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原始耕种阻挡不住倒退 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在农村推行时却遇到了来自乡镇官员阶层的阻力。
裴李岗是新郑市新村镇一个出土了原始的农具，被有关文物专家夸耀为有着8000多年农业文明遗址的乡村。村支书王现增说，村里有920口人，拥有土地1300亩，人均只有1。3亩，人均占有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小麦亩产只有600斤，每斤卖0。6元一亩也不过360元，除去200元的成本已所剩无几。由于是半山区的沙地，容易干旱，每半月要浇灌一次水。灌溉用水取的是地下水，打一口井最低得8万元。
他家种了7亩地，一年毛收入4000多元，除去各种开支后收入只有1000多元。一个孩子上中学一年得1500元。由于他是村支书一年有300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家里给人加工服装，一年共有5000多元收入，可一家人全年的生活开支得3000多元。干一年下来他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也就是说，靠种地他不可能走向富裕。
他说，上级官员总是乐观地说农民收入在增加，可他村里农民有存款的很少。人均收入不过2000元，有些困难户还需要救济，村里农民只得靠打工维持家庭的开支。虽然新郑市与裴李岗相距只有10多公里，但大部分靠种地的村民没有资本到城里去做一些生意。城市对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农民也分享不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利益。
费改税之前，农民平均每个人承担150多元。过高的费用使农民与村官员产生了矛盾，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紧张。那时村官员有8人，费改税后降到了4个，每人承担70多元。
税是按每亩的产量来定的，而这个产量又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量。裴李岗村要承担的农业税上级下达的是6万元，乡镇将这个数量下达给村，村支书等官员又把这个税分派到每个农民头上。镇返回给村2万多元用于村开支。书记希望免征这笔税，因为农民交了税以后已经没有什么钱用于生活开支，更不可能有钱搞村公共建设。
村里除各组之间没有公路相通更没有一条完善的公路通向新郑市。要修一条通向新郑的公里需要几十万元，这是靠种地维持生活的村民难以承担的，更何况村里至今还负债15万元，这笔债务是上世纪80年代欠下的。
他说自己欠债就达1万多元，主要是因为上级曾经要求农民搞种植结构调整。新村镇给裴李岗村下达种植葡萄的面积是300亩，压力之下书记只好带头去买葡萄苗。风险太大就压缩了种植面积，村里只搞了40亩，每亩需投入1500元。结果因气候不适应，农民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亏损。
后来新郑烟草局又让农民将土地出让给一个烟草公司种烟草。村民当初极不情愿，可新郑官员们说农田种植调整能给农民带来更多收入，而作为书记他也不想种烟草。如果一旦投入进去没有收获，村民的负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为服从上级的指示书记只得将土地出让给公司种烟草。村民还给种烟草的公司干活浇水，而老板最后不见踪影，村民为此遭到损失。
承受了损失的农民不但得不到补偿，还要交各种提留，村民与村领导的关系再次恶化，书记说那年他和村里其他人员都没有领到工资。他由此背上了债务。
村长说他种7亩地毛收入也只有4000元，一年生活开支得2000元。乡政府要求种植结构调整，他种灵芝卖给一个公司价值3万元，可货交了以后再去要钱时对方人却跑了，由此村民与他共损失了10多元。除种地以外他还贷款及借钱8万元买了一个收割机，一年收入1万多元。
裴李岗村的农民除了种地得不到应有的收获以外，还要承受乡镇官员强行调整种植结构带来的损失。一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伴随着技术发展的，而农民恰恰缺乏技术。要承受产业的转变必需经过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没有技术资源的供给农民是不可能从产业调整中得到利益的。
村长也很困惑，村里发展缓慢使村民几乎没有能力去创业，更找不到贷款的机会。没有钱村里什么公共设施也不能建设。
村长说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村里现在仍然没有实现9年制义务教育，大部分孩子上到初中或者没有毕业就走了务工之路。高昂的学费以及教育的落后阻碍了孩子们接受教育，村民的文化水平多年也得不到提高。
村里有一位姓李的老人说，他1921年出生现年84岁。他父亲和爷爷都是文盲，一辈子只是在黄土地上耕种。小农经济使家里不让他读书，可母亲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坚持让他上学。从外婆家的乡村小学他一直读到开封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到新郑小学、中学当教师。文革时他被划为地主遭到红卫兵吊起来毒打并用烟头烧他的脖子的虐待，他想把强加在他头上的地主罪名取消，可造反派又给他增加了新罪名，孩子还不能和他见面。财产被全部没收，导致他的家庭既没有财富的积累又使孩子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想到此事他就感到十分痛心。
