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_人之心-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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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假说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这些论断相矛盾：我们认为，人人都热爱生命、害怕死亡；我们的文化为人们所提供的乐趣较以前任何一种文化都大。但是，我们也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我们所说的乐趣与欢乐和对生活的爱恋与享乐根本是两码事。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述先前对爱恋生和爱恋死的定向所作的分析。生命是有结构的演化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预测，不可严格控制的。在生命的领域内，其他人只能受到各种生命力，如爱、刺激、范例的影响。生命以单个的形式，如一个人或一只小鸟、一朵花表现出来。“大众”的生命是不存在的，抽象的生命也是不存在的。今天，我们对生命的体验日益被机械化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物品，并且在崇拜物品的生产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成了商品。人被当作数目来对待。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人是否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抚养（就像得到很好保养的物品一样）；而在于这些人究竟是物还是具有生命的存在。人们爱好机械装置远胜于有生命的存在。此外，研究人的方法也是纯理智的、抽象的。人们只是对作为客体的人、对人所共有的属性、对大众行为的统计规则感兴趣，而不是对活生生的个人感兴趣。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日益起作用的官僚主义方法有关。在生产的庞大中心、在大城市、大的国家中，人的管理似乎与物的管理没有什么两样；人及其管理者被改造成了物，那么人就有被消灭的可能。所以，人在被消灭之前，总是失望的、并想扼杀一切生命。
　　在官僚组织的一体化的工业社会里，人的爱好也受到控制。于是，人们就按预期的、有利可图的要求尽情的消费。人的理智和性格也因日益加强的各种试验的作用而变得标准化，这些试验宁愿采取平庸、无冒险的行动来取代原始的、大胆的行动。的确，曾在欧洲和北美获得成功的官僚主义的工业文明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这些人都是驯服的社会成员，都是机器人。他们深深地为一切机械的东西所吸引，却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作对。然而，事实是，人的生物和生理方面的需求为人提供了如此强有力的性欲冲动，以致“机器人”仍然具有性的欲望，他们会去追求女人。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机器人对女人的兴趣正在逐渐消失。一部纽约的电影非常幽默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女售贷员试图将一瓶香水卖给一位年轻的女顾客，向她推荐说：“这瓶香水的味道就象一辆崭新的赛军”。的确，今天任何一名男性行为的观察家都承认，这部电影不只是一则聪明的笑话，它显然表明，有许多男人，他们只是对赛军、电视、无线电、空间旅行和任何一些机械的小玩意儿感兴趣，而女人、爱情、大自然、食物都不为他们所吸引；在他们看来，对无机的、机械的物品的操纵，比生活更够刺激。因此，肯定这一点是不会过分的，即与其说人是因为大规模毁灭的可能性而感到害怕与沮丧，倒不如说机器人因各种发明能在几分钟内杀害方圆几千里内外的千百万人民而感到骄傲和陶醉。当然，机器人仍能享受女人和酒的乐趣。但是，所有这些快乐都是在机械的、无生命的范围内得到的。人期望存在着这样一种按钮，只要用手一按，人就会得到幸福、爱情和欢乐。（许多人都去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家，幻想着精神分析学家能够教会他们找到这个按钮。）这种人对待一个妇女就像对待一辆汽车一样：他知道按钮在哪里，应该如何去揿这个按钮，并拥有使女人成为“类”的权力——他成了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观察家。机器人越来越对机械的操纵感兴趣，反而觉得参予生活，反映生活是索然无味的事。因此，人们对生活漠不关心，只迷恋于机械的东西，最终被死亡和全面毁灭所吸引。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残杀在我们娱乐活动中的作用。电影、连环漫画、报纸都充塞着刺激性的东西，因为这里满载着毁灭、虐待狂等野蛮的事实。成千上万个人过着无聊而又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能比看到或阅读到有关杀人的报道更能使他们兴奋。不管这是一个谋杀案抑或是汽车比赛中的一次伤亡事故。难道这一切还没有说明人们是怎样深深地迷恋死亡的吗？换言之，这也使人想起来诸如“死亡的激动”或“为了某事而死”或“杀死我”这些说法，而频繁的赛车事故正反映了对生活所持的这种冷漠的态度。
　　简言之，理智化、定量化、抽象化、官僚化、物化——正是当代工业社会的特点，当这些特点被运用于人而不是物的时候，这些就成了机械的原则，而不是生命的原则。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对生活毫不关心，却深深地迷恋于死亡，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刺激与兴奋误认为生活的享乐，他们靠幻想过日子，还以为自己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们拥有许多物品，可供自己享用。然而，对核战争持容忍态度以及我们的“原子论者”关于全面毁灭或部分毁灭的资产负债表的讨论表明，我们已经陷入了“死亡阴影的深处”。
