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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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放牧与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心理是一样的，只要这块草场能放100只羊，他就不会只放50只羊。放100只羊当然比放50只羊获得的利润多，每个牧民几乎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大放牧数量。
来德珍说，果洛州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牧业，几乎没有什么企业，停止放牧对当地经济会带来更不利的影响。
在地处海拔3700米的果洛州草原站，工作了21年的来德珍说他的单位20多人共用一部电话，每人一年的办公经费只有500元，下基层调查、出差每天只有25元的补助，有时不够开支自己得掏钱补贴。
他每月工资只有1700多元，一家三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工资维持。每月开支得700多元，培训、学习等费用全得自己出，现在住的房子是草原站的，一旦退休回西宁没有福利房住，即使不吃不喝那点工资也难以买得起一套10多万元的房子。
第一章 母亲河发出的“SOS”
不愿意放弃熟悉的草原 牧民的经济状况到底怎样？他们对搬迁有什么想法？在李周曲局长的支持下，我跟随玛沁县大武乡一个叫索南才让的办事员去一户牧民家里采访。汽车在草原上的溪流里迂回奔波了几圈，经过一阵的颠簸汽车在离牧民帐篷的不远处停下。
索南才让把我带到一户名为党周的藏民家里，帐篷里冒着一股浓烟，用牛粪做的燃料正在炉子里熊熊燃烧。坐在毛毯上，女主人给我们端上一碗飘着淡淡清香的奶茶。
党周的两个儿子都已结婚，各有两个孩子，一家共有9口人。家里养了牦牛60头与100只羊，拥有冬季草场1034亩，夏季草场2463亩，一家的生活支出靠卖牛羊的钱支撑，但2003年党周没有卖羊，而是靠自家草场收获的两斤冬虫夏草，卖了18000元维持全家人一年的生活。
现年59岁的党周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他放牧有40多个年头，可家里生活过得很简单，除了吃穿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消费。放牧几十年的党周并没有给家里积累多少资产，按每只羊卖250元计算，100只羊能值2。5万元，一头牦牛卖500元，60头值3万元，帐篷及一个平房值5000元，这样下来他一家的资产也不过6万元。
靠放牧为生的党周认为，目前家里养的牛羊数量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如果让他减少放牧数量退出一部分草场，那么一家人的生活就会陷入危困，而他也知道增加牛羊的数量自家的草场难以承受，只能维持目前的放牧现状。
至于是否要结束放牧的生活，党周表示，搬到城里去住自己难以适应那里的生活，因为自己除了放牧以外没有什么能力去做生意。一个游牧的自由生活与城市快速的工业节奏，他感到难以融合，这种融合对他来说很痛苦。
他不想抛开自己熟悉的草原世界投入到奔腾的城市工业气息中，他只想保持自己在草原上的生存空间，不想被外界的力量打破他的生活秩序。
炉子里的火烤得帐篷有点发热，炉火上面的铁锅煮的是手抓羊肉，主人给我切了一块，也许口味不同，刚吃下去就感到有点恶心甚至要吐出来。
党周静静地坐在炉火旁，火光照在他宁静的脸上，他仿佛是在回忆早已消逝了的牛背上的少年时光。那个挥着羊鞭把羊群从一个草场赶到另一个草场的情景，似乎在告诉他，宁静的表情遮住了草原上的风暴在他心中留下的创伤。如今他虽已不再放牧静坐在这帐篷里，但仍感觉到那些放牧的时光似乎没有离他远去。
草原是他能够无限奔驰的空间，帐篷是他安身立命之地，尽管放牧的生活充满了奔波流离，但他不感到生活带给了他艰辛。他那副望着炉火显得那样虔诚、眼里闪着祥和的目光的神色，仿佛是在平静地看着他的羊群悠闲地吃着青青小草。
他对外面繁华的世界没有什么需求，两个儿子接过他的羊鞭接受了与他相同的命运，但他说自己尊重孙子的选择，希望孙子通过接受教育去过一种不同于游牧的生活。
因为有了妻儿老小，儿子没有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一个新的生存空间。他感到自己离不开飘着白云的草原与温暖的帐篷，他晚上只是偶尔听一下收音机播的藏语节目，由于没有受过教育，他听不懂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
与外界接触得太少，儿子说他的视野只是停留在不断长大的牛羊身上与休息的帐篷里，他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关注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党周一家人平静地坐在炉火旁，看起来显得是那样单纯，似乎看不出他们个性的张扬与内心涌动的激情，这难道就是漫长的放牧生活与无限宽广的草原，留给他们的色彩与回忆？
走出帐篷，我看到牛羊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草原在夜色中显得很静，偶尔几声狗叫打破了草原上的宁静。
离开党周家的帐篷往回走时，我在思考，牧民的放牧还是显得有些原始，以他们的经验与不多的资本，不但应付不了草原上出现的鼠害与沙化等灾难，更没有能力培育优良品种的牛羊，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文盲。
如果让他们接受一定的教育或高等教育，掌握更多的放牧知识，提高牛羊的成活率同时建立固定住所，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唤起他们对草场的投资与经营意识，那么他们不但能阻止草场的大规模退化，还能转变为一种有知识的牧民，也许这是一种游牧生活向现代文明的转变。
任何一方都会以自己的经济增长来强调用水的理由，但河西走廊的城市与农村几乎都处在戈壁滩、沙漠的包围中，缺水将是他们长期要面临的挑战，无论他们的官员幻想经济有多高的增长，企业家如何想提高利润，农民又怎样扩大种植面积，都受到了这种自然条件给他们的制约。
