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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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芬桓鲈履茏�1000元，可他家有4口人，生活费一个月开支得200元，开店及自己住的房租每月得440元。
当地收入不高使神木一些商店几乎没有生意。姚先生的杂货店开了13年，一个月平均能销售7000元，可利润只有1000元，10年的积累使他杂货店的资产只有8万元。他说，老区住的大部分是老人，他们的退休费只能维持生活，消费能力很低，而青年人搬到了新区。
10多年的执政生涯使郭宝成仍不感到疲倦，他说自己精力仍很旺盛，也许他还想登上一个更高的执政舞台。他说自己走过的执政道路比较顺利，在变革时没有遇到有强大的对手阻碍他的执政目标的实现。
面对新的政治环境，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郭宝成的施政目标也在不断向前飞跃，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革。郭宝成认为国家制定的有些政策是针对全局的，而地方的官员必须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寻找突破口。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寄生在垄断上的开采 郭宝成引以自豪的是，神木是中国的一个煤炭大县，按神木现有储量500亿吨计，每年挖1亿吨，神木还可以挖500年。这也是神木在陕西省县域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资本，同时也可以理解郭宝成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财力，建起陕西省最壮观的政府办公楼。
可煤挖完了以后神木怎么办？郭宝成设想将煤就地转化，输出原料价值低廉，只有将煤深加工它的价值才能增加。
大集团利用地方政府急于开发资源改变当地贫困，增加财政收入的需求，不需要通过竞争就获得了优势的煤矿开采权，他们将开采的煤用于发电实现财富向更大的空间增值。
陕北农民长年处于干旱中，工业集团发电用水与农民的灌溉用水，无疑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政府因财政收入的考虑会优先给工业集团放水。开采煤、发电的巨额利润被利益集团拿走，农民不但参与不了他们财富的分配，反而还要承受他们留下的污染。
利益集团煤开采得越多，发电量增加得越多，他们获得的收益也越高。地下的水随着他们过度的使用而下降，随即植被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的危害落到农民身上。农民的收益不但没有增加，而且随着生态的恶化他们的损害进一步加大，收益进一步下降。
神木县煤炭局一位官员向我透露，在神华集团来神木开采煤之前，当地只有一个年产10多万吨的国有煤矿。神华看到这里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后，以现代化的机器展开了大规模的开采，随即开通了包头至神木的火车。
神华能实现大规模的开采与神木县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神木经包头、山西宿州到达黄骅港的铁路，是神华集团为运煤修建的专用铁路，它将西部丰富的煤炭销往日本、韩国，同时还将转煤发电进一步增加了利润。
当初神华修建专用运煤的铁路时，神木协助它征地、拆迁农民的房子，条件是铁路修建后神华每年要拿出13％的运力，让当地的煤炭企业向外运煤。
前几年神华还能兑现承诺，但随着神华开采量的不断增加，原来设计的运输量已经满足不了它向外运煤的数量，答应给神木的煤炭运量降到了大约5％。运量的减少使神木当地企业开采的煤炭不能及时销往外地，以至煤价过低影响了他们的收入。
借助于政府的支持以及现代的开采设备，具有垄断铁路运输的神华在神木的煤矿迅速发展到6个，占有的都是储量丰富优质的煤矿，年产达到3500万吨。仅神华拥有的神木榆梁煤矿储量在2亿多吨，占地59。88平方公里。这个煤矿土层浅，是低灰、低硫、高发热量煤。2003年这个煤矿的开采量能达到1000万吨。另外，大柳塔煤矿一年产量达1000万吨。
利用先进的进口设备，神华具有当地私营企业无法相比的开采优势，又因为垄断优势，工资及其他福利高于当地煤矿公司的员工收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原来在这里开采的小煤矿不得不迁走。
储量大约500亿吨煤炭的神木县，如果没有神华和私人资本参与开采，处在陕北荒凉贫困的神木是不可能拿出资金开采的，再丰富的煤矿也只能深埋地下。
煤矿由神华这样的大集团和私人资本投资后，神木县的煤矿开采数量迅速上升，除了神华还有198个煤矿由乡镇、私人开发，开采量已达到5000万吨。煤矿带来的财富使过去还是贫困县的神木，一举走进陕西经济发展最强的县，财政收入达到了4。8亿元。
更大的开采量仍掌握在国有煤矿手中，神木能批准的只是开采量小的煤矿，这就让神华这样的大集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神木县官员通过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意图也很明显，在自身不具备开采能力的情况下，将煤矿租给神华经营一年也能获得几亿元的收入。当然，神木希望拥有更多的开矿审批权，以获得更多的煤矿资源和收入。