　　恋尸癖定向的这些特征存在于所有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尽管这些社会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结构。在这个方面，苏联国家资本主义与企业资本主义的雷同之处比两种制度所具有不同特征更重要。这两种制度的共同之处乃在于官僚主义的机械方法，二者都在为全面的毁灭作准备。
　　只是在最近十几年中，恋尸癖对生活所持的蔑视的态度和对速度以及一切机械的东西的赞美之间的紧密联系才日益明显起来。然而，早在1909年，马里耐蒂在他“未来学的最初宣言”中就已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
　　1、我们将歌颂对危险的热爱，歌颂充满活力和无畏的习惯。
　　2、我们诗歌的基本特征应当是令人鼓舞并富有勇敢和反叛的精神。
　　3、迄今的文学赞颂思想的平静、得意忘形的睡眠；我们将赞美攻击性行为，鼓吹失眠、快步前进，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和拳击。
　　4、我们宣告，世界由于一种新的美、即速度的美而增添光辉。一辆比赛用的摩托车，因其结构装满了大的管子而增色，它就象张口呼吸的蛇一样。……一辆奔腾向前的摩托车就象一颗榴散弹一样，比萨莫色雷斯的胜利更漂亮。
　　5、我们将歌颂操纵方向盘的人，他们驾驭着理想的航船，在围绕地球轨道疾驶的同时，又能使地球停止转动。
　　6、诗人必须具备激情和才华，必须慷慨大方，以便为原始的自然环境增添热情。
　　7、只有在斗争中才存在着美。没有一件杰作不带有攻击性。诗歌必须猛攻那些不可知的力量，使它们屈服于人类。
　　8、我们必须站立在各个世纪的顶峰！……当我们闯入这所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大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回顾过去呢？昨日的空间与时间已经消失。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速度，创造了永恒的现在。
　　9、我们要赞美战争——这是有益于世界人民健康的唯一途径，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性的武器，赞美能摧毁一切美的理念，赞美对女人的轻视。
　　10、我们要破坏博物馆、国书馆，反对一切道德主义、女权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式的自私与卑鄙。
　　11、我们要歌颂沉浸在劳动、娱乐和造反的喜悦中的伟大群众；歌颂现代资产阶级城市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的革命浪潮；歌颂在强烈的令人兴奋的月光照耀下，军火库和工厂和夜间发出振动的声音；歌颂贪婪的车站吞噬着冒烟的长蛇；歌颂因缕缕炊烟而悬挂在云雾中的工厂；歌颂象体操运动员那样跨越酷似尖刀般地淋浴在阳光下的河流上的大桥；歌颂追逐着地平线的冒险的大炮；歌颂奔驰在铁道上的高大的火车头，它们就象拴上长长缰绳的巨大的铁马；我们还要歌颂滑翔的飞机，飞机上螺旋桨的声音既象来自迎风飘扬的旗帜，又象来自热情喝彩的观众。［JC泰勒《未来主义》，德博代出版公司，1909年，第124页］
　　如果我们将马里耐蒂就技术和工业所作的恋尸癖的解释与在沃尔特惠特曼诗歌中所能找到的对恋生癖的阐述加以比较的话，这将是十分有趣的。沃尔特惠特曼在《横渡布鲁克林渡口》这道诗的最后部分写道：
　　繁荣吧，城市——带着你们的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足的河流，
　　扩张吧，你们也许是比一切更为崇高的存在，
　　坚持你们的地位吧，你们是比一切更为持久的物体。
　　你们曾经期待，你们总是期待，你们这些无言的美丽的仆役啊，
　　以后我们怀着自由的感觉接受你们，并且今后将没有厌足，
　　你们将不再使我们迷惑，也将不会拒绝我们，
　　我们用你们，不会把你们抛开——我们永远把你们培植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测度你们，——我们爱你们——在你们身上也有着完美；
　　你们为着永恒供献出你们的部分，
　　伟大的或渺小的，为着灵魂供献出了你们的部分。
　　此外，在《大路之歌》这首诗的结尾，惠特曼是这样写的：
　　伙伴哟，我给你我的手！
　　我给你比黄金还宝贵的我的爱，
　　我在说教和解释法律以前给你我自己！
　　你也给我你自己吗？你也来和我同行么？
　　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能忠实相依而不分离么？
　　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没有比这行诗更能表现出他对恋尸癖所持的反对态度：“活下去（啊，活着，要永远地活着），把死尸抛在后头。”
　　如果我们将马里耐蒂对待工业的态度同惠特曼的态度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业生产并不是必然地与生活原则相矛盾的。问题乃在于生活的原则是否从属于机械化的原则，或者说，生活的原则是否占统治地位。显然，到目前为止工业化的世界并没有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如何可能创造一种人道主义的工业来反对统治我们今天生活的官僚主义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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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个人和社会的自恋
