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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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生存，为达到生的目的服务的。）以后，弗洛伊德又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这一理论。他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这本书中，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系统发生学的原则，他称之为“强迫性的重复”（repetition　pulsion），其作用在于恢复先前的状况，最终使有机的生命回复到无机生存的初始状态中去。弗洛伊德指出：“如果说生命在不可认识的、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可想象的方式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出来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按照我们的假设，本能在那时就已出现了。本能的目的正是为了再次扼杀生命、重新确立事物的无机状态。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一假设，承认这种本能中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把这种动力看作是死本能的体现，这种本能在一切生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事实上，这种可以被认识到的死本能既可以向外反对别人，又可以向内反对自己，并通常与性本能结合起来，这在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的反常行为中是屡见不鲜的。与死本能相对的是生本能。当死本能（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中，有时又称之为“死亡本能”，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这么说过）具有分离与崩溃的作用的时候，爱欲则起到了联结、综合的作用。它将有机物同有机物、以及有机物中的细胞结合起来。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了这两种基本的本能互相争夺的场地。“爱欲力求使有机的实体结合成更庞大的整体”，而死本能则把爱欲所要最终确立起来的东西彻底摧毁。
　　弗洛伊德犹豫不决地试着提出了这个新的理论，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强迫性的重复这一假说的基础上。这一假说充其量也只不是尚未证明的思辨罢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偏好的二无论中的任何一个命题都不是以众多矛盾的依据为基础来回答反对的意见的。绝大多数活着的人都以惊人顽强的毅力为生存而战，只是在少数例外的场合下他们才企图毁灭自己。而且每个人所具有的破坏能力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一差别不仅仅指死本能的各种外在表现和直接的内在表现之间的区别。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具有特别强烈的破坏欲望的特点，但绝大多数人却没表现得那么突出。然而，不具有如此强烈地毁灭他人的欲望，并不是说一定会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毁灭、受虐狂、疾病等等的特点。［弗洛伊德很注意这种反对意见——如果死本能是如此之强烈的话，那么，正常的人都会自杀，因为他们都认为“有机物是自愿要求死亡的，于是，便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的状况，即通过一个短期的循环，活生生的有机物竭尽全力起来反对各种有助于迅速达到生物目的事物（事实上，即危险）”（《超越快乐原则》第51页）］在阐明了所有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之后，我们对象奥费尼谢尔这样一大批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理论或仅仅是有条件地、有限制地接受这一理论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我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应当向以下这个方面发展：爱欲和毁灭的欲望、对生与死的爱恋确实是人本身存在着的最基本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所说的人固有的两种本能，它们经常处于互相的冲突之中，直到死本能占上风为止，而是归初始的和最基本的生的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保存在生命之中，只有当人未能达到生的目的的时候，才显现出来。按照这个观点，“死本能”是一种恶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断地出现，并占了主导地位，致使爱欲得不到发展。在弗洛伊德看来，死本能属于心理病理学，而不是正常的生物学的一部分。因此，生本能成为人的最初的潜能，死本能则是人的第二种潜能。［］一旦具备了适当的生存条件，这种初始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正象一粒种子只有在一定的水分、温度等适当的条件下才能生长一样。如果这些适当的条件不存在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恋尸癖的定向，人便受这种定向的支配。
　　那么，哪些条件会导致恋尸癖的倾向呢？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生与死本能的力量都是永恒不变的。对于死本能来说，仅仅存在着向外或向内的选择。因此，环境因素只能说明死本能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这一本能所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以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假说为依据的话，那么，他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般来说，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恋尸癖和恋生癖定向得到发展；又有哪些因素促使一定的个人和团体具有较强或较弱的爱恋死亡的定向呢？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回答。