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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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场竞争来办，一定要让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为私有经济打通更开放的道路。我感受到的是，私营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不但不危害国计民生，还能增强国力，保障社会的平衡前进。政府要提供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利，这样，资源才更有利于生产力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们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郭宝成富有激情地说。
他去欧洲考察时，很欣赏欧共体的一体化，只要有一个护照开着一辆轿车就能走遍这些国家。回来后，他更坚信了私营经济是支撑神木不可缺少的支柱，他认为，一个在街头摆水果摊、开小杂货店的人对政府都有贡献。
“开一个杂货店，他就有可能雇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就业政府就不用操心了，他还给国家交了工商费，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歧视他们。他财富增加了，甚至会捐款搞社会公益事业，现在应该是谁交的税多谁就是英雄。”郭宝成说。
与其他地方官员不同的是，郭宝成并没有将所有的政治资源用在表现个人政绩上，教育兴县是他的一个执政策略。多年执政使他得到一个感受，经济发展是大文化推动的结果，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为文化进步提供了基础。
因此，神木经济真正的腾飞必然是全县人素质的提高。他想起，日本曾经没有什么资源，可日本的经济却能在世界上称雄，这与日本对教育的高投入，推动全体国民素质提高有很大的关系。
对教育的重视，使神木自1998年起累计投资了5亿元，仅一个高中就投资了7000万元。2004年又投资4000万元，建一个能容纳3000多名学生的高中。
郭宝成认为，在西部地区，学生上高中比上大学还要难。榆林市上高中的比例是32％，而神木县却达到了85％，能满足想上高中的学生的愿望，2003年有3000多名学生考了大学。他把这种投资看作是一种智力移民，如果一年考上3000个大学生，他们出去上学后，真正回神木的人会很少。
出去的学生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他获得的收入比神木要好。如果这些孩子上不了大学，他们可能与祖辈一样只能守着这片赤贫的黄土地，也许他们一辈子也走不出贫困的包围，政府还得给他们找事干，甚至还要给贫困的人提供救济。
由此郭宝成相信，10年就是3万个智力移民从神木走出去，这些人不仅在中国创业，还有可能去国外开创新生活，他们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成功者。也许20年以后，成功走出去的智力移民，会将他们的项目与资金、技术带回神木投资，他们的投资对神木又是一个财富的补偿。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文明的现代要有超前的变革（2） 郭宝成更长远的考虑是，只要有资金就要建最好的学校，让孩子们在条件最好的学校读书，甚至请外国教师给学生上课。
优越的教育、卫生等条件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让人们有一个优越的教育与卫生环境，使人们感受到城市文明的进步，而这种文明的背后无疑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郭宝成认为，神木需要去支付这种代价。
对教育投资如此关注，还在于有一段不能忘怀的执政经验影响了郭宝成。1992年，35岁的郭宝成在民意推荐中，从陕西定边县政府办公室任主任的职务，一跃登上陕西佳县副县长的位置，执政的大门幸运地向他打开了，他开始在政治上施展他的抱负。
到佳县后，郭宝成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佳县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县政府拿不出一分钱投入教育。他当副县长时全年的县财政收入才700万元，而现在他执政的神木达到10亿元时，佳县才突破1000万元。
资源有限的佳县使郭宝成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面对的却是稀少的政治资源。怎么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呢？对这个问题他进行了苦苦的思索，现实的压力使他在佳县提出了“一红一白”的发展战略，以此给处于贫困的佳县寻找出路。
一白就是发展佳县白云山的旅游，它是西部五省的道教圣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会达到亿元以上；一红就是开拓当地的红枣，佳县农民赖以生存的就是红枣，通过扩大种植红枣面积，增加农民的收入。
他把这个观点发表在榆林报上，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战略没有得到县主要领导的支持。仅靠他一个副县长难以使这个战略付诸实施，直到他离开佳县以后，当地官员才感受到这个发展战略的价值。
缺少资金使佳县的教育面临困境，这对郭宝成的执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到佳县木头峪镇调查时，吃惊地发现一所学校的房子，是1935年红军长征解放木头峪镇时没收地主的几间房子。
从远处看他觉得这个学校像个破窑洞，风雨已把它吹打得破败不堪，似乎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已经没有力气再支撑下去。走进去再看，他抬头能看见外面的天空，墙壁裂开几道缝，有的墙已经出现了大窟隆，这个破落的学校使他感到雨露星辰都能进来。