即使神华集团在神木凭借垄断地位拥有储量最丰富的煤矿，开采已达到了3500万吨，但私人的煤矿仍不甘落后，他们挟带着资本正急于从这片储量丰富的矿产中打开财富之门。
神木高庄煤矿是赵矿长与几个股东从乡政府买来的，他们投资了200万元，他个人出资60万元。他的煤矿产煤15万吨，每吨售价是70元，净利润是10元，年产值是600万元，利润150万元，雇用了60个工人每人每月给1500多元。
每年应付的税费是60万元，但赵矿长对年产15万吨还不满足，他希望扩大产量。开煤矿之前赵矿长是一个农民，开采权放开后他感到创造财富的机会来了，开采煤矿获得的丰厚利润，使赵矿长向高价值的炼焦煤炭进行了投资，投资400万元焦化厂仅半年他就收回了投资。
他认为私人投资开煤炭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每一项开支都受到控制。他的矿区占地33平方公里，已开采了三分之一，10年的积累使他的高庄煤矿形成了1500万元的资产，他对继续扩大开采量充满了极大的信心。只要政策允许他还会加大投资扩大对煤炭的开采，向国有煤矿发起挑战。
国有煤炭虽然开采设备比他好，但他认为条件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给他更大的开采权，他会创造比国有煤炭更大的奇迹。他对国有煤矿凭垄断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占据更优势的矿源感到很不服气，他希望以市场竞争来决定谁拥有开采权。
神木七里庙三煤矿是杨矿长与4个大股东，于1998年投资了900万元建成的，现已收回投资三分之一。他的煤矿总储量是1500万吨，目前开采了50万吨，一吨煤的开采成本是15元，一年销售在300万元，利润100万元。
虽然有山西、山东等地的客商来买他的煤，但拉煤的司机向我诉苦，从神木装一吨是70元，拉回山东能卖到每吨470元，一车能装40吨，车经神木到达山东临忻需要40多个小时，仅过路费就需要支付4000元，路上不论是超载还是没有超载，只要有交警检查一律罚款。
司机对我说，不超载也不可能，因为经过每一个省市都面临乱收费及罚款，超量运煤是为了弥补路上收费及罚款带来的损失。如果不超载几乎赚不了钱，这样运回山东每吨煤的成本已达到了360元。
司机说他每月来神木拉三次煤，除去各种成本一个月只能赚到4000元，而杨矿长也认为乱收费及交通上的人为阻碍，使他们的煤碳销售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陕西靠资源兴起的城镇与工矿区，基本上是围绕当地的资源开发相应的产业。它们占有的资源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城市功能弱化没有辐射力，处在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竞争优势的小产业阶段，产业弱反过来又制约城市的发展，城市得不到工业资源的补充。
被称为在卫星上看不到城市的铜川，曾以煤矿、水泥等在陕西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可以煤矿引为荣并崛起的铜川却被滚滚烟尘与矿产资源枯竭的危机笼罩，曾经吸收了大量工人的矿厂今天同样以矿产萎缩而将工人抛向失业。
工人们在停产或半停产、倒闭中不断加入到失业的队伍中，单一的产业、单一的就业渠道和单一的收入来源联接着每一个与矿产有关的家庭，他们有的一家人几乎都靠矿产维持生存，一旦这些矿厂倒闭就意味着一个家庭陷入困境。
开采煤引起的塌陷、滑坡、污染等成了铜川承受损害的见证。由于受深山峡谷的限制，40多年的开采已使铜川原有的空间被挤占，而维护城市的公路、住房、煤气、电力、通讯等又需要巨大的资金，城市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
矿产城市的致命弱点是，城市发展不是建立在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之上，不以人们在城市中寻求最优质量的生活为出发点，整个城市的功能是跟着矿产走并围绕矿产的分布来设计，城市资源的配置以矿产为主导，城市的功能打上了矿产的烙印。
经过40多年矿产开采，铜川面临的是资源枯竭城市笼罩在严重的污染中。以矿产兴起的铜川要改变这种局面，向服务型城市转变，面临着基础建设投资周期长，投资巨大资金不足的矛盾。
铜川80％以上的工业产品是以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为对象，人们收入高低也是与这种产业紧密地联在一起，单一的产业使铜川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来进行这场城市功能的变革。
同样，市民也没有积累相应的财富，他们已没有资源来适应城市的转变。向外寻求资源铜川几乎没咸阳、西安的优势，铜川将会使人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活在一个质量不高选择机会狭窄的城市里。
即使煤炭就分布在陕北农民居住的附近，可开采被少数利益集团垄断，农民也分享不到由煤炭带来的财富。利益集团凭借行政上的许可与大规模的机器化开采，能轻而易举地将隐蔽在农民身边的财富挖走，包围农民的却是污染。
丰富矿产资源被垄断开发导致私营企业难以进入，使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平，资源的开发不能由所有制的性质来决定，而应由市场竞争来决定。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历史的悠久并不是文明的进步 经历了秦、汉、唐等帝王漫长统治的陕西，一切资源都处在官本位的支配下。高度垄断的计划体制使它们不但没有成为商业文明的推动者，反而阻碍了资本种子在这里的萌芽，农民仍然在农业文明中从事原始的耕种。
