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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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自己和别人的发展的话，那么关于法老的这颗冷酷的心的故事只是充满诗意地表现了我们每天都可观察到的事实。让我们来看这个例子：一个8岁的白人男孩有一个小朋友，后者是一个有色女仆的儿子。这个男孩的母亲不喜欢他跟一个小黑人玩耍，因此不让他再去看他的小朋友。男孩不听。母亲就对他说，要是他听话，便可以带他去看马戏。孩子服从了。这种自我背叛和接受诱惑的行为对这个小孩子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他感到羞愧，他诚实的意识遭到损害，从而失去了自信心。然而，并没有发生任何无可挽回的事。10年以后，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这是一件远为令人迷恋的事；他们俩人都感到有一种深厚的人情心意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但是女孩子的家境比男孩低微，因此男孩的双亲对他们的婚约感到不快，并试图劝阻他。当他仍固守己见时，他的双亲允许他去欧洲旅行6个月，假如他愿意等回来后再成婚的话。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自觉地相信，这次旅行将对他大有好处，当他回来时，他不会减少对这个女孩子的爱。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他在欧洲见到了许多别的女孩。他很爱大家的欢迎，于是，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最后，他对那个女孩的爱情和结婚的决定动摇了，变得愈来愈软弱，在他回来之前，他就写信给那个女孩，解除了婚约。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作出这个决定的？这并不象他自己所想的那样，是在他给她写最后一封信的那天决定的，而是当他接受双亲让他去欧洲旅行的那天就决定了的。他意识到──虽然不是自觉的──接受这种诱惑就意味着背叛了自己，于是，他不得不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毁约了。不过，在欧洲旅游的行为并不是他毁约的原因，而是他试图成功地实践自己诺言所依赖的心理机制。这时他再次背叛了自己。结果便增强了自卑感和（隐藏在对新的征服的满足背后的）内心的虚弱、自信心的缺乏。我们还须详述他往后的生活吗？他献身于父亲的事业，不再进行他具有天赋的物理研究；他同双亲的一个有钱朋友的女儿结了婚。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成为那种违背自己良心作出关键性决定的政治领袖，因为他害怕舆论的反抗。他的历史就是心肠冷酷的人的历史。道德上的一次失败，使他更易于遭受另一次失败，以至弄得不可收拾。在8岁的时候，他还可能坚持已见，拒绝诱惑，他仍可以获得自由。一个朋友，一个长辈，一个教师知道了他的困境，或许还可以给他帮助。但当他18岁的时候，他的自由就不多了；对他来说，未来的生活即是自由逐渐减少的过程，直到他失去生活的目标为止。大多数以无耻的冷酷了其一生的人，诸如希特勒的官员们，在他们刚踏上生活旅程的时候，都有成为善良人的机会。详尽地分析他们的生平，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何种既定的时刻，人的心会冷酷到什么程度；何时才会失去维持人性的最后机会。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第一个胜利使取得第二个胜利更为容易，以至最后不再需要任何努力即可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所举的例子表明，多数人在生活艺术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坏的；同样，也不能说，他们因缺乏意志，才不能过上一种更美满的生活。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他们站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必须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头脑既不清醒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生活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们仍可以作出各种选择和回答的时候，他们都还蒙在鼓里。于是，沿着错误的道路每走一步，要他们承认自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这个事实，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其原因通常在于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承认有必要追溯到错误行为的起点，并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浪费了精力和时间。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情况同样如此。希特勒的胜利是必然的吗？德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推翻他的自由吗？在1929年就已存在着促使德国人走向纳粹主义的各种因素：存在着一个痛苦的、具有虐特狂性格的下层中产阶级，它的心理状态在1918－1923年间就已形成；1929年的经济萧条引起大规模的失业；早在1918年就为社会民主党领袖所容忍的国家军事力量得到不断的加强；部分重工业的领导人害怕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把社会民主党视为自己主要敌人的共产主义者所制定的策略；同时也出现了那些虽有点才干，却近于半疯狂的机会主义者煽动民心的宣传──这里提到的只是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强大的、反纳粹的工人阶级政党；存在着强有力的工会；存在着反纳粹的自由中产阶级；以及德国文化和人道主义的传统。如果1929年双方的倾向与因素得到平衡的话，那么，击败纳粹这一现实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这也可同样用来说明希特勒在占领莱因兰之前那段时间内的情况。在一些军事领导者之中，出现了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并且，当时希特勒的军事设施是有相当弱点的，西方同盟军很可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搞垮希特勒的统治。另一方面，要是希特勒不以自己疯狂的、残忍蛮横的行动来反对被占领国的人民，其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希特勒听从他的将军们关于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其它阵地作战略撤退的劝告，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希特勒仍然有免遭失败的自由吗？
