坐着面对治疗师，后者得整天这样被人盯着——你可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可受不了这个——他是面对病人的一个真实的人，讨论，询问，提供建议，共享经历和知识，一般来说还得更多地当一位教导者而不是一个探听者和对无意识材料的解释者。　　　　
　　可心理动力学概念变得普遍起来，并成为治疗过程的中心。打个比方说，移情概念，可以存在，还可以用在每周一次的面对面的治疗当中，不过它在方法上与传统的分析有所不同。临床精神卫生顾问伯尼斯·亨特在几年前治疗她的一位年轻妇女时，对与这位患者的关系有如下的描述。（这个病案尽管时间不算太远，但它可以作为最近几十年来在动力心理治疗中发生的变化的典型。）：　　　　
　　她在婴儿时期即没有得到母爱——实际上，她在三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照顾别人的孩子，当时，她母亲因为车祸而终身瘫痪。在治疗关系当中，我很快成为好母亲可她却迟迟不能进入角色。我同情她，我支持她，我安慰她，我“准许她”边玩边工作，可以让她向别人和我发脾气。她经历了（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的）亚历山大所谓的“纠正型情感经历”，而且多多少少以不同的形式重新过了一阵童年生活。如同在正常的发展中一样，当她开始把我们的关系内化时，她就可以像任何健康的成人一样开始成人，开始当她自己的母亲。　　　　
　　到　70年代和80年代，一批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开始以心理分析原理发展“短期动力学疗法”。这些方法集中精力于单个目前给病人带来麻烦的问题，而不使用自由联想，不探入无意识部分，不苛求理解点，也不彻底检查性格，他们主要依靠病人的移情。与心理分析师不一样，这些治疗师积极地面对病人，用证据表明，他或者她正以一种从别种关系中移来的、非现实的方式与治疗师建立联系。治疗师有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这一层关系挑明，如下面由这位波士顿的精神病医生彼得·西弗尼亚斯所描述的（稍加删节）：　　　　　　
　　病人：我喜欢做些假表演。我戴面罩。我给人一个印象，即我与真实的自我不同。我的女友与我吹掉关系之前说，她不喜欢跟一个“假冒的东西”外出。我在这之前的那位女友玛丽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只是用词有所不同。我最好的朋友包勃也这么说。我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有时候，哪怕是在这里，我也有一股很大的冲动，想表演一下，让你崇拜我。　　　　　　
　　治疗师：那么，这股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病人：从很久以前。我以前喜欢表演一番取悦我母亲。我记得有一次编了一整套有关学校里的故事。我告诉她说，老师说了，我是她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学生。我母亲很喜欢，可是，你知道，医生，这不是真的。老师的确是表扬过我，但我把它夸大了。我把它编得走了样。　　　　　　
　　治疗师：这么说，你是在取悦你母亲，你是在取悦你的女友们，还有包勃，还有包括在这里——　　　　
　　病人：您说“还有包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一分钟之前你说，哪怕是在这里你也有这样一个倾向。　　　　　
　　病人：我说过吗？　　　　
　　治疗师：是的，你说过。另外，为什么这会使你惊讶呢？如果你喜欢跟任何人表演，你为什么不跟我也表演一番呢？　　　　　　
　　病人：我的确有个想法，就是说这是有可能的，可这正是我不想去做的事情。我到这里来就是要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干，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再装下去了。我希望你能帮助我。　　　　
　　在传统的心理分析中，要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加利福尼亚黑渥德的凯撒永久医学中心的临床心理学家莫什·塔尔蒙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单次疗法》，在书中，他讨论了在第一次面诊中——经常也是惟一的一次，尤其是在门诊中——可以在病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