结果他的大儿子初中毕业、老二和老三只读到小学，可悲的是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水平没有超过父亲。文革造成了他们一家痛苦的命运，孩子们只能继续种着几亩地维持温饱的生活。
他的孙子同样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他悲叹地说，文革时，儿子想上学可不让上，现在能上学了，孙子却不想读书。只有接他班的老三才使孩子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这也是城市提供了比农村更好的教育环境的结果。
他回忆当时村里有80多口人，只是他一人由于有外公的支持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其他农民只能在黄土地上从事原始的耕种。他一个人接受教育是不可能使一个村子的文化变得繁荣起来的，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群体整体素质的提高。结果他看到，村里越穷越使农民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村子的文明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
儿子说，如果不是文革那场巨大的灾难打断了他求学的梦想，他能够将父亲留下的文化传承下去。可是历史改变了这一切，父亲已经走向了苍老，自己却在黄土地上从事着没有希望的耕种，不能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推动一个家庭文化走向繁荣。
文化在一个家庭的断裂也是裴李岗村文明衰退的一个表现。50多岁出生在“文革”的一代村民由于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不是村里新生产力的推动者，也不能给村里带来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播。文化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已经断裂，他们的下一代又在交不起学费或者在对读书失去信心后，使文化的断裂继续演变下去。
由此，裴李岗发掘的石器有8000年的历史，可只是一个适应原始生活的石罐。农民并没有从这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吸取到什么营养来提高自己摆脱贫困的能力。传统文化对他们走出小农原始的耕种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更没有对村民的文化素质提高有所帮助。
村长说村的西边有一条深沟挡着，丘陵地使农民的种植条件极为严酷。这种严酷的条件使祖辈们种了一年又一年的田也只能是维持生活，也正是这种植环境使祖辈们走不出阴暗的窑洞建起新房。他说自己出生时是在窑洞，与父亲、爷爷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三间窑洞里。生产队时，一年只能分得一些粮食，几乎没有钱用于消费。1977年从窑洞搬上来盖的是草房，1993年他花了四万元建了楼房。
到他和村民住过的窑洞里，我发现，祖辈们建在山坡下的窑洞有的已经倒塌。一个老太婆正从窑洞里走出来，她说自己已有80多岁，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住在窑洞内。也就是说，裴李岗的村民没有搬到山上建新房之前，他们的祖辈是在一个原始落后的小农耕种中，维持着简单的生活。这种原始的农业文明，既不可能使一个家庭积累相应的财富，也难以推动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更不可能推动社会文明突飞猛进的发展。
因此，说裴李岗8000年前就有农业文明，那不过是对一个虚弱灵魂的安慰。将裴李岗出土的石器与现在村民家里简单的生活设施相对照，以及村里文化的衰退，就可以发现，几千年过去了，村子里几乎没有向现代文明走出几步。
出土石器的地方由于被宣布为文物保护而被掩盖着，农民在上面种上了小麦。村民想将它开发成旅游景点带来一点收入，可文物部门不让农民动。村长说，这样悠久的文化遗址对村民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利益。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守着文化遗址过穷日子 同样的衰退还出现在渑池仰韶村，这里出土了被考古人士称之为有6000多年历史的石器文化，但这种历史上的荣耀掩盖不住今天仰韶村农民由于贫困走不进现代文明生活的悲哀和教育落后给村民带来的文化断裂。村里有几个70多岁的老人在民国时期上过私塾，却没有走出黄土地到外地创业。
仰韶村王村长说村子有1300多人，大部分村民靠种地为生。连续干旱了8年其中三年的大旱使农民播下去的种子钱都没有收回来，即使有收获也只是亩产100多斤。种田不能维持开支，他还在渑池县城承包修公路带领村民打工。
村长说自己在“文革”中只上到了高中，而他的三个孩子同样未能接受高等教育，可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还能读到师范毕业。由于战争父亲只能回到村里务农，使他的知识无用武之地。
传统的教育观念使父亲过去教导他要种好田，为人要老实忠厚，却没有给儿子一种向外创业的勇气。由于他接受的教育不多，不能理解到父亲所学的知识，造成文化在他们之间没有得到一种有效的传承。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父亲才意识到种田已经解决了不了贫困的问题。