一种无言的悲凉与沉重涌上郭宝成的心头，他的内心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撼，为什么这些学生只能在这种环境里勾画他们的求学梦想？他们何时才能从这里走出去？
翻开历史，他发现这个看来很贫困的镇，在清朝时代出过很多文人，而现在为什么他们的教育已经走向了极度的衰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贫困的地区需要财政开支的很多，没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政治抱负有时难以实现，郭宝成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执政目标需要相应的资源来支持。
他到佳县任副县长主管教育时，佳县教师的工资很难按时发放，他急切地呼吁教育要先行，可财政紧张的佳县连官员的工资都拖欠着，哪有资金去实现他的教育先行？
看来教育先行的梦想在佳县是难以实现了。郭宝成感到，他不但改变不了佳县教育落后的状况，而且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他任副县长的工资有时也发不下来，直到去神木任副书记一年多以后，佳县才把拖欠他的工资给他寄来。
他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尽一切力量把木头峪破败不堪的学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通过关系他找到了北京一位退休的女官员，原来她也是木头峪镇人，郭宝成忧虑地向她讲述了家乡教育面临的困境，希望她能给予支持。
这位女官员被他描绘的情况所感动，她联系到了一个台商，捐了40多万元。郭宝成还通过其他渠道，使一家美国公司给木头峪捐款建学校。通过向外界寻求援助，他为木头峪镇建了80多个学校。
他向美国人寻求捐款成功建学校的事，被他的上司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榆林地委一位专员知道，他称赞郭宝成办学精神可佳，并约他一起吃饭。这个专员又从他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20多万元，要郭宝成再建一所学校。
专员赏识他的执政才能，后来该专员任榆林地委书记时，将郭宝成提拔为神木县主管官员的副书记。
现实的困境使他转向外界寻求教育资源，并发动农民义务建校。他主动地突破了佳县教育的困境，在外界资源的支持下，给孩子们一个接受教育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
郭宝成尽一切力量，一扫佳县破落不堪的学校面目，让贫困的农村孩子进入了环境好的学校读书，使佳县的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百姓希望他留下来当县长，他离开时仍能让佳县老百姓念念不忘。
上级领导也想提拔他当县长，可有些官员认为他当县长资格还不够，上级将他调到神木县当副书记，佳县老百姓对他的调任很不情愿。
任佳县副县长使他的执政才能已经显现，但他感到当了5年副县长时间太长，使他的有些执政愿望不能尽快实施。执政目标只有通过实施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如果不能实施也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副县长任期内他也有很多体会。一个副职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事做好，而且只能揽过不能揽功。出现问题要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有功劳也要先让给主要领导，遇到得民心让上级欢喜的事，自己不要主动去争取，要让给一把手。
难干的事，棘手的事，群众上访的事，自己不能推却要主动承担，不要把麻烦推给主要领导。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
五年佳县的执政，一些执政的理念与价值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了，更坚定了他到一个新的地方执政时，如何游刃有余地配置政治资源。他到比佳县要富裕的神木当官时，没有像有些官员那样挥霍浪费，因为佳县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家庭还很贫困，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个人以为，中国社会四级行政以下无政治可言。我们县级官员最直接地面对广大老百姓，不允许他们玩政治手腕，只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的政治头脑是要看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跟上国家改革的步伐，甚至还要有超前的变革。”郭宝成说。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让农民分享工业增长的财富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时，郭宝成主管官员的考核、选拔和任用，他制订的措施让卖官的人没有卖官的机会，让买官的人无处可买。
需要提升职位的人，先过民意测验这一关，然后考试。考试合格后向社会公示，最后试用，过了这些关才能到新岗位任职。
1984年建立这个制度时他只有26岁，在陕西省党校学习时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不平静的心中涌动着，如何设计一套廉洁的执政体系。他一个星期要读6本书，不仅对中国帝王的用人之道进行分析，还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些研究。
到神木任县委副书记后，他将在党校思考治理官员的办法全用上了。他感到事业的成败在于用人才的成败。不论到哪个地方当官，首先要做的是，经济要繁荣，执政要清明，社会安定，给人们安居乐业的环境。神木官员的任用与淘汰，与他的积极设计新的体系、推动他的执政价值是分不开的。
