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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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但隔了一天，他的情绪就很坏了。到了第三天，他就不想显得那么的“不合群”，以后便怀疑起这份有关健康的报导是否正确。于是他又继续抽烟，尽管他已经“决定”停止抽烟了。所有这些决定都不过是些想法、计划、幻想而已；它们具有很少或根本就不具有现实性，除非人们作出实在的决定。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当我们将一支香烟放在他的眼前，等他作出是否抽烟的决定；过一会儿，又让他决定是否抽另外一支香烟，等等，这时这种选择才是实在的选择。一个具体的行动通常需要人们作出某一决定。在这种场合，问题就在于人究竟是否有不抽烟的自由，或者说，人是否就是不自由的。
这里会出现几个问题。假定这个人不相信关于吸烟的健康报告，或者即使他相信这一点，他以为宁可不失去这种抽烟的乐趣，也不愿多活20年。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但是，问题可能只是被掩盖了。这的有意识的思想不是别的，可能就是那种即使努力也不能取得戒烟成功的感情的文饰。因此，他喜欢佯称任何戒烟都是不成功的。然而不管选择的问题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选择的本质都是相同的。这就是在由理性指导的行为和与此相对立的、由非理性的感情所控制的行为之间的选择。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是以“合适的思想”为基础的，而这些“合适的思想”决定着保证个人精神和智慧的展开获得充分发展的行动。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类的行为理所当然是由感情或理性决定的。当人受情感支配时，人就要遭奴役，爱理性控制时，人就能获得自由。
非理性的情感是指那些操纵人、迫使人去干与自己真正的自我利益相违背的事，从而削弱和毁坏他自身的力量，使他遭受苦难的种种欲望。自由选择的问题不是在两个同样善的可能性之间进行的选择；也不是在去打网球还是去散步之间的选择，更不是在去拜访一个朋友还是留在家里看书之间的选择。包含着决定论或非决定论所说的自由选择，总是指选择较好的、摈弃较坏的自由──较好与较坏通常是按生活的基本道德问题来理解的──也就是在进步或倒退，爱与恨、独立与依赖之间的选择。自由不外是听从理性、健康、幸福、良心的呼声而反对非理性情感愿望的能力。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同意苏格拉底、柏拉图、斯多噶派和康德的传统观点。我所要强调的是，服从理性指令的自由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心理学问题。
让我们回到那个面临选择抽烟还是不抽烟这一例子上来，或者换个角度来探讨这个人是否有遵从理性意图的自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并能相当确切地预言，这个人是不会遵从他的理性意图的。假使他是一个深为母亲形象所束缚，并具有一种口腔接受定向的人，他便是一个对别人有所期待的人，这种人永远也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这一切都充满了紧张和持久的焦虑；对他来说，吸烟是自己接受需要的满足，以解除自己的焦虑；他把吸烟看作是力量、成熟和活力的象征，为此，他不能没有烟。他渴望抽烟乃是他的焦虑的结果，是他乐于接受等等的结果，他吸烟的渴望和这些动机一样强烈。有一点值得注意，当这些动机强烈到人无法克制自己欲望的时候，除非在他自身内力量的平衡发生猛烈的变化，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并不能自由地去选择他认为较好的动机，以达到一切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成熟的、富有创造性的、并不贪婪的人，他不可能按照与理性以及与自己真实利益相冲突的方式来行动。但他也是不自由的；他不抽烟，那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抽烟这种嗜好而己。［ST·奥古斯丁说过，人在至福的状态中也是没有选择犯罪的自由的。］
选择的自由不是人们既可“有”，也可“没有”的一种形式上的抽象的能力；毋宁说，它是人的性格结构的一种功能。有些人没有选择善的自由，因为他们的性格结构己失去依据善来行动的能力。另一些人则失去了选择恶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性格结构已失去了对恶的渴望。我们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都取决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因为在他们的性格中，力量的平衡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然而，在大多数人身上，我们会碰到各种矛盾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平衡才使选择成为可能。行为乃是个人的性格中种种冲突倾向的各自力量相较量的结果。
