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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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查有问题，需要送到县医院救治的贫困孕妇，由扶贫基金会根据孕妇的情况，给予200元、400元、600元或800元的支持。
贫困地区的人口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服务，与当地医疗水平落后有极大的联系。
一些院长对医院一年有多少就诊量，药房每天要消耗多少药品，需要多少成本，能收入多少等问题几乎不知道。等问题出现时医院已是亏损累累，其结果是西部的一些医院陷入缺钱、条件差、更缺钱、条件更差的恶性循环中。
很多西部医院的院长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医院如何管理，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空白。为此，基金会在西部启动了一个天使工程，主要是对县一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进行现代医院如何管理，成本如何控制等培训。
基金会认为，如果提高医院领导人的管理素质，促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那么将会有更多贫困人口能够走进医院治病。
虽然民间的一些扶贫组织，没有像中国扶贫基金会那样有政府背景，但他们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扶贫之路，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已经是7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是在理想的召唤中踏上了对农民的扶贫之路。
当有关部门对农民的扶贫和就业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时，他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在北京通州一个名为富平的简陋学校里，开始营造这样一个理想：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技能培训摆脱贫困，以此去开拓新的生活。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把社会改造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所赞成的，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友好的人际关系。不光是对你自己、朋友还是对敌人，都要有这个精神。我把这个精神从经济学理论中推广到社会层面中来，希望对所有的人都有所帮助。当然这个社会很复杂，你做好事有人并不理解。”茅于轼说他的内心被一种理想主义在推动。
茅于轼的这个理想，来自他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搞扶贫时得到的启示。那时他与汤敏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成立了一个扶贫基金，他们在这里已经投入8年的时间与精力，目的是向农民提供小额信贷资金支持，唤起这里的人去勇敢地改变贫困的命运。
8年以来，这个基金已发展到20多万元。从1998年开始茅于轼采用了新办法，从别人那里贷款再贷给农民。茅于轼不认为这是一种变相贷款，因为他从利息的收入中交了个人所得税，这对个人和政府都有益。
基金现在共有20万元借给老百姓看病、上学、生产等，帮助当地农民在资本的支持下能寻找到一些致富的新资源，而且还消灭了高利贷。已经做了8年，还款率是100％。在决定是否借款的问题上，茅于轼说由三个人商量决定借给谁。这三个人是当地比较可靠的人，但也有人做买卖赔了钱还不上的，对于这种情况茅于轼主张注销他的债务。可三个人不同意，他们说注销债务后其他人都跟着赖账。所以，现在在账上挂着让他支付利息，当然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对于这个扶贫基金产生的效益，茅于轼请那三个人统计了一下，一共支取了570多次，总共借款60万元，它的效益大概是30％，差不多有20万元的利益。这就是说，给当地的农民增加了20万元的收入。
茅于轼认为，城市家庭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村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是生产单位就要用资金。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往往认为农民家庭为什么还要借钱呢。因为农民要买牛、买猪、出门打工都要用钱，卖了东西后农民才有了钱。所以，在开始时，他们要借钱。现在农村却是只能存钱不能借钱，老百姓借钱无门生产就会困难。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理想主义者的扶贫（3） 农村的邮政储蓄在农村占的比例很大，可它只吸收存款不放贷款，结果把农民的钱都吸干了。农村有点储蓄存进去就拿不出来了，农民只好借高利贷，所以农村普遍存在高利贷。人民银行现在要打击高利贷，而农民要搞生产你不给他金融服务，只打击高利贷肯定没用。
茅于轼认为，他在山西搞的扶贫基金，能够将高利贷消灭。因为它突破了金融方面的旧框框，直接给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对农民的解困、收入的增加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茅于轼说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而这个服务也是可以以赢利为目的的，因为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着巨大的需求。没有金融服务就会出现高利贷服务，所以，人民银行只有把农村的金融服务搞起来才能消灭高利贷。
但茅于轼在山西搞的这个扶贫基金，被当地人民银行指责为是非法集资，他们下达通知要取消这个基金，茅于轼请求他们暂缓执行，并当面跟他们有关人士讨论过，他们说作为个人非常支持这个工作，但银行不能违反金融法规。
茅于轼认为，这个规定有个缺陷，只考虑它的安全性没有考虑到它的效率。山西的扶贫基金做了这么多年，它是很安全的，涉及的只是一两百人。
