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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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受那个时代教育制度的限制，使一些工人的孩子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天，他们既难以谋求到高收入的职业，又要与他们的父母挤在狭窄的房子内一起忍受着低质量的生活。在开封这种就业机会稀缺、城市资源供给不足和选择空间很有限的环境中，年轻一代面临着比其父母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严酷的生存环境。
黄河文明不是由自由竞争的工业来支撑的，它是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的延伸。农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协助的小规模、低水平的种植生活，现代工业技术有时很难渗透其中。得不到工业利润滋补的黄河农业文明，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得不到任何营养，只能一天天地衰弱下去。
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地区城市的萧条与乡村的贫困，表明他们能量的供给处于极度枯竭中。改变农民现有的困境，意味着他们要离开住了几千年的深山到城里去吸收新的能量。
不断被消耗却得不到能量补充的农民，面临着一个乡镇官员阶层对他们利益的占有。分散而又不掌握监督权的农民无法制约乡镇官员，这为乡镇官员滥用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当他们把权力转化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将权力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时，农民创造财富的资源就变得更加稀少。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1） 每亩给农民200斤粮食、50元种苗费的退耕还林补贴不足以维持农民一家人的生存。农民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群体。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需要支出，除吃饭以外农民还有很多消费需要满足，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穿衣等，而失去土地以后农民的这些消费靠什么来实现？资金又从何而来？
很显然，政策的制定者们忽视了农民的这些需求，把退耕还林想像得过于简单了。他们提出补贴200斤粮食的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生存上来考虑退耕还林，没有给农民的损失以足够的弥补。
现实中，只有那些荒地或者耕种带不来预期收入的土地，农民才选择退出；而那些能给农民带来主要收入，或者除支付成本以外还能给自己带来可观利润的土地，退耕吸引不了农民的兴趣。如果退耕与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农民不会选择退耕。效益仍是农民是否选择退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没有一种保护农民利益的退耕制度，不可能使农民积极投入退耕还林。受水资源的制约，在优先保证农民的灌溉与增收的情况下，仅靠浪漫的幻想而不顾自然条件的制约去搞退耕还林不但劳而无功，还会造成水资源的进一步紧张。
利益最大化总是影响农民对退耕还林的评价。在林地里种上棉花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不至于三年退耕后一家人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浇灌农作物生长的水同时也使田边的林木得到滋润。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补贴的粮食价值还不够农民投入浇灌树林的钱时，农民哪有积极性去推动退耕还林？
我走进酒泉西坝村钟武善的家里，他家4口人种了9亩地，小麦、玉米、洋葱与西瓜各种了两亩。小麦共产3000斤，每斤5角共计1500元；玉米共产4000斤，每斤卖5角共计2000元；洋葱共产20000斤，每斤卖2角共计4000元，而西瓜籽共产160斤，每斤卖20元共计3200元，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共计10700元。
他2003年负担的税费是375元，比费改税前的2002年368元多出了7元，一年用于种田的农药、化肥、种子、地膜、水费的开支共计4100元。
一家四口人全年的药费开支是600元，冬天烧煤、煤气需600元，购衣开支1000元，水电200元，吃菜包括肉、鱼大约1000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是1000元，以上一年加起来的成本开支共计8868元，收支相抵后，节余1832元。
而按一年他夫妻一共投入400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按20元计算，全年投入的劳动成本就达8000元，这样，他种田一年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6168元。
种田不赚钱反而亏损，盖房子时还向别人借了5000元，2002年3月买生产资料时他向信用社贷了2000元。2003年没有贷款，他打了一年工赚了3600元用来购买资料。
家里一个女孩子初中毕业后，想上高中但分数线没有达到要求，要上学就得先交4000多元的入学费，以后每年还得另交学费。钟武善算了一下，如果把家里所有的钱拿去供孩子上高中，那么家里就会没有任何资金可用于生产，也许这个家就会由此陷入破产。无奈中，他只好打消了孩子渴望通过接受教育获得自我价值上升的幻想。