一般官员的选用数量很大，他们哪个不想从一个办事员升到科长，再从科长升到更高的职位？想提升的人不仅找主管的官员，还找上级官员施加压力，他们把升官的网络渗透到各个部门。而郭宝成的执政措施是，通过建立用官机制，从源头上制止卖官买官的现象，当卖官卖不出去时，他就失去了卖官的市场。
那些买官的人是因为他们当官后有预期的收益，他们才积极地去施展种种影响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卖官的道路切断后，他们就找不到买官的市场了。
“制度实施后，没有人找我要提升职务，想升官的人减轻了升官的压力与成本，他们不担心有人通过钱就能升官。只要有能力升官不需要付出金钱，不需要出钱就能通过竞争上升，哪谁还去花钱买官呢？”郭宝成说。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的三年间，他调动了400多名官员，没有遇到什么强大力量的阻碍，也没有人告他的状。大家认同这种制度，觉得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取代了个人操纵，凭能力就能上升。他推行的制度被榆林地区称为管官员最成功的办法。
“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执政的时候，能培养领导我的干部。”郭宝成自信地说。
当然他实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他的上级，如县长、书记的支持，也难以推行。只要有越过他的力量反对他的变革，那么他的施政也只能停留在幻想中。
除了实施用人制度的变革以外，郭宝成还将目光转向了县政府的政务公开上。他认为，政府做的很多事没有让人们来监督，要从源头治理腐败，最重要的还是让人民来监督。他想把政府工程通过网上招标，但实施起来仍有制度上的阻碍。
“信息化的透明意味着公民有更多的知情权，人民了解政府在干些什么，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政府官员掌握着很多经济特权，他们以审批权进入到经济中，如果不想使这些权力异化，不使这些官员出现腐败，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搞阳光工程，让百姓知道我们政府在做一些什么，怎么做，把这个过程公开，得到群体监督。”郭宝成说。
三年副书记任期结束后郭宝成出任神木县长。开始真正掌握执政大权时，他由过去思考建立制度转为将执政的目标授权下属去完成。
在执政风格上，他采取的是大权独揽，小权放开。下属能完成任务的80％他就感到比较满意了，他希望下属更主动、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他有时觉得指挥别人干比自己亲自去做还要更好。
他实行的会计集中制核算，将全县各局级机构的财政支出纳入到政府的控制下，他们的账号被取消。会计集中核算后，各单位不少预算外的资金暴露出来，但他们的开支要到会计核算中心报，他们的收费与支出都进入到这个中心，这种财经管理防止了有些官员犯罪。
现有37万人口的神木，城区只有10多万人，庞大的农村人口留在贫困的黄土地上，是郭宝成所不愿意看到的。城市人口必须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轮子，它能让一部分农民变为产业工人。
神木是一个经济生态很脆弱的地区，既面临着偿还自然生态欠账的艰巨任务，又要承受着资源开发给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20多万农民仍处在刚越过温饱线的水平。
为此，郭宝成在当县长的第一年就提出了工业化，他迫切需要推动神木县尽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再进一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这三步实现了，他认为神木就进入了小康。
他认为，工业化是神木必须要走的路，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大量的农民就无法向城市转移；没有农业产业化，农民仍只是在黄土地上维持温饱，贫困不会离他们远去。三年的县长任期内，他在为这个目标配置这个县的一切资源。
他计划2004年将农民承担的农业税免除，县财政每年还要拿出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其中让农民养牧。国外那么富裕的国家还要拿出资金补贴农民，而陕北赤贫黄土地上的农民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他们靠什么拿钱交税？
将工业化增长带来的财富向农民反哺，让农民随着工业化的增长而能分享财富，是郭宝成改变农民命运的一种期望，他将神木城市的大门向农民敞开。他发现，一个在街头捡破烂的农民，生活比在农村过得还要好，而且卖破烂赚的钱，供两个孩子上学。他感到，让农民在黄土地上再种上五千年，也不可能让农民看到财富，他们甚至是越种越穷。
40平方公里的新工业园，寄托着郭宝成同步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梦想。神木煤炭储量丰富，通过开发区吸引开发商投资电厂，将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就能使神木结束仅以输出煤炭来换取财政收入的传统做法，使煤炭的价值迅速上升。
开发区占用的是荒地，园区引来了大企业投资，不但使荒地价值上升，而且城市化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
然而，与神木新区的高楼相比，老城区还是显得很破旧。一个倒闭的五金厂前，有10多家从事铁皮制作的个体户，张先生就是其中一员。他做铁制品一个月能赚1000元，可他家有4口人，生活费一个月开支得200元，开店及自己住的房租每月得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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