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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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只有彻底摆脱自恋，既要摆脱个人的自恋，又要摆脱群体的自恋，才能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这个可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的精神发展的目标本质上同以宗教——精神的术语来表达人类伟大的精神领袖是相同的。尽管所用的概念不同，但是这些不同的概念所指的实质和经验是一样的。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特点乃在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明显差别，这种差异导致了毁灭性的武器的产生，而且，人的精神情感的发展也使人仍然处在带有一切病理症状的、显而易见的自恋状态中。人们又能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由这一矛盾而产生出来的灾难祸患呢？人们是否可能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摆脱一切宗教的教义，向前迈进一步，——这一步乃是人在以前永远没有能力跨出的？自恋是否如此深刻地渗透到人的内心，以致于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人永远也不可能克服“自恋的核心”？是否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希望，即在人类获得成为一个彻底的人的机会之前，自恋的狂热将不会导致人的死亡？没有人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人们只能观察到那些有助于人们避免这种灾难的令人满意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尽管我们不能减少每个人自恋的能量，然而我们却能改变自恋的对象。如果人类、即整个人的家庭成为群体自恋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某种政治制度成为对象的话，那么，收获就很可观。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体验到自身是世界的一个公民，并对人类及其成就感到自豪的话，那么，就会转向人类，把人类当作自恋的对象，而不是转向冲突的组织，如果一切国家的教育体系强调人类成就，而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成就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更令人震奋和感动的场面，即因自己能成为一个人而感到自豪。如果这种感情被所有一切人体验到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一次伟大的飞跃。希腊诗人安蒂戈涅用这句话表达了这种感情，他说：“世界上没有比人更伟大的了。”此外，我们还要补充这一点：即一切有益的自恋的特征指的是一种成就。承担起完成这些任何之责任的不是一个团体，一个阶级或宗教，而是全人类，它使每一个人都因自己属于这个人类而感到骄傲。眼下人类共同的使命是：联合起来，反对疾病，反对饥饿，运用我们的通讯工具在全世界人民中间传播知识和艺术。尽管在政治和宗教意识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人类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都不可能使自己摆脱这些共同的任务；因为本世纪的伟大成就是击垮对人类之不平等，以及人剥削人的必然性或合理性的自然原因或神圣原因的信仰，并使之不可能再重复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和中国以及各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都是以人的平等这一共同的思想为基础的，尽管这些革命，在有关的体系中产生了违背人的平等原则的行为，但是，一切人的平等的思想、人和自由和尊严的思想征服了这个世界。人类再也不可能回复到不久前仍然统治文明史的那些观念中去了。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却是历史事实。
　　人类形象及其成就的具体表现，作为有益的自恋对象，就象联合国那种超越国界的组织，这一组织自成立的那天起就创造了自己的标志，假日和节日。正是“人的节日”而不是国庆节才成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但是，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只有当许多国家，最终是一切国家同意并愿意为了整个人类的主权而减少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时候，才能在政治、情感和现实中获得这种发展。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组织以及合理地、和平地解决集体之间的冲突乃是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条件：人类及其共同的成就将成为群体自恋的对象。
　　［说到作为具体衡量这样一种尝试的例子时，我还想提几点建议。历史教科书必须重新改写成世界历史的教科书，在这种教科书里，每一个国家生活的比率必须是真实地符合现实，不可遭到丝毫的歪曲。正如世界地图在所有的国家都是相同的，都不能随意更改每个国家的大小一样。此外，电影也必须使人们对人类的发展感到自豪，以表明人类及其成就是如何成为各个不同的群体所作出的单一努力的最终综合的。］
　　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那样，自恋对象从单一的群体发展到整个人类及其成就的目的乃在于反作用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自恋的种种危险。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真正地坚信政治和宗教的理想，即坚信基督教、又坚信社会主义关于无私和兄弟般的情谊的理想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减轻每一个人的自恋程度。尽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然而，目前存在的可能性较前更大了，因为人具备了创造物质条件的能力，使得每一个人都能过上一种享有尊严的生活。技术的发展使一个团体摆脱了剥削和奴役另一个团体的需要；它已经消灭了战争，并使之转变为经济上的一种合理行动；人第一次脱离半动物的状态，而进入一个真正的人的状态之中，因此，人们不需要用自恋的满足来弥补物质和文化的贫困。