20多年的变革使河西走廊的城市仍然没有从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相反随着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的紧紧包围，造成地表植被失去水分后，大片的树木迅速枯死，人们要拿出资金应付自然灾害给他们的打击。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行政压力下的兼并 冬天没有散去的寒冷覆盖在工人缺乏活力的脸上，寒风从破损的门窗钻进来，他们感到一阵发抖，员工泼在楼梯上的水已结成了冰。因无钱交费，电、暖气已被停止。
机器在灰尘中已变成了一个空壳，贫困使他们把工厂设备上值钱的东西拆下来变卖。即使是几角钱的黄瓜、西红柿，因没有发工资工人们也买不起。靠着几个可怜的救济金，他们的生命才能向前延伸。
这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去兼并一家毛纺厂时看到的惨淡景象。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第三毛纺织厂曾是亚洲最大的纺织公司。当地政府将其组建为集团向资本市场迈进时，来自行政的意志要求它在上市之前，以强扶弱去兼并几个已处于亏损的企业。
被政府安排要兼并的兰州毛巾厂，实际上已被法院宣告破产。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将他的债务债权包揽下来后发现，毛巾厂的债权已烂得不可收拾，几乎不可能收回，而债务却要一分不少地清偿。
资本应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不得不违背资本的意志，而将毛巾厂1400多人随着债务一起接收。但不久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又在官员的劝说下，兼并了同样处于亏损看不到出路在那里的金昌毛纺厂。在兰州第三毛纺织厂接手金昌毛纺厂之前，这个建厂已有10年历史并消耗了大量资源的企业竟然没有生产出一米合格的布料。
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对这家企业进行了两个月的整顿并投入了1000多万元资金，使工厂里沉睡的机器重新发出了轰鸣的声音。失业很久的工人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们感到自己被冬天的寒风吹得发抖的心，被春天的阳光重新温热。
大幅的扭亏为盈，使许久没有尝到发工资滋味的工人，从每月300多元的收入中看到了自己价值的存在，并给一家人的生活注入了一种尊严。
但盈利并不意味着兰州第三毛纺织厂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去优化配置资源，它不得不再次遵照行政命令，去兼并一个拥有400多名员工、产品严重积压已处于负债的企业。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似乎还承担着替官员实现政绩的角色。
来自行政压力的几次兼并，使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员工由6000多人膨胀到8000多人。实行优质资产的重组后，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在1997年打开了上市的大门，募集到了1亿多元资金。国有股一股独大，占50％以上的股份，两次配股使国有法人股比率降低。
地处西北部，缺乏信息和资金等都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面临的不利局面，它需要找到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扩大产业规模，使员工的利益与持续的竞争力能得到体现，这需要它从一股独大中，走向股权多元化。
上市还涉及到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利益的重新分配。即使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年薪也只有19000元，一般高管人员的收入一年不过15000元，这与资本寻求最大利润压在他们身上的职责是极不相称的。
在几十年沉闷、毫无生气的国有企业文化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拥有的只是靠觉悟、自觉去发挥自身的潜能，并承受低工资给他们的折磨，但市场经济的气息扑来而来，他们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得到的，这种不平衡的压抑感觉再一次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并颠覆了他们原有的信仰。
在利益的驱动下，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高管人员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经主管部门批准，他们比照甘肃其他的上市公司，如别的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是4万元，他们拿4万元的85％。但他们还是担心薪水的提高会引起职工的不满，因此在提高自己的收入之前，他们实行了多种分配，使员工的工资与其付出相挂钩，同时召开了职工代表会。由于职工的收入也在增加，高管人员提高薪水没有引起很大的波动。
被行政安排进入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集团的毛巾厂、毛条厂，后来都成为了集团的沉重包袱，上市时它们以不良资产随着后勤部分被分离到集团，被分离人员大约有2000多人。
为了让他们有条生路，上市公司还要拿出一部分任务让他们干，他们为上市公司生产一部分中间产品。但生产还是处于不饱和状态，如毛条厂一年大约有7个月没有事做，放假时员工只拿生活费。