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才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不妨在自己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以及观察和分析群体行为的基础上，试着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促使孩子热爱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让他和那些热爱生命的人生活在一起。爱生命就象爱死亡那样具有感染力。它不需要通过语言、解说，更不需要通过诸如人应该热爱生命这样的教义来感染人，它是通过手势、温柔和语调，而不是思想和语言起作用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或某一团体的整个气氛中，而不是那些明确的原理和规则中——他们的生活正是按照这些原理和规则组织起来的，观察到这样一种感染力。在恋生癖定向得以发展的所有必要的特定条件中，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样一些条件：在婴儿期间，必须给孩子以温暖，使之与别人亲近；不要随便威胁恐吓孩子，使其能自由自在地活动；身传重于言教——有助于让孩子获得内心的和谐和力量；用“生活的艺术”指导孩子，注意他人对孩子的巨大影响以及孩子对他人的反映；过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与这些条件相反，则会进一步增强恋尸癖的定向：生长在爱恋死亡和人们中间；缺少积极的影响；恐惧；单调；无趣味的环境；机械的秩序取代了为人们直接所规定的秩序。
　　至于恋生癖定向发展的社会条件，诚如我刚才所说的有关个人发展的条件一样，正是这些条件促进了恋生癖定向的发展，但是要进一步考察社会条件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下述的论述只是这种考察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这里应提及的最明显的因素也许是经济和心理学中所说的富裕和匮乏的状况。只要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防止对生命的摧残或避免饥饿的话，那么，对生命的爱恋就会受到抑制，反之，恋尸癖的定向就会得到发展。此外，废除非正义也是加强恋生癖定向的另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在这里，我所说的非正义不是指，每一个人并不拥有或储存同样多的东西，而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即一个社会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并且将一种不能使人的丰富、健康的生活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强加于另一个阶级的身上；或者，换言之，在那种状况中，一个社会阶级不可能与别人共同享受生活的基本乐趣；总之，非正义，归根结底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一状况下，人不是他自身的目的，而成了他人目的手段。
　　有利于恋生癖定向发展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自由。但是仅仅“摆脱”政治的束缚还不能算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一旦热爱生命的定向得到了发展，那么，必然会出现“行动的”自由——创造与建设的自由、惊奇与冒险的自由。这种自由需要能动的、有责任心的个人，而不是奴隶或机器上被加足了油的齿轮。
　　总之，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对生命的爱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安全的社会——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所提供的基本的物质条件不会遭到任何威胁；这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没有人是别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能成为该社会一名活跃的、肩负重任的成员。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即使在一个既安全又有正义的社会里，如果具有创造性的、自我活动的个人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也不可能有助于对生命的热爱。仅满足于人不成为奴隶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社会状况使得机器般的人进一步存在的话，其结果只能导致对死亡的爱恋，而不是对生命的热爱。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论及核武器时代中，特别是同该社会的官僚组织的问题有关的恋尸癖这个问题时作更为详细的说明。
　　我已经试图阐明了恋生癖和恋尸癖概念同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这两种本能的不同之处。此外，恋生癖和恋尸癖这两个概念又同弗洛伊德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肛门欲”和“肛门型性格”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概念正是弗洛伊德早期里比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在1909年《性格与肛门性欲》这篇论文中阐明了他的这一最重要的发现。弗洛伊德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我所要描述的人是下述常见的一种性格的综合。这三种性格是：守纪律、过度节俭和固执。这三个词中的每一个词都确实掩盖了身体整洁和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含义。它的反义词是‘不整洁’和‘玩忽职守’。过度节俭乃是被夸大了的贪婪的表现形式；固执可能会导致违抗的行动，也很容易产生狂怒和复仇的行为。后两种性格特征——过分节佺俭和固执之间的联系较它们与守纪律这一性格特征的联系更为紧密。它们也是构成整个复杂性格的不变的因素。然而，我认为，三者总是以某种方式联结起来，这也是无可辩驳的。”