我们所举的最后一个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认识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的能力，即：认识那些现实的选择，反对那样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因为后者是不以现实的可能性为根据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在每一种状况的选择中，只存在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在黑格尔看来，自由的人就是按照他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即对必然性的认识来行动的；不自由的人不能认识到这种必然性，因此他被迫按一定方式行动，却不知道自己就是必然性或理性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从非决定论的观点来看，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人能在许多可能性之中进行自由的选择。但是，常常不是只有一种“现实可能性”，而是有两种，甚至更多的“现实可能性”，并且，决没有任何任意性，使人在无限的可能性之中进行选择。
“现实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就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中能互相作用的各种力量的整体结构而言，现实可能性就是一种能物化的可能性，它与虚构的可能性相反，后者是以人的希望或欲望为依据，但这种可能性在既定的现存环境中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人是由某种可以确定的方式构成的各种力量的集合。作为一种特殊构成的模式，“人”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既受环境条件（阶级、社会、家庭）的影响，又受遗传和先天条件的限制。研究这些固有的既定趋势，我们就能看到，它们不是决定某种“结果”的必然“原因”。一个天生胆怯审慎的人，既可以是过分腼腆、羞怯、消极、沮丧的，又可以成为一个直觉很敏锐的人，例如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心理学家，一个医生；但他不具备成为一个感觉迟钝的、无忧无虑的“积极进取的人”的“现实可能性”。他究竟是朝这一方向还是朝那一方向发展，要由倾向于他的其它因素来决定。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先天就有，或早先获得虐待狂成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或许能成为一个虐待狂者，或许能通过反对和克服这种虐待狂，形成一种特殊坚强的心理“抗体”，使他不可能采取粗暴的行动，从而对任何他人或自己身上的残酷行为十分敏感。这种人永远也不可能对虐待狂采取冷漠的态度。
现在让我们从探讨气质因素范围内的“现实可能性”，回到关于抽烟者的例子上来。这个吸烟者面临这样两种现实的可能性：或许他仍是一个有烟瘾的人，或许他从今以后不再抽一支烟。他相信，自己有继续抽烟的可能，但仅仅抽几支烟。然而，这种信念最后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在我们所举的恋爱的例子中，那个男人也面临着两种现实的可能性：或者不邀请这个女孩外出，或者就和她发生恋爱关系。他以为自己可以选择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可以邀请女孩一同渴酒，但又不发生恋爱关系。事实上，就他们两个性格中各种力量的综合而言，这种可能性是不真实的。
如果希特勒不是那么野蛮和残酷地对待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不曾自恋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拒绝作战略撤退等的话，那么，希特勒就是赢得战争胜利的现实可能性，或者说，他至少具有一种不遭惨败的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选择以外，也不存在别的现实的可能性。正如希特勒本人所希望的那样，他想要能给被征服的人民以毁灭性的打击，用拒绝撤退的决策来满足他的虚荣心，从而按照自己的野心范围来威胁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希望都不在现实可能性的范围之内。
目前的形势也是这样：由于各方都拥有核武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互害怕的猜疑，因此存在着发动战争的强烈欲望；也存在着对国家主权的偶像崇拜；在外交政策方面则缺乏客观性和理性。另一方面，在两大集团的大多数人中，还存在着避免核毁灭灾难的希望。还有，两大集团之外的人民的呼声，他们坚决认为，大国不应当把其它国家也卷入他们的疯狂行动中去。当然，也存在着允许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社会和技术的因素，这些因素为人类打开了通向幸福未来的道路。当我们拥有这两类倾向性的因素的时候，还存在着这样两种现实的可能性，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或者以结束核武器竞赛和冷战来选择和平的可能性；或者是继续推行现行的政策，以选择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是现实存在的，即便一种可能性大于另一种可能性，但仍有选择的自由。不过，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们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煽动冷战和掀起偏执狂和仇视情绪的同时，又要避免核武器的毁灭。