看来茅于轼发起的民营扶贫基金与旧的制度发生了碰撞，老的规则有毛病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是一个博弈过程，那么这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吗？
“我想改革的历程就是不断突破不合理制度的过程，改革就是创新。 我想，这牵涉到一个民间扶贫的问题。民间扶贫缺少的就是钱，这就需要一些扶贫的规定。这些扶贫也并不是没有风险，我们很多由民间办的事现在都由政府来办。以前许多关系到公众利益的事，都是有强制性的，很多事不要暴利就能干。”
“如发展文化，交响乐团，类似的事老百姓能干就行，还有足球、博物馆，这些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管。美国这种组织非常发达，我们国家这样的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凡是公共需要而无暴利的事都应由民间来管，政府只管公安、国防、法律等。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转变时期，一些新东西都应允许试验、创新！”创新的渴望仿佛总在茅于轼心中涌动。
虽然遇到政策上的阻碍，但茅于轼说现在基金仍然存在并且想把它扩大。但在扶贫的过程中，茅于轼感受到农村的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知识差距的问题。如果通过让农民接受技能的方式来扶贫，那对他们摆脱贫困会有更大的帮助。这个想法产生以后，茅于轼与汤敏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中国的保姆市场很大。
他们原来准备在太原办一个家政培训学校，校址都选好了，但当地主管部门不批。后来他们决定到北京来办，一些农村姑娘也愿意到北京来。
茅于轼还从中进一步地认识到，把中等职业院校的扩招面向中国农村青少年，以此作为启动解决三农问题一个突破口，如果做得比较好那对农村的扶贫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培养学生的目标上，茅于轼认为，不是一辈子让她们当保姆，当然她们愿意也可以从初级保姆一直做到高级保姆。家政公司就是帮助她们完成人生的设计，如何挖掘机会向更高的目标发展。
在寻求银行融资的问题上，创办富平学校并成为股东之一的汤敏认为，短期内商业银行不太容易对这个方面贷款。因此，需要把目前对大学生的贷款推广到中等职业学校，只有贷款才能保证公平教育。
“我们把富平学校的这种机制当作是一个试验，我们先做好这个试验。我们做好了，银行就有可能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成立一个贷款基金。目前这一切还都在实验，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机制创新问题。”汤敏说。
但汤敏也意识到， 富平学校没有一定的规模就很难维持。所以现在要尽力扩大它的规模，要使大家知道这个事。他在吕梁山对当地农民谈起通过贷款，让贫困地区的学生接受教育以此改变贫困时，很多农民不信有这么好的事。
尽管拥有优越生活环境，但茅于轼和汤敏的心中仍然为中国的贫困问题忧虑。他们通过创办职业学校并通过贷款的方式，使更多的农民接受教育以此摆脱贫困的做法，难道不是给中国政府有关官员带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启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中国才可以走向富强！
“改革20多年，就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不合理的地方就要不断地突破它。没有这种精神，中国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茅于轼非常坚信这一点。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给非政府组织以成长的机会 与国内扶贫组织相比，在支持中国内陆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近两年对华的日元贷款项目，大部分用于改善内陆和贫困地区。2002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1212亿多日元的对华贷款，这笔贷款涉及13个项目，其中环境项目6个，占贷款总金额的71％。由于近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森林乱砍滥伐，造成了森林资源的巨大破坏，如甘肃全省面积75％为干旱或半干旱，森林覆盖面积在中国为最低，沙漠化日益严重。为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甘肃实施植树种草贷款项目，这有助于甘肃在2005年实现植树种草面积达到175万公顷。
内蒙有63％的面积沙漠化。中国沙漠化面积大约有20％在内蒙，为消除沙漠化的不断扩大，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给内蒙实施的贷款，支持当地完成植树种草面积。
实际上，贫困的脆弱性与无保障性，使贫困人口面临更多的危险。他们在面对经济危机与自然灾害，特别受疾病的袭击时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贫困人口的智力和素质并不比富裕地区的人差，由于他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限制了他们能力的发挥。
扶贫使一个人能更好地发展，这包括一个人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机会，更高的个人收入，更多的个人自由与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国家87扶贫计划确定的重点扶贫县中，西部地区就有366个，占中国重点扶贫县数的61。8％，贫困人口大约4136万。
面对庞大的贫困人口，民政部救济司一位官员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救助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而现在需要的规范救济，是对某一特定的弱势人群救济，如低于一定生活标准的农民。
对于农民的救济，民政部曾从上海对农民的低保救济中得到了一些经验。考察后，民政部开始推行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发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原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把苏州、无锡、青海作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试点地区。