钟武善认为，收入过低与种田成本不断上升有关。每亩地一年灌溉的水费是100元，一年下来9亩地就得900元，而小麦每斤才5角，如果能涨到每斤7—8角就有点赚头。他希望每亩水价能降到30元。但水的定价权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农民根本没有机会与政府讨价还价，只有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垄断价格。
他说，每年1月农民就要向水利部门交85％的农田灌溉费，到年底时再全部结清。如果不按时交清，水利部门将会切断农民的灌溉用水。供水权利的垄断使农民没有议价权，而农副产品的价格却提不高。高支出与低收入就这样在损耗着农民从田里获得的有限财富。
钟武善告诉我，西坝村共有332户。他家里的收入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可有些家庭比他家更加贫困，尤其是那些长年卧床不起的病人，他们会把一个家庭消耗得几乎一贫如洗。
种了20多年责任田的钟武善，说他从来没有机会跨进银行的门去存款。年复一年艰辛地耕种，他只能尽最大努力来维持着一家不受饥饿，并在来年能在田里依旧撒下种子。这就是中国大多数农民无奈、沉重和走不出贫困的命运。
这种只有损耗而得不到补偿的现象，在甘肃民勤的农民那里也同样存在。农民站在寒风中与沙化搏斗，他们开着一辆辆拉草的拖拉机驶向茫茫的沙漠，在分配的沙地里将一捆捆草铺上。
农民对我说，将草铺在地上然后压上沙是期待明年从这里种树。农民用拖拉机运草固沙所耗费的油、人工等费用全部是农民无偿投入。乡镇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压沙面积必须完成，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放下家里还有很多没有干完的农活来运草压沙。
站在寒风吹过的沙地上，农民的脸上冻得发青。中午，他们在沙地上吃上几块干馍馍，喝一点带来的水然后就接着继续干。农民也希望，造林后能够保住农田不被沙漠淹没。现实的利益选择使他们即使得不到补偿，也要投入劳力治沙。
一位在现场监督农民埋草固沙的乡镇官员对我说，农民的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治沙造林又占用农民的钱财。但是，他认为，如果不发动农民义务植树，造林计划根本无法完成。
现场埋草治沙的农民告诉我，无偿治沙占用了他们太多的劳动成果，可家里种了20亩地，毛收入也只有3000—4000元。除去各种开支、税费后，家里已经所剩无几，留下的一点钱交了孩子的学费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对于种田的开支，农民抱怨最多的是农田灌溉水费、农药、化肥、电费太高，一年获得的收入几乎被这些费用耗尽了。
治沙得不到补贴造成农民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民勤红旗村一位叫王克福的农民，他种了11亩地，毛收入7000元，支出种田成本2000元，4口人共交了税费400元，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支出300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1000元。
他家房顶用木头支撑着，上面铺上草后用泥土糊在一起。地上只铺上了一层砖，家里除睡觉的床和衣柜外几乎没有值钱的家具。门前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等够一家人吃的菜。早上吃面条，中午吃几个馒头，晚上仍然煮几碗拉面，几乎不上街买菜。可以看出，收入低使他几乎远离了市场上的消费。
银川常信乡乡长董志敏对我说，乡政府的收入主要是靠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一年能给乡财政带来40万元的收入，而维持乡政府的正常开支得200多万元。缺口靠县级财政补贴一部分，缺口不能全部弥补使常信乡累计欠债360万元，除欠银行20多万元的贷款以外还欠工程队的款项。
董乡长说，欠款增加主要是因为修建乡村水渠、乡街道、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投入如大棚蔬菜。实际上，乡财政根本就没有财力用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体现自己的政绩不得不靠借款维持。
有限的财力使乡政府不仅还不清沉重的负债，而且还拖欠乡村官员的工资。财政紧张是乡镇面临的最大压力。产业化调整本意是想给农民增加收入，但产业调整投入巨大，乡财政无力承担。
利益的驱动把乡镇官员推向了既想扩大财政收入，又陷入负债与财力不足的困境。乡镇街道、排水等公共设施建设，如果争取不到项目的投资，乡政府就只能再想办法。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2） 改变乡镇财政危机的一个现实选择是，费改税以后乡镇官员的工资能否由中央财政负担，因为他们也是公务员。农民向政府上交了税收，乡政府又无财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难道乡镇官员的工资不应由中央财政负担吗？
资源被过多占用又得不到补偿的农民，如果不是靠出外打工赚一点钱回来，他们贫困的家庭将无以为继。我到银川新联村采访时一位姓康的农民对我说，他家有10口人，种了19亩地。2003年受干旱的影响，水稻他只种了5亩，每亩大约收1000斤，每斤5角，玉米收了600斤，每斤4角，500斤小麦每斤6角，2003年交农田灌溉水费510元，500元税费。
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大约1万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每亩种地的成本是300元，19亩地的成本得3000多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是2000元，一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一年开支2000元，这样算下来他的毛收入几乎花完了。
如果不是一个儿子在银川打工，家里几乎没有钱用于其他开支。要将他和家里人投入种田的劳动时间加进去，他干了一年还是亏损。
他告诉我，他生产队里的农民有200多人，经济收入大部分处于中下状况，种田只能维持温饱，几乎没钱用于其他消费。村里收取水费村民被动上交，村长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收这么多。农民与乡镇官员根本不存在信息对称。