另外，当收购羊毛的季节到来时，处于亏损的毛条厂几乎不可能拿出钱来买原料，上市公司要拿出资金替他们垫付。他们围绕着上市公司生存，不断地消耗着上市公司肌体里的营养，一旦没有活干毛条厂就会陷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也许为了生存考虑，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集团曾占用了上市公司7000多万元。在上市公司与集团财务分开与偿还资金的压力下，集团与上海开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这笔股权转让使集团得到了2亿元的收入。这样一来，集团有了偿还上市公司债务的资金，同时还解决了集团内部员工生存的问题。资本的博弈使多方利益得到了实现。
但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上市公司仍然要承担计划经济时代留给它的包袱。根据上市时的有关协议，它与集团按比例承担学校、医院等后勤负担。子弟学校大约有400多个学生，几十名教工；医院有50多个医护人员。按比例上市公司要承担90％以上的费用。
甘肃省政府一位副省长曾到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现场办公，当着随行的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员说道，要把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子弟学校第一批交给社会。
得到副省长的支持，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积极与兰州市各部门联系，希望能尽快把学校交出去，可教育部门说当地财政拿不出钱接收。一年以后，兰州第三毛纺织厂把学校交给地方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1） 敦煌有30多家国有公司已经全面告别了国有的时代。经营者通过贷款加上自身的资本，将企业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几千元或1万多元的补偿使他们彻底告别一种没有给自己带来财富梦想的国有体制。
改制时政府从退出的国有资本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失业员工的保障金，使他们不至于为国有企业效力了大半辈子，生存仍没有保障。
但怀疑改制会使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声音还是在企业内响起。工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在改制中被忽视，因为大部分工薪阶层靠企业生存。突然有一天，一个富豪要把一个与他们相处了几十年的企业买走，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一道激光刺得他们有点睁不开眼。
改制后，敦煌经贸局长党兴海承认，贫富差距确实进一步扩大了，但它在为一种新体制开辟道路。如果不改制，政府会整天忙于应付企业出现的问题，资源会被消耗在企业的低效率中，公共利益被忽视。
而退出国有资本后，政府将资源集中到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多数人的利益会在这种资源配置中得到公平的体现。
改制之前，敦煌18家国有企业总资产9213万元，负债却高达8684万元，如敦煌饭店负债400多万元，驼铃饭店负债300多万元。这些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它们只是在国有资产名义的掩盖下，消耗着本不应由它们继续占有的资源。
改制后，在私人资本意志的指引下企业资产迅速增加，亏损的形象被盈利的面孔代替。政府将过去用于解决银行不良贷款、企业高负债等的资源，转到自来水厂的改造、污水厂的修建设上。
虽然敦煌的私营企业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旧体制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不再发生作用。清除了挡在私人资本扩张路上的阻碍后，私营企业迅速增加，达1800多家。
最明显的是，改制为敦煌的私人资本扩大了寻求利润的空间，工人的利益也得到了增加，有些工人的收入由原来的每月400多元上升到500甚至1000多元。
过去，受航空、火车、通信不足的制约，酒泉的内在能力无法释放。即使它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因运输不畅通使酒泉有40％的货物运不出去，需要的商品又运不进来。当付出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必然要降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酒泉经济的一个亮点。发射中心形成了一个生活群体，经济能量与消费力无疑要在酒泉释放，处于嘉峪关的酒泉钢铁公司连带着一个8万多人的群体，它们的消费已融入到酒泉。
拥有10多万人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将迁往酒泉，它将带来4万多人。这个群体的到来不仅扩大了酒泉消费量，而且使酒泉的城区向外进一步地伸延。即使没有内部企业支撑，仅靠这些外来的大企业或特殊的军事基地，酒泉的经济规模也排在了甘肃的第三位。
建立工业强市仍是酒泉市官员挥之不去的梦想，石油、化工、矿产、农副产品深加工，是他们的一个支点。旅游看似是酒泉的朝阳产业，但它占的比例却很微小。兰州到敦煌的游客除了选择飞机以外，还有的人乘火车到嘉峪关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敦煌。
乘飞机去敦煌的游客，他们到达敦煌后面临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不能办理落地签证。外国游客是敦煌游客的一个支柱，而敦煌有限的航线使它不能连通中国其他重要的城市。火车到嘉峪关后仍要转汽车奔波300多公里到达敦煌，如此耗费时间，使游客已失去了游览的兴趣。
兰州距敦煌1200多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