但这位官员表示，农民的低保按城市人的保障去操作存在一定的困难。与城市贫困相比，农民还有一块地，这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这个资料怎样折合呢？农民低保的标准怎样制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现在农村确实有一批贫困的农民急需要救助，如重残废人、重病人等。这些人如果不给以救助，他们的生活就难以维持下去。据民政部门初步调查，这类人大约有2000多万。
对于这类特困人口，民政部已发出通知，要尽快给予救助，并发放特困救助证。由于各地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救助要根据当地的经济财力进行。
尽管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为非政府的扶贫组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他们的成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在中国的成长非常艰难和缓慢。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适应不了中国日益扩大的扶贫需要。
于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出现了，一是方面数以亿计的人渴望摆脱贫困，另一方面是扶贫的资源严重供给不足。
长期垄断形成的经济体制，又使中国的企业对公益事业非常冷漠，造成中国的公益扶贫组织难以迅速获得扶贫资源。
面对扶贫面临的困难，目前国内的法律环境不成熟，尤其像扶贫这样的公益机构，其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可。即使是已出台的基金会管理办法，但都是10多年以前制定的，根本无法适应今天公益事业的发展。
西方一些国家有一个成熟的捐赠资源市场，这个市场与税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律支持企业的捐赠可以减免税，而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市场，这对公益机构筹集资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经营环境不成熟，同样困扰着一些基金会的发展，即使基金会有资金，但交给谁去经营？一旦基金会把钱交给中介机构去投资，它能为基金会带来收益吗？
过去国内基金会成立时有非常强的政府背景，它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笼罩着行政色彩，如行政级别的划分，人员的聘用、工资标准等都被行政主管单位掌握着，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有关系。而现在的变革就是要取消行政级别，使基金会在不断创新、变革中持续地发展下去。
体制创新是促使基金会去适应市场的竞争。加入世贸后，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进入中国，国内本土的公益机构也在不断成长，两股力量将会汇合到一起。由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对自身的体制创新就显得更为迫切。
对于公益项目，政府应该开放公益市场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招标的方式，让公益机构来竞争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扶贫资源的效率，同时促进公益组织的发展。
“青基会在希望工程上已开拓了10多年，凭借自己的经验、声誉，是有能力把希望工程做得更好的。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使命没有改变，仍是为青少年的发展服务。希望工程关注农村孩子的方向也没有变。所改变的是我们的资助正向多元化发展，由帮助农村小学生，向农村中学生、高中生，甚至资助由农村考入大学的贫困家庭学生，这对他们的人生将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顾晓今以坚定的语气说。
应该看到，政府的角色使它的扶贫能力有限。如果政府转变一种扶贫思维，将扶贫资金通过竞争让民间扶贫机构去运作，其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香港的公益组织，有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政府。政府每年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但政府并不直接去做，而是由许多公益组织去竞争。政府对他们考核后，从中选择最具竞争力的公益组织去实施项目，这样，政府的资金与项目都能取得效率最大化。
一个有着几百年传统文化的村子，由选举及旅游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矛盾，使村民纯朴、友好的情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进而出现不同派别的分化和相互攻击，这是党家村的村民们没有料想到的结局。
如果说党家村的祖先通过祠堂教导它的村民遵守传统道德的规范，那么，今天党家村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互相攻击和责骂，则显示了传统道德的不堪一击，它的虚伪与无能在村民的利益之争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随着历史的演变与外部文明的进入，党家村的传统文化同它的祖先一样湮没在尘土中。计划经济留给村民的贫困，使他们不足以应付工业文明对他们的挑战。村民们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迫切希望有个依法执政的村领导，能带领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原始耕种阻挡不住倒退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农村推行时却遇到了来自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