　　弗洛伊德最有成效、意义最深远的发现之一乃是他的自恋这个概念。弗洛伊德本人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运用这个概念就能解释（“自恋精神病患者”）爱、阉割恐惧症、嫉妒、虐待狂等诸如此类显而易见的精神病现象。同时也能解释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即被压迫的阶级对其统治者的忠诚。在这一章中，我们继续沿着弗洛伊德的思路，考察自恋的作用，以理解民族主义、民族仇恨以及毁灭和战争的心理动机。
　　我想进一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荣格和阿德勒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自恋这个概念，甚至在霍尼的著作中也很少提及它。在正统的弗洛伊德理论和治疗方法中，自恋这个概念通常仅用于婴儿和精神病患者，这也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弗洛伊德将他的这个概念包括在里比多理论中，因为他没能充分地估计到这个概念的有效性。
　　弗洛伊德一开始就热衷于用里比多理论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由于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似乎同任何客体（无论是在实际事务中，还是在幻想中）都不发生性欲的关系，因此，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被驱除出外的客体的里比多在精神分裂症中又是怎样的呢？”弗洛伊德的回答是：“从外在世界驱除出去的里比多被直接指向自我，因而产生了被称之为自恋的一种态度。”弗洛伊德认为，里比多最初都储存在自我中，这个自我就象“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然后，再扩大到客体中去，但是，里比多也很容易地摆脱外在客体，回到自我中去。1922年，弗洛伊德改变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我们必须把本我看作是里比多的巨大的蓄水池”，尽管弗洛伊德似乎从未全部抛弃早期的观点。
　　但是，就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来说，里比多究竟是出自自我还是本我，并无实际的重要性。弗洛伊德从未改变这个基本的思想，即认为人在早期婴儿阶段中的初始状态即是自恋（“最初的自恋”），在这种自恋中，婴儿与外在世界并不发生任何关系。在正常的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孩子开始逐步地与外在世界发生（里比多的）关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最疯狂的情况乃是不健全的）。孩子又将自己的里比多依恋从外在客体回复到他的自我（这就是“第二次自恋”）。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即使在正常的发展情况下，自恋始终贯穿着人的一生。
　　那么，在正常人中，自恋的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弗洛伊德描绘了这一发展的主要过程，下述这段话便是对弗洛伊德的这些发现的简要说明。
　　子宫中的胎儿仍然处于一种绝对自恋的状态中。弗洛伊德指出：“一经诞生，我们就从一种绝对的自我满足的自恋向感知一个变化着的外在世界迈出了一步，并开始发现了各种客体。”几个月以后，婴儿才能知觉到这样一些外在客体，知觉到这个“非我”部分。由于对婴儿自恋的多次打击，以及婴儿对外在世界及其规律，亦即“必然性”的了解，人将自己初始的自恋发展成“对客体的爱恋”。但是，弗洛伊德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使人找到了外在客体作为自己性欲的对象的话，那个人仍然保持了自恋。”事实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个人的发展可以说是从绝对的自恋上升为一种客观的推理与爱的能力。然而，这一能力并未能超出特定的局限性。这个“正常”、“成熟”的人正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自恋减少到为社会所接受的最低程度，而不至于彻底地消失。日常生活的经验证实了弗洛伊德的这一观察。看来，在大多数人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自恋的核心，这一核心是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它反对任何彻底消融的企图。
　　那些并不十分熟悉弗洛伊德术语的人不可能得到明确的、有关现实和自恋权力的观念，除非他们对这种现象作出某些更为具体的描述。关于这一点，我想在下文作一说明。但是，在这之前，我打算阐明一个有关的术语。弗洛伊德关于自恋的思想是以他的性的里比多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这个机械的里比多概念并没有使自恋这个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相反却阻止了这一思想的发展。我想信，如果我们使用与性冲动的能量不同的精神能量这个概念的话，那么，这样才有更大的可能使自恋这个思想得到有效的发展。荣格就是这样做的，尽管荣格一开始也承认弗洛伊德的非性欲化的里比多思想。但是，非性欲化的精神能量完全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里比多，不过，象里比多那样，它也是一个能量概念，并涉及到各种精神的能量。这些精神能量具有一定的强度和方向，它们只有能过自身的显现才为人们所看见。这种能量在个人以及个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束缚、统一和控制着个人。即使人们不同意弗洛伊德早期的这一观点，即认为除了生存的冲动以外，性本能（里比多）的能量是人之行为的最重要的动力，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