1962年10月，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作出决定的自由，那场违背每个人的意志──除了那些疯狂的恋死者外──的灾难将会发生。但在这一时刻，人类得救了。紧张局势的缓和，使得谈判和妥协成为可能。当前即1964年，恐怕是人类在生活与毁灭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最后时机。但是，如果我们不透过表面上的和解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失去选择的自由。因为这种象征着善良意志的表面上的和解并不意味着对既定的选择及其各自后果的深刻认识。如果人类要毁灭自身，其原因并不在于人心固有的邪恶，而是由于人类无力认识现实的选择及其后果。自由的可能性恰恰就在于认识何者是我们可以在其间进行选择的现实可能性，何者是“非现实可能性”。这种“非现实可能性”只不过是我们所希望的意愿而已。我们正是借此意愿，企求摆脱在两种虽现实但却并不普遍的（无论是就个人而言，还是就社会而言）可能性之间作出决定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任务。当然，非现实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的可能性；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妄想。但不幸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面对现实的选择，以及必须作出需要洞察力和有所牺牲的选择的时候，宁愿认为还存在着别的可能性供我们去寻求。于是，我们就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现实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寻求不过是一种烟幕而已，在这一烟幕的掩盖下，命运作出了自己的决定。期望非现实的可能性会成为现实，这是一种幻想，如果在这种幻想下生活，那么，当人作出选择并发生了意外灾难的时候，人就会感到震惊、感到愤怒和痛苦。就在这时，他唯一应该做的是责备自己缺乏面对问题的勇气，责备自己缺乏认识问题的理性，但是，他却采取了谴责别人，为自己辩护或向上帝祈求的错误的态度。
我们的结论是，人的行动总是由于某些欲望引起的，这种欲望植根于（通常是无意识的）在他的人格中起作用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达到一定的紧张状态，它们就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于不仅能引起人的欲望，而且亦能使人听命于它们的摆布──因此，人就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如果矛盾着的欲望在人格中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有选择的自由的。这种自由被现存的现实可能性所制约，这种现实可能性又为整个形势所限制，人的自由表现为他在现存的现实可能性之间（两者择一）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可以被定义为在对选择及其后果的认识的基础上行动而不是根据“对必然性的认识行动”。由此可见，非决定论是永远不存在的；有时存在着决定论，有时存在着以认识──这一唯一的人类现象为基础的选择论。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在事情发生以前的总的原因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成为下一事件之原因的动机。然而，何者是这些可能的原因中的有效原因，也许得依赖于人对那个决定时刻的认识。换句话说，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但并非每一事物都是被决定的（就这个字的最“严格”的意义而言）。
我们在这里对决定论、非决定论和选择论展开讨论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三个思想家。他们是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三个思想家，通常被人们称为“决定论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称呼他们。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他们也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斯宾诺莎写道：“在心灵中没有绝对的或自由的意志，而心灵之有这个意愿或那个意愿乃是被一个原因所决定的，而这个原因又为另一个原因所决定，而这个原因又同样为别的原因所决定，如此递进，以至无穷。”斯宾诺莎把我们主观上体验的意志自由这一事实──在康德和许多别的哲学家看来这是对我们意志自由的最好证明──解释为自我欺骗的结果：我们只认识到自己的欲望，但我们不认识欲望的动机。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有欲望的“自由”。弗洛伊德也表明了一种决定论的观点；他相信精神的自由和选择。他说，非决定论“是相当不科学的。……它必须让位给支配整个精神生活的决定论的主张。”马克思也被看作是一个决定论者。他发现了历史的规律，并用这种规律来说明政治事件是阶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阶级斗争又是现存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的结果。看来，这三位思想家都否定人的自由，都看到人是服务于各种在其背后起作用的力量的工具。这些力量不仅使人产生了欲望，而且决定着人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属于正宗的黑格尔派。在黑格尔看来，对必然的认识是最大限度的自由。［对这个问题的详尽讨论，参阅我的《超越幻想的锁链》（纽约，1962年、袖珍本1963年）］
我们不仅可以从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本人的表述中看到他们三人似乎都可以说是决定论者，而且他们的许多学生也是这样理解他们的。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来说尤其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谈到，好象只有一个不可变更的历史过程，未来是由过去决定的，某一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弗洛伊德的许多学生持与弗洛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