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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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里的一个柜子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另一些家具也有几十年了，再看不到其他的现代设施。陈旧、简单的房内仿佛看不到20多年的变革给他家带来一丝现代化生活的气息，一切仿佛还停留在一个遥远原始的简朴时代。
一个村民说，村里并没有什么变化，青年人都忙于到外面赚钱，缺乏一个有能力的人把村民带向现代化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仰韶文化铺了一条路通到村里，村民不知要在泥土路上走多少个岁月。尽管他就住在仰韶村，但他不理解这文化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足以去认识仰韶文化，只不过是出土的几块石头、陶片，那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得种几亩地维持生活。
为了使仰韶村从贫困和原始的生活中走出来，村长说，村委会一直在争取资金修建公路、上项目打井，同时为解决因保护遗址使村民负债的问题，村委会极力争取上级部门能给予资金支持。
古老的文化遗址没有使村民走向现代生活，仰韶村的教育也同样落后。仰韶村小学王校长说，如果不是1996年中国商检局出资40多万元为村里建了一所希望学校，孩子们还会在20世纪20年代的房子里学习，这所学校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它墙壁破损已经无法再用。
学校共有学生100多人，只有7个教师实际上需要12个。一些教师是民办教师，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培训，造成学生在美术、音乐等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来的青年教师是支援教学，一年以后还会回去，剩下的仍是老年教师在支撑，这使仰韶村小学得不到稳定的教学资源。
没有优秀的教师，仰韶村的学生处在知识供给的短缺中，阻碍了村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从村里的孩子读高中越来越少中得到了证明。王校长说维持一年教学大约得8000多元，费用来自学生交的学费、杂费、课本费，大约每个学生得交120多元。学生考到了全县第一名要给教师150元的奖励，这样能激励教师提高教学质量，仅奖励一年大约需要4000元。
家庭困难使王校长尽管自己是一个教师，却使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能接受高等教育。前十年村里很少有孩子能上大学，现在每年也只有几个，但大部分只能上到初中就不得不回到贫困的乡村。
贫困导致孩子们不能获得教育，形成了老一代文盲没有消失又出现了新的一代文盲，这进一步导致仰韶村经济和文化的衰退。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权力逼迫下的签字（1） 依山而建，俯视洛河，曾富甲三省船行六河，占地18万亩，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历经400多年富裕12代的康百万庄园，给巩义市康店镇康南村的农民带来的不是一种自豪而是面对拆除房子后的无奈和痛苦。
康店镇一位退休教师康靖说，康家曾以洛河、黄河从事运输业将当地土特产、粮食运往外地，兴旺之时康家有100多条船航行在洛河及黄河上。
康家的船队北到北京南到扬州，西经黄河入渭河到达关中，将关中的棉花沿黄河运到山东，同时将江南的布料、瓷器运到黄河西部。他们依托沿黄河流域开设的店铺能将各地货物迅速销售，这种以河流形成的贸易使康家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利用清政府与白莲教之争，康家承担了为清朝几十万大军运输物资的任务，以尽忠的商业意识提供服务，这场战争为康家获取了大笔财富。
康家的眼光仍停留在农业和商业上，没有将资本投入制造业，这使康家尽管积累了巨额资本，却并不能给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他们的孩子也不过是学习简单的计账，没有产生改革社会的思想家。
1949年以后，这个家族被政治运动分解，财产的没收、消失与人员的离散，使康家的辉煌如门前的洛河一样永远地消失。一个乡村自治文明的进程被打断，被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
土改时，康家的资产被分给村民。康靖说，他家分到了几亩地及家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康家留下的字画在文革被当作“毒草”化为灰烬，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样板，气派壮观的康家庄园却得以保存下来。
土改时，康店村人均有1亩多地，现在却下降到人均只有几分地。耕地在不断减少，可人口却在急剧增加，农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酷，他与孩子一家10多口人住在两间窑洞里。