讨论到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自由”这个概念：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自由是一种态度，一种定向，它是成熟的，充分发展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的性格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这个意义而言，我所说的一个自由的人，就是指一个仁爱的、富有创造性的独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并不是两种可能的行动之间的具体选择，而是指行动的人的性格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自由去选择恶”的人，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们所说的自由的第二种含义，主要是指从对立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的能力，两者择一，经常是指生活中合理的利益与不合理的利益之间的选择，及其发展与停滞、死亡之间的选择。在第二种意义上，最好和最坏的人，都没有选择的自由，恰恰是具有矛盾倾向的普通人，才存在着自由选择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从第二种意义上来谈论自由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究意是根据哪些因素在矛盾的倾向中进行自由的选择的。
十分明显，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矛盾倾向的各自力量，特别是这些倾向中所存在的无意识方面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在非理性的倾向较强大的时候，又是什么因素保证选择的自由，我们就会发现，选择较好而不是选择较坏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认识（awareness）。（1）在于对构成善或恶的东西的认识；（2）认识到在具体境况中应采取何种行动，才是达到目标的一种适当的手段；（3）认识到在表面愿望的背后起作用的力量，这就是说，要发现无意识的欲望；（4）对可供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种种现实可能性的认识；（5）对人们选择一种可能性反对另一种可能性所产生后果的认识；（6）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让行动的意志参予这种认识，同时亦准备经受失败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因为人的行动违背人的感情而引起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认识才是有效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不同种类的认识。对善和恶的认识，不同于多数道德体系中被称之为善和恶的理论知识。按照传统权威的观点来看，爱、独立和勇气都是善；恨、屈从、胆怯则是恶。这种认识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从权威、传统学说等获得的知识乃是被异化的知识，人们之所以相信它的真理，仅仅因为这种知识有那样的来源。认识意味着人通过经验、实验和观察，通过获得一种信念而不是采用一种不负责任的“意见”，使所获得的东西成为自己的知识。但是，以一般原则为依据的决定是远为不够的。除了这种认识外，人们还需要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平衡，以及隐藏在无意识力量中的那些文饰。
我们举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男子被一个女子强烈的吸引着，并具有一种想与她发生性交的强烈愿望。这个人有意识地认为他所以有这种欲望是因为这个女人太美了，太聪明了，她是那么需要被人爱。或者说，这个男人的性欲太得不到满足，他多么需要爱情，他感到多么孤独……也许他会意识到自己与那个女人的恋情，可能会把他们两人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也许这个女人会因害怕而寻找保护的力量，因此不轻易放走他。尽管他意识到这一切，他还是继续和她保持暖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知道自己的欲望，而不知道潜伏在欲望底下的种种力量。那么这些力量会是什么呢？我只想指出其中的一种力量，这是经常发生影响的一种力量：这就是虚荣心和自恋。如果他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这一点，即认为征服这个女孩子就证明自己有魅力、有价值的话，那么他通常是认识不到这个真正的动机的。他就会听信所有上面提到过的或更多的那些文饰。因此他之所以能按自己真正的动机行事，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这个动机，他还沉湎于这一幻想中，即认为自己是按照另外一种更为合理的动机来行事的。
下一步，就是要全面认识自己行动的后果。在作出决定的时刻，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欲望和动听的文饰。然而，如果他能清楚地看到自己行动的后果，他就会作出不同的决定。例如，倘若他能看到这是一个持久的没有真情的恋爱事件的话，他就会因只能通过肉体的征服，才达到自恋的满足这一点而厌倦这个女人。不过，也许他会继续作出虚假的允诺，因为他感到自己有罪，并害怕承认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这一事实；也许他害怕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会给自己带来较弱无力的后果，等等。
但是，即使是认识到这种潜伏着的真实的动机和后果，也不足以增强作出正确决定的倾向。此外，另一种重要的认识也是必要的，这就是：要认识到什么时候能作出真实的选择，认识到一个人所能作出选择的各种可能性中，何者是现实的可能性。