在新联村我还看到，一位身体瘦弱的农民吃力地将稻谷粒打下来。他说他家种了7亩水稻，成本就花了2000元，即使把这稻谷全卖了也抵上不上一年的支出。
他说完后显出满脸怒气，这怒气仿佛是透露了他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获，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税收的无奈。已是70多岁的他在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住了40多年，里面是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具，他沉重地对我说，建新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土地被政府以开发的名义征用以后，农民面临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我在银川唐来水渠附近采访时，一位农民过来对我说，他家的三亩地被政府征用，每亩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他虽然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但土地被征用后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村里也不管他们的出路，他去城市打工不仅干的活很累，而且还拿不到微薄的收入。他家有一个孩子在银川上高中，另一个上初中，两个孩子一年的开支加起来得8000元，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得6000元，征地补偿的6万元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感到这笔钱用完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依靠，孩子上学又靠什么维持？一想到这他就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出路。
而他们被政府征用的地到了开发商手中，就不止每亩2万元，很可能是几十万元地向上升。工业资本集团从占有农民的耕地中获得了财富的直线上升。
农民面临的是土地资源减少、负担加重和种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那些在土地上难有收益的青年农民只得弃地而去，到城市谋求生存。留在家里的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与破败不堪的房子为伴。乡村在沉重的压力下，损耗过多补充过少，陷入已经无力支撑的局面。
银川光明村郑书记对我抱怨说，上面给乡村压下来的任务太重，甚至使村民无法承受。费改税后，他村子里的农业税是按亩产800斤收24元，农民由此减轻了负担。
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受乡镇压力的村官，只得自己先拿钱把税交上去。
农民是在卖了粮食以后交税，他们交的税是确定的而粮食的价格却充满了波动。粮食价格的低下意味着农民要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卖才能交够农业税，税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粮食价格不由农民掌握，使农民的付出常常高于他们的收入，风险全都压到了农民头上。
郑书记说，不搞义务工村里的公共设施就无人来建设。不出义务工的农民就得按人头收取15元，但农民有抵制，认为基础设施要由政府出资修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
过去向农民强行征收的教育集资费、计生费和卫生费等费用，使村官员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支配空间。费改税使他们失去了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村官向农民索取费用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但郑书记忧虑地说，费改税后不能向农民收费，村里的公共建设就无钱投入。村里有时不得不贷款，光明村已累计欠下了12万元的债务，包括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村里出租了几间房子一年能收上1万元。
郑书记一年的工资只有2500元，公干收入有限使他不得不种了10亩地。毛收入一年只有7000元，除去种田成本5000元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开支得1万元。如果不是他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
过去村官员的工资从农民收取的各种杂费中获得，费改税后郑书记的工资由镇政府发放，镇政府有时也拖欠他的工资。靠村官来向农民收税的乡镇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拖欠村官员的工资，势必会影响他们完成收税的积极性。乡镇官员也需要他们将政府的意志传递到农民头上，他们不可能直接去向分散的农民收税。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几乎没有钱还高利贷 看上去陕西神木县黄土庙村耗费了42万元修建的三层办公楼，给陕北荒凉的黄土高原带来了一点繁荣，但它背后的代价是欠着银行贷款与工程款各10万元。一个受干旱包围、农民收入来源极其有限和如此贫困的村子为何要负债建村办公楼呢？
面对我的疑问，村党委呼书记说修建办公楼除用于村办公以外，还对外出租。目前出租给工程队每年能收回3。5万元。已引进5 家企业到村子里来投资，三家水泥制板厂、一家砖厂，向5家企业出租土地1700亩，一年能收入10万元。
黄土庙村有320口人，村民人均5亩旱地，主要种玉米。亩产只有1000斤，人均收入800元。前几年干旱导致村民颗粒无收，干旱的逼迫与保持生态的需要使村里有1649亩地退耕还林。
刚开始时，村民不愿意退耕还林，担心退了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在给予粮食补贴后村民感到退耕比较划算，因为退耕不用种田粮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