家庭贫困使他父亲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家庭的文化传承从这时就出现了断裂。他只是在康家给农民办的免费学校读了小学，只有三个教师要教100多个学生。读的是国文和数学，这样的教育质量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知识。
1956年康靖考取了河南大学中文系，当时巩义仅有两个人考上。教了一辈子书的康靖却无奈地看到，儿子由于“文革”而没有上大学，文化到他孩子这一代不是走向繁荣而是出现倒退。
对文化的倒退，康靖认为，“文革”使孩子不能接受教育是社会条件决定的，今天孙子上不起学又是经济条件造成的。
儿子说，连续9年的干旱使他家种的4亩地，不但投入的人力、物力费用收不回来，而且收获的粮食有时生活都维持不了，更谈不上财富的积累，最后还要靠打工赚钱来补充家庭生活开支。
康南村处在康百万庄园文物保护区，当地政府搞开发想拆除农民的房子，补偿按1993年出台的标准，每平方米220元。10多年过去了，物价迅猛上涨，现在农民要建相同面积的房子就要承担更多的费用，损失自然还是农民自己承担。
康靖与村民找政府谈判补偿时，拆迁的部门根本不想将补偿标准提高。拆迁的指令从2003年6月就下达了，11月开始拆迁时，他们上访到市到省直到北京。上访使拆迁暂时停止，可2004年3月拆迁又重新开始。
一位姓王的妇女说，她家有五间房共100多个平方米，镇官员要拆除她家房子时，她说你们必须拿出拆迁证。对方拿不出证，她说没有证就不能拆，可官员没有理会她陈述的理由，竟然将她的房子院墙先推倒。
看到这个情况，她气愤地指责，你们凭什么推倒我的房子？对着乡镇官员她一阵痛骂，她想这房子是她一家人经过几十年一点点积累资金建起来的，怎么一转眼就要被他们强行拆除？她越想越气愤并打了拆除她房子的一个副镇长一耳光。
她和老伴现在还住在祖辈留下的窑洞里，我走进她的窑洞时，看见有些地方已经渗水，里面一片阴暗。
有些村民在官员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拆迁条件。康靖认为，拆迁要按市场价格补偿，可他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3月14日宪法通过了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利时，15日政府的拆迁人员就对村民的房子进行了强行拆迁。
一个村民说，早上她还在梦中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出门一看，原来是康店镇拆迁的人要她搬家。她说现在不能搬家，对方不由分说就强行将她推到一边并将家里的东西往外面扔。不一会房子就被他们推倒了，她出去申诉却没有部门来制止拆迁行为。
拆到最后只剩下康靖一家的房子，乡镇官员要求他在房子拆除协议上签字，他说这是我的私有财产，你凭什么拆除？宪法刚通过保护私人财产，你们懂宪法吗？官员说现在不是谈宪法的时候，是你在协议上是否签字的问题。
“我坚决不签字！”康靖对拆迁的人愤怒地说。
由于康靖过去是中学教师，在康店镇享有一定的威望，官员不敢对他动手。相持到了晚上，官员请他提出赔偿的条件，眼看周围村民的房子都被他们强行拆除，康靖觉得自己一个人挡不住他们强大的力量，他提出了赔偿20万元才签字的条件。双方讨价还价达成赔偿12万元的协议，这比其他农民只赔偿每平方米220元要高得多。官员说明天给钱，康靖坚持不给钱不能拆，他们最后拿来了12万元。
签字时康靖手一阵发抖，他不由得想起当年李鸿章是如何在日本人逼迫下，无奈地签订《马关条约》的情景，而现在自己不也是在权力的逼迫下做出无奈的选择吗？
拿到钱后，康靖向自己的房子磕了三个头。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房子，想不到80多岁在这个开放的时代，还保护不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他感到这是他从未蒙受过的奇耻大辱。想到这里，他老泪纵横，眼前是一片黑暗仿佛什么也看不见。
拆除房子之前，康靖还向乡镇官员提出了要求，必须将他一家人安置到镇税务所的房子里住，否则不会离开，官员答应了他的要求。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住了10多年聚集着一家人艰辛的房子，就在官员的拆除中轰然倒下，房内还有几个桌子来不及搬出就被倒塌的墙砸毁，一切如云烟般从他眼前消失。
房子被强行拆除后，康靖一直笼罩在痛苦中，精神几天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拆房子那天他儿子康大栓站在屋顶上，看到康店镇官员要拆除房子，村民冲上去阻止。官员将村民拉开，将村民的东西扔开强行推倒房子。接着，其他村民不愿意签字房子同样被推倒，巨大的挖掘机在官员的指挥下无情地将农民的房子化为废渣。
房子被拆的村民及现场围观的群众在愤怒地责骂。
第八章古老乡村的沉重权力逼迫下的签字（2） 看到这一幕，站在屋顶的康大栓内心受到了强烈震动，觉得传统的乡村道德已改变不了官员们的蛮横霸道。他的精神仿佛一下子全崩溃了，一个要维护自己房子的农民被官员打伤，他大声吼住打村民的官员。
到要拆除他的房子时，有几十人上来围着他，一种愤怒涌上心中，他恨不得想和他们拼命，但他说自己不想以恶制恶。他曾经按乡村的传统道德观念来看待官员的执政，认为纯朴、善良的农民是遵守法律的，那么，乡镇官员同样应依法执政，不能不经村民同意就将农民的房子推倒。