　　科学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大大地有助于人在这些新的条件基础上所作出的克服自恋的尝试。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教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方向应从最初的技术倾向转移到科学倾向中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批判的思维能力，加强客观性，承认现实，坚持真理的观念。这一真理并不属于任何偏见，它对每一个具有认识能力的群体来说都是有效的。如果各个文明的国家都能够创造一种科学的倾向，使之成为年轻人的基本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在反对自恋的斗争中取得很大的成绩。产生同样效果的另一个因素是人道主义哲学和人类学的教育。我们不可能期望一切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差别都会消失，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每一个体系的建立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体系，这就可能成为倒退到自恋的又一源泉。但是，尽管允许这些差别的存在，一个共同的人道主义的信念和经验也是存在的。这个信念是：每一个个个都具有全部的人性。虽然人在智力、才能、高度和肤色方面有所不同，“人的状况”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相同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经验包括这样一种感情，即人都是相同的，“我就是你”，人可以理解对方，因为双方都具有人生存的共同要素。只有扩大了我们意识的范围，这种人道主义的经验才是完全可行的。我们自己的意识往往只局限于我们的社会所允许自己的成员意识到的范围，那些不符合社会所描绘的图景的人道主义经验都被压抑了。因此，我们的意识主要代表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同时，我们的无意识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体现的人的普遍性。扩大自我意识、超越意识以及提示社会无意识的领域将使人体验到自身中的全部人性；也能使人经验到这一事实，即他既是一个罪犯，又是一个圣人，既是一个孩子，又是一个成人，即是一个健康的人，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既能回顾人类的过去，又能展望人类的未来——他本人正体现了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我认为，由一切声称代表了人道主义的宗教、政治和哲学体系所继承的真正人道主义传统的复兴，结果将导致向当代所存在着的最重要的“新领域”的迈进——即人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所论述的所有这些思想，并不意指这一点：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教义乃是实现人道主义的唯一关键的途径。我认为，只有当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改变的时候，即官僚主义的工业变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工业；一体化变为非一体化；“机器人”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积极肯干的公民；国家主权服从人类的主权及其精选的机构；“富国”同“穷国”国家合作双方共同努力来建立穷国的经济体系；普遍的裁军以及为完成建设任务而有效地使用现存的物质资源，具备上述条件时，一切教义才能产生影响。普遍之所以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人类的一部分生活在遭另一个集团全面毁灭的恐惧中，而其余的人则生活在害怕遭到双方集团的毁灭的恐惧中，那么，群体自恋确实是不可能消失的。人只有在这样一种气候中才能成为人，在这种气候中，人能够期待着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活着看到明年，看到未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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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乱伦关系
　　前几章中，我们讨论了两种定向——恋尸癖和自恋——这两种定向的极端形式是反对生命和发展而有利于争斗、破坏和死亡的。在这一章中，我将要讨论第三种定向，即乱伦的依赖关系。这一定向的恶的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后果与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定向是相同的。
　　我将再次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个主要概念，即乱伦的恋母固结谈起。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概念是他的科学体系的基石。我觉得，他对恋母固结的发现在人的科学中确实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在这个方面，正象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那几个方面一样，由于弗洛伊德不得不用里比多理论来表达恋母固结，因而限制了他的发现和成果。