乡镇官员为应付上级财政增加的需要，将村民人均收入上报为1000多元。而实际上村民人均收入不过百元。由于仰韶村被列为文化遗址，村里想办企业得不到批准。
村长说村里最贫困的农民家里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家具。中午吃面条，晚上锅里放点玉米粉煮一下就吃，不到逢年过节农民几乎吃不到一点肉。村里像他这样能在外面承包工程有经济实力的人不多。
村里有10多户农民交不起农业税。为完成上级任务，村长说，有时自己得先垫上，代交的钱已达到了500元。完不成上交的税，村长要承受乡镇官员施加给他的压力。他已任第二届村长，由于村里很穷，村民对选举没有政治热情。当选后面临着交税的压力，甚至当了村官农民交不起税自己还得先付出，经济利益的考虑使农民觉得当选村长得不偿失。
村长觉得他能得到村民的信任的理由是，他承包修公路能给100多个村民带来打工的机会，同时还向水利部门争取到资金给村民打井接上了自来水。过去没有水吃时，村民要到外地拉水吃。有两个组直到1998年才用上电。虽然有线电视接到村里，可农民拿不出200元的接入费，致使农民还看不上有线电视。
他透露，乡镇给他们村下达的农业税是5万元，上交税收是按1958年每亩500—600斤产量定的，而这是当时虚报的产量。多年干旱的种植环境实际亩产大约200—300斤，费改税时他向乡镇提出这个产量不确切，可乡镇官员说这个产量来自上级下达的任务，如果减少他们就会完不成目标。
由此，县向乡镇下达，乡镇将指标压向农民。由于按当年虚报的产量定税收，实际上要农民承担更多不合理的费用，造成费改税后农民负担由原来30多元现在上升到40多元，不但没减少税收反而增加了。
村长还透露了按过去产量定税收的原因，有些村由于城市开发占用了土地农民不交税，而仰韶村土地没有减少，乡镇官员就把税转嫁到他们村子。结果，种地的仰韶村农民承担的税比地减少的村要多，导致农民分享不到费改税后的好处。
村长说，要想与乡镇保持一致就得接受他们的指标，可他是农民选举产生的却不能对农民的利益负责，权力的不对称使他不能站在农民这一边。
村里的自留地有100亩原来种苹果，村民想把这些地要回去，可村委会不同意导致仰韶村有100多名农民去县城上访。农民人口在增加而地不可能增多，使农民的种植资源减少，迫使他们极力想要回被村委会占据的土地。
实际上，村委会占有这些土地有他们的经济利益，以前这些地每亩以40元承包给农民一年就能收4000元。这些收入用于村领导开会、吃饭、交通和招待支出，现在村委会在上面种上花椒树想进一步扩大收入来源。
有了这种经济利益，村委领导当然不想将地归还给农民。仰韶村两个组100多农民想要回这100亩地，相对于有乡政府支持的村领导他们的力量还显得很微弱。最终，他们也没有从村委会要回这些地。
对于仰韶文化遗址，村长说村民们都很想开发旅游带来一点收入。可写好的开发报告有关部门说要先交10多万元才能向上申报，而种地只能维持生活的农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他曾两次去北京找文物部门，想争取到资金搞仰韶文化遗址开发，可他都是失望而归。他想在村里搞个矿石加工厂也得不到批准，因此他们的开发愿望只能是一个梦。
仰韶村是由村民抬起头能看到村北部的韶山而得名。三面是深沟一面是韶山挡住的仰韶村，使农民的种植、交通和生活都极为不方便。
即使有了现代化的收割机器，但收获粮食不够维持生活的仰韶村农民也用不起这机器。他们还得靠牛或以人工耕地、收割，他们的农业还在原始中演变，这难道不是古老的文化衰退的表现吗？
村长说他对仰韶文化的理解也并不深，只是说在这里出土了几千年留下的石器。他说，因保护仰韶文化遗址不能进行工业开发，外部的资源进不来，农民只能在在黄土地上继续消耗。
自1961年仰韶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列入重点文物保护以来，村领导换人换届也必须将保护文物的责任承担下来。不准在遗址边打井、建房、耕种，全村土地共有1800亩而遗址就占了400亩。
农民为了生活要在地上打井、耕种、建房就会与保护遗址发生冲突，以至造成村水电、交通不便，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阻碍，同时还给农民在精神上造成了损害。
过去村民祖祖辈辈住在潮湿的窑洞里，村民想从窑洞里搬出来建新房子，但上级说要保护遗址没有批准村民的请求。
一直到1982年农民才从祖先住过的窑洞里搬出来。他们先建起的是土砖用泥土糊成的草房。不从窑洞搬出来建新房，村长说，村民们娶不到媳妇。到1995年经过改革积累了一点资本，农民才建起了砖瓦房。这样经过几代人的窑洞生活，村民才告别了象征着贫困的窑洞跨入到砖瓦房中，这是他们祖先几百年以来在农业文明中漫长演变的表现。
面对困境仰韶村的农民疑惑地说，住在仰韶村真倒霉，拥有仰韶文化的知名度，却不能享用它带给自己利益。守着文化遗址却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过着穷日子，文化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个虚幻的精神满足。
79岁的村民王凤璋出生在窑洞里。他和父亲、爷爷三代人在窑洞生活，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他过去曾在村里一个破烂的土砖房学校里读私塾，学的不过是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这样的知识能给孩子们带来多少创造的意志？几十年过去后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