假如他认识到所有的动机和全部后果，假如他“决定”不和这个女人睡觉，而是带她去看展览，在回家之前又建议“一起去喝上一杯”。表面看来，这并不伤害别人，一起去喝一杯酒似乎没错儿。的确，如果各种力量的平衡不是早已变得如此脆弱的话，是不会出差错的。如果他会意识到“一块儿喝一杯酒”会引起什么后果的话，那么这时他就不会邀请她了。因为，他会认识到气氛将是浪漫的；饮酒会削弱他意志的力量；他会禁不住又溜进她的公寓去碰另一次杯，他会清楚地发现自己与她做爱。清醒的认识会使他预见到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当然，要是他能预见到这一点，他就能克制住“一起喝一杯”的欲望。但是，正因为他的欲望使他看不到这种必然的后果，所以当其仍有进行正确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就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他作出真实的选择是在他邀请她去喝一杯（或者当他邀请她去看展览）的时候而不是开始与她做爱的时候。这样，在一系列决定锁链的最后环节上，他不再是自由的了，如果他早点认识到当时当地所作出的真实决定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也许就自由了。关于人没有选择较好的事物以反对较坏事物的自由这一论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下述这个事实为基础的，即：人们通常只看到事件发展过程中的最后的决定，而忽视了第一个或第二个决定。事实上，到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刻，选择的自由往往倒是不存在的。但是，当一个人在早期阶段，即深深地陷入自己的感情中去的时候，他仍是有选择的自由的。我们或许或以作出这样的概括：多数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好他们仍能按理性去自由行动的时刻，而当他们认识到这种选择、想要作出决定的时候，又为时太晚了。
至于何时才能作出真实的决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同上述这个问题有紧密的联系。我们的选择能力常常随着我们生活实践的改变而改变。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心肠就越硬；我们越能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的心肠就越软；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们的心也就越充满了活力。
下棋是对这个原则的很好说明。假定两个旗鼓相当的棋手开始对弈，他们两个同样都有获胜的机会（拿白子的这边获胜的机会可能多些，但就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目的而言，可以忽略这一点）。换句话说，每一方都同样具有获胜的自由。后来，比方说，走了五步棋以后，局面就不同了。虽然双方仍都能获胜，但是，由于A出奇制胜，已获得更多的取胜的机会。看来他比对手B有更多的获胜的自由。然而B并未因此失去获胜的自由。又走了几步棋以后，A落子步步正确，B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A几乎就要赢了，但只是几乎而已。B仍可能取胜。经过更进一步的交锋，最终决定胜负了。倘若B是一个高明的棋手，他就会看出，他在实际上被“将”死之前已失败了，他早已不再有取胜的自由了。只有那些棋艺很差劲的人才不可能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作出恰当的分析，并抱有这种幻想，即认为他在失去了获胜的自由以后仍能取胜，从而在这一幻觉下继续维持残局；也正是这种幻觉使他落得一个痛苦的结局：他终被“将”死了。［如果下棋失败了，结局不会是很痛苦的。但是，由于将军们在他们已失去优势的时候，不擅长于指挥而又缺乏观察的客观性，从而造成千百万生灵的死亡时，结局确实是惨的。在本世纪，这样的痛苦结局我们已目睹了两次。一次是在1917年，另一次是在1943年。当时德国将军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他们已失去了获胜的自由，而是继续进行无谓的战争，牺牲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下棋这个比喻的含义是明显的。自由并不是我们“具有”或“没有”的一成不变的属性。事实上，自由只是一个单词，一个抽象概念，除此之外并不存在称之为自由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只是这样一种现实：在作出选择的过程中，存在着使我们自己获得自由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行选择的能力的程度，因每一行动以及我们的实际生活而有所不同。凡是在能增强我的自信心、我的正义感、我的勇气和我的信念的生活中前进一步，也就增强了我选择愿意选择的东西的能力，以至最后我觉得选择不愿意的行为比选择愿意的行为更困难。另一方面，每一种屈从的、怯懦的行为都会使我软弱无力从而为进一步顺从的行为开辟道路，最终导致自由的丧失。一方面，我不再会作出错误的行动，另一方面我已失去正确行动的自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不同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实际生活中，作出选择的自由的程度，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都是不同的。如果选择善的自由的程度很大的话，那么人们只须作出较小的努力便能选择善。反之，如果这种程度是小的话，那么，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和良好的环境。
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体现在圣经中法老对提出让希伯来人返回家园这一要求的反应。法老害怕给他和他的人民不断带来痛苦；因此，他答应放走希伯来人。但是，眼前的危险一旦消失，“法老的心又变得冷酷了”。他重新决定不让希伯来人获得自由。心变得冷酷的过程乃是理解法老行为的关键。法老据绝作出正确的选择的时间越长，他的心也就变得越冷酷。所有的痛苦也没有改变这一致命的发展，最后的结果是法老及其人民的毁灭。法老从未经历过一种心的变化，因为他只是以害怕作为任何决定的基础。也正是因为缺乏这种变化，他的心才变得越来越冷酷，直到他不再拥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为止。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发展的话，那么关于法老的这颗冷酷的心的故事只是充满诗意地表现了我们每天都可观察到的事实。让我们来看这个例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