　　弗洛伊德观察到，在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中，存在着一种先天的超乎寻常的能量，因而，普通人要完全克服这种依恋是很困难的。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了男人因自己同女人发生关系的能力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后果这一事实，那就是：这个男人的独立性被削弱了，他的有意识的目的和被压抑的乱伦的依恋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各种精神冲突和症状。弗洛伊德认为，在男孩对母亲依恋的背后起作用的力量，是生殖的里比多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对母亲产生性的欲望，从而仇恨父亲，把父亲视为性欲的竞争者。但是，这个小男孩慑于自己的对手有更大的力量，只好将自己这种乱伦的欲望压抑下去，使自己遵从父亲的命令和禁忌。然而，他那被压抑的乱伦欲望却无意识地保存下来了，尽管这些欲望只有在较严重的病状中，才强烈地表现出来。
　　至于女孩子，弗洛伊德在1931年承认，他以前低估了女孩对母亲依恋的持续性。有时，“这种持续性包含着一段很长时期的性欲发端期。……这些事实表明，女子的前恋母情结阶段比我们迄今所想象的更为重要。”弗洛伊德继续说道：“看来，我们应该取消把恋母情结是神经病的基础这一论断的普遍性。”然而，他又补充说道，如果有人不愿接受这个修正意见的话，那么，他尽可以这么做，因为人们既可以“扩大恋母情结的内容，使之包括到所有的孩子同双亲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女子只有在征服了被消极的情绪所支配的第一个阶段之后，才能达到正常的恋母情结的状态……。”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女孩的发育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前恋母情结阶段。这个认识令我们惊奇，它可与希腊文明之后所发现的米诺——迈锡尼文明的意义相匹敌。”
　　在最后这句话中，弗洛伊德与其说是清楚地不如说是含蓄地承认，早在发育的最初阶段，两性中就已普遍地存在着对母亲的依恋，这种依恋与前希腊文化的母系氏族的特征相比较，犹胜一筹。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一贯坚持这个思想。首先，他认为，恋母情结的依恋阶段可以称之为前恋母情结阶段，以为这个阶段在女子那里远比在男子那里更为重要，这种说法有点荒唐。第二，弗洛伊德只是用里比多理论来理解女孩的这个前恋母情结阶段。不过，当弗洛伊德表明下述看法时，他已经接近于超越里比多理论。弗洛伊德指出，许多妇女都抱怨没有足够长的喂奶期，这就使他感到怀疑，“如果审察一下那些和原始人具有同样长的哺乳期的孩子的话，是否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抱怨了。”但是，弗洛伊德只作出了这个回答：“孩子的里比多欲望是多么强烈啊！”
　　就我的经验而言，女孩的前恋母情结在性质上不同于男孩的前恋母情结，前者是一种远为重要的现象，与这种现象相比，男孩的生殖乱伦的欲望则居于次要地位了。我发现，男孩或女孩的前恋母情结的依恋是进化过程中的主要现象之一，也是神经病或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我不愿把这一现象称为里比多的表现，不管我们用不用里比多这个名称，我宁可对这种现象作这样的解释，即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于男孩的生殖欲望。从“前生殖”的意义上讲，这种“乱伦”的欲望是男人或女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情感，是人渴望得到保护，得到自恋的满足的需求；人也渴望从责任、自由和意识的危险中解放出来；他还渴望得到无条件的爱，而不需要付出自己的爱作为报答。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需要在婴儿那里是存在的，母亲则成了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婴儿就无法生活下去。因为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各种力量。他需要爱和关怀，而这是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的。如果母亲不能起到这种作用，那么必须有另一个被H·S·沙利文称之为“象母亲那样的人”担负起母亲的任务，这个人可以是祖母，也可能是姑母。
　　但是，婴儿需要一个如同母亲一般的人这个相当明确的事实却掩盖了这一点，即不仅婴儿是无能的，他需要一种安定感，从许多方面来看，成年人也是无能的。尽管成年人能劳动、能完成社会分派给他的工作；能比婴儿更清楚地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的威胁和危险，但却知道他是无法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无法预测灾难的发生，无法避免疾病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能比疯狂地渴望获得一种给自己带来安定、保护和爱的力量更为自然呢？这种欲望不仅仅是他眷恋母亲的“再现”，它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与婴儿渴望能一直得到母亲的爱是一样的，虽然这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如果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也能为自己的余生找到“母亲”的话，那么就可以消除生活中出现的危险和悲剧。假如人真的如此无情地去追求这种海市蜃楼（fata　morgama），我们是否会感到惊奇呢。
　　但是人至少也明白，失去的乐园是不能复得的；人注定要生活在不安定和危险之中；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只有充分发展自己的权力，才能使自己获得一点力量和胆识。于是，他从诞生开始，就为这两种倾向所苦恼：一种是走向光明，另一种是倒退到母体中去；一种是向往冒险，另一种是祈求安定；一种是为争取独立而冒险，另一种则安于保护和依靠。
　　从遗传学的意义上讲，母亲是第一个维护和保证这种安定性的力量的化身。但母亲决不是唯一的一个化身。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作为一个人的母亲以后经常被家庭、家族以及同一血统和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所有的人代替或补充。往后，当集体的数目日益扩大的时候，种族、民族、宗教或各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