可事实出乎他的意料，他亲眼目睹了官员是如何将农民的房子摧毁，那种以善待善的道德防线，以及笼罩着乡村社会的虚弱伦理在瞬间倒塌。他感到官员们强行拆除房子，是在向农民的传统道德发起挑战。一种不平衡在他心中升起，为什么这些喊着为人们谋利益的官员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法律到哪里去了？
官员强行拆除农民的房子，他感到这是一种犯罪，这种犯罪的背后是拆除房子的官员有他们的政治利益，踏着将农民房子变为废渣的路实现升迁。而乡村的传统道德在官员的强权下显得不堪一击。
他的父亲却坚持要满足自己的条件才能拆迁，并且到北京上访以求得到合理的补偿。父亲用知识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他想以小农意识的忍让获取补偿。
他把幻想寄托在某个熟人的身上，以求权力制约权力。他觉得村民寻求司法帮助代价高昂，没有那个能力支付得起这个成本。正是看到了寻求法律解决农民利益的艰难，他想找关系人为村民讨回一个公道。
房子是他们几十年耕种积累的结果，要拆除房子不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就意味着他们还要在漫长的耕种中等待建新房子的岁月。
村民说，房子被拆除重新建房办手续就需要几千元，这是在山坡上种地为生的农民承受不起的，有些农民至今还住在窑洞内。
康大栓从一出生到现在都住在窑洞里，50多年的窑洞生活他不认为是一种贫困耻辱的象征，却感到这是一种文化。与父亲相比，他承认自己文化低。入生产队时他家有10多亩地，到分地单干时剩下4亩。
他最朴素的一个理由是，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感觉很舒服。他在窑洞里结婚又在窑洞里养育了三个孩子。那张桌子是他妈妈的陪嫁品，已有100多年，另一张桌子有200多年。除了祖先留给他一点简单的生活设施及窑洞以外，50多年里他几乎没有添置新的家产。为了与外界沟通信息，他下决心安了部电话。“现在我仍然没有走出这窑洞的渴望，我把这归于传统道德的教导，就是长子不离祖宅。这个教导一直在我脑海里装着，这窑洞传到我这一代已有300多年，我还要把这个家守下去，如果离开那是对祖宗遗训的抛弃。”他平静地说。
为什么他至今还不能抛开这个传统，也许是外部的世界和他的差距太大。这个阴暗布满灰尘、生活有点原始的古老窑洞，能给他精神上带来安慰，以忘记外部世界比他的窑洞有更多的光彩。他承认赚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生活。
他家门前是一条长长的山坡路，空着手从山坡走到他家都有点气喘吁吁，这就是他与祖辈走了无数个岁月的路，门前山坡一旦倒塌他回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自己出资召集村民将这条泥土路铺上了水泥，之前尽管下雨老人走不上去甚至滑倒，也没有人意识到要改造一下这条路。
康靖说，村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过千元，可为了向上级报政绩官员却把农民的收入说得高出几倍。农民的财富除了自然损耗以外，大部分都变成了各权力部门的收费。
从“文革”到现在，整整一代人没有接受教育。康靖是村里1956年以来惟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整个群体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从他那个时代起，村子里的文化的就开始衰败。现在，学费上涨使孩子们读不完中学就走上了社会，康靖的儿子没能接受高等教育，他的孙子同样只上到了初中。
康靖悲哀地说，康店镇的教育资源正在向城镇集中，条件优越的学校用高分数将达不到标准的学生挡在门外。想上中学的学生不够分数就得交高昂的学费，这又把贫困的农村学生挡在了门外，造成农村教育进一步倒退。
作为曾拥有百万资产的康家，曾以出租土地，放贷维持康店镇的乡村秩序。这种秩序维持了小农的耕种，保证了乡村社会的平和及安宁，虽然它不可能给乡村社会输入新的农业技术与生产力，没有给农民以走出土地的机会和勇气。面对洛河过往的辉煌，康靖感叹地说，他小时候站在河边曾看见船从河上穿过，还能听到船夫拉纤的号子声，那声音能传几里远。随着陇海铁路的开通，康家曾赖以开拓贸易的洛河很快就失去了水上运输的优越。
发源于陕西秦岭的洛河，上游洛阳修建的水库将洛河水截流。上游的截流使流入下游巩义的水减少，而洛阳排出工业废水却增多了。河流变窄和泥沙淤积使洛河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断流。根据康靖对洛河的观察，康靖认为，洛河将来会走向干涸，因为中原大地普遍缺水，康家曾伴随这条洛河开拓了他通向南北的贸易之路，带来了当地的繁荣。通过河流贸易他将外界的资源运进来，补充了农业资源的不足，又将农民的农产品运出去。通过河流完成了资源的配置带来了财富的增加。
洛河的萎缩意味着贸易的结束，同时使依赖洛河灌溉的农业也失去了水资源的供给，过去康店镇是通过修堤灌站将洛河水抽到山坡上浇地。洛河断流后灌溉设施也随之废弃，农民的种植条件就进一步恶化。
那些灌溉设施过去是靠农民集体力量修建的，现在农民只有几分地，几乎没有财力修得起水利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