　　于是，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守纪律、过度节俭和固执这三种性格特征在这样一些人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人过去曾具有肛门性欲，现在却成了使这一性欲升华的最初和最普通的表现形式。”弗洛伊德的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过分节俭的其他形式不是指肛门的排泄物，而是指金钱、脏物、财产，指对无用的物质的占有。而且，肛门型性格也通常表现出虐待狂和破坏的特征。精神分析的研究用充分的临床依据证实了弗洛伊德这一发现的有效性。但是，对于“肛门型性格”或我所说的“囤积型性格”这一现象的理论说明有人持不同的意见。［］按照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用于肛门性欲及其升华的能量与生殖区（在这种情况下即指肛门）有关，而且由于个人在接受排泄粪便训练过程中的经验和构成肛门性欲的因素不同，因此，肛门型性格所表现出来的肛门性欲较正常的人更为强烈。与弗洛伊德的这一说法不同，我认为，没有任何充分的依据可以肯定肛门性欲——作为性欲冲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肛门型性格发展的基本动力。
　　我在从事肛门型性格的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使我相信，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人都对排泄物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排泄物正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无生命物的一部分。粪便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是人体最终所要消灭的产物。但它对肛门型性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人喜欢任何对生命无用的东西，例如，脏物、毫无用途的物品以及仅仅作为占有物而不是作为生产和消费之手段的财产。至于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的原因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了人体结构的因素以外，父母的性格，特别是母亲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坚持严格的粪便训练，并对孩子的排泄过程表示极大的兴趣的话，那么，这位母亲乃具有强烈的肛门型个性，即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产生极浓厚的兴趣，并以此来影响孩子。同时，这位母亲又缺少生活的乐趣；她没有活力，总是死气沉沉。他的焦虑和忧愁通常使她的孩子害怕生活，从而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换言之，造成这种肛门型性格的并不是诸如此类的粪便训练乃其肛门性欲的影响，而是母亲的性格。母亲通过对生活的恐惧或仇恨直接影响了孩子的排泄过程，并以许多方式使孩子的能量变成了对占有和囤积的一种渴望。
　　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型性格和前面几页中指到过的恋尸癖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的兴趣与爱好方面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它们只是在爱好的程度方面存在着差异。我认为，恋尸癖性格是性格结构的病态形式，而弗洛伊德的“肛门型性格”乃是性格结构的健康形式。这也就是说，肛门型和恋尸型性格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人们很难确定哪一种是肛门型性格，哪一种则是恋尸癖性格。
　　从恋尸癖性格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以里比多理论为基础的“肛门型性格”和他的纯生物学的思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这个概念乃是从纯生物学的思辨中推导出来的。同样，在弗洛伊德的“生殖型性格”和生本能乃恋生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将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和晚期理论连结起来所进行的第一项工作。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扩大这种联系。
　　当我们回到产生恋尸癖性格的社会状况时，又出现了下述这些问题：恋尸癖与当代工业社会的精神之间有何关系？此外，恋尸癖及其对生活的冷漠态度，对核战争的动机来说究竟会有什么意义？
　　我不可能在这里全面地论述促使现代战争发生的一切原因，这些原因不仅导致了以前各次战争爆发，而且也将导致目前核战争的爆发。但是，我想论述其中的一个原因，这是与核战争有关的、十分重要的心理学问题。不管以前各次战争有多么合理——自卫反击、经济利益、解放、荣誉、捍卫生活方式——这些不能成为核战争的真正理由。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在几小时内被烧成灰烬时，当所有的文化中心被摧毁、侥幸残存的活人羡慕死者并过上一种原始野蛮的生活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卫、利益、解放和荣誉。［我不能接受这些理论，因为这上结理论试图让我们相信：（1）六千万美国人的突然死亡并没有对我们的文明产生深远的、破坏性的影响；（2）甚至在核战争发生以后，这种理由仍然存在于敌人中，即他们是按照防止全面毁灭的一系列规则来指挥战争的。］
　　但是，尽管这样，为什么还继续不断地进行核战争的准备？为什么扩张军备战较反对战争的呼声更高？我们如果理解为什么人们没有和自己的子孙们一起起来反对战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人们满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却如此地热衷于破坏一切呢？问题的答案有许多，［有一个很重要的答案似乎是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即绝大多数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意识地——陷于对个人生命的忧虑之中。社会范围内所发生的持久的战争以及对失败的恐惧产生了永恒的忧虑和悲伤的状态，从而使每一个普通百姓忘却了对自己和世界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但而，没有一个答案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除非我们阐明这一点，即由于人们并不热爱生命，或者说，由于人们对生命毫不关心，许多人被死亡所吸引，因此，人们才不害怕全面的毁灭。
　　这一假说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这些论断相矛盾：我们认为，人人都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我们的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乐趣较以前任何一种文化都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们所说的乐趣与欢乐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