僵化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根植于陕西人的心中，既难以推动他们吸收现代商业文化，又阻碍他们成长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中产阶层。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而不是在东方，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阶层推动的工业文明带来了人类的辉煌，并把这种文明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使人们在社会的交易中形成了契约意识，界定了每个人在公共社会行使权力的范围与应承担的义务。
法治保障了资本家在政府的权力之外，最大化地利用人才、资本和技术创造社会财富，使政府的权力不能渗透到不应由它行使的空间中，制约着执政者不能滥用权力，这保障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资本家在这个环境中合法、自由地追求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与财富的积累，法治又保障了他们创造的财富神圣不可侵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种制度中按照他的意愿参与交易，最大化地配置他的能力获取应得的收益。
但经过漫长王朝统治的陕西，不存在一个在帝王权力之外的资本家阶层，社会各种资源被帝王及各级官员牢牢控制。官员不是一个商人阶层，他的职能与知识使他不可能将掌握的资源变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去推动社会最大化地创造财富。
相反，官员掌握的资源又会成为需要资源的人寻租的对象，利益的引诱使官员的资源成为了与商人交易的资本，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出现的大量贪污腐败，莫不与这种现象有关系。即使帝王允许商人阶层进行商业活动寻求利润，也是出于他统治的需要。
所以有悠久的历史却并不能说明陕西有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历史在这里呈现的是单线条的移动、前进，而不是多个阶层力量的相互碰撞和博弈竞争。民众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帝王制定的规则中运转，历史总是呈现出帝王的发号施令与辉煌灿烂，帝王的权力和功绩被无限放大。
在中国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民众对社会的影响，看不到商人阶层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漫长的帝王统治给陕西带来的就是这种结果。它的历史演变是在帝王的权力主导下进行，而不是像西方历史的演变伴随一个资本家阶层的崛起，将人才、技术、资本优化配置，以推动生产力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当帝王赖以统治的资源失去或被耗尽时，他们的衰落和灭亡就开始了，一个王朝的灭亡必然带来一个社会文明的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沿黄河的乡村、城市没有随着秦、汉、唐等王朝的统治与悠久历史的延伸，而呈现出繁荣与辉煌。
历史不但没使这些乡村、城市的文明显示出强大的对外辐射力与征服力，相反，他们却以苍白、破落、污染和衰退的形象出现，因为帝王对这些地区完成的仅仅是统治。技术的创新与生产力提高，城市文明的推进是需要企业家来实现的，陕西及黄河流域没有资本家阶层来充当这个角色。他们的历史由帝王的单一统治向前延伸，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步伐停滞而沉重。
欧洲社会文明的演变不是帝王权力更替的单一线条，它伴随着创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寻求利润的资本家，制约国王权力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培养人才的大学等一齐前进。它的文明延伸并不随着一个帝王的灭亡而走向衰落，国王权力之外有一个独立的资本家阶层，在不分白天黑夜地将人才、技术和资本源源不断送进他运转的机器里，实现他个人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文明。
而黄河流域和陕西的官员，没有经过商业文化的洗礼，他们寻求安稳，回避社会矛盾而不具挑战精神。官员们持有的保守政治心态使他们对施政创新带来的风险，抱有宁可不干事也不犯错误的观念以保住自己的官位。
不创新，墨守成规就不犯错误？不担风险的执政文化使陕西及黄河流域一带的官员，很难将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优化配置到乡村与城市中，使每一个人最大化实现他的愿望。他们在执政过程中不但不创新，还消极地对待中央出台的政策，甚至采取拖延不落实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的有些政策到地方后就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变革的权力掌握在官员阶层手中，他们能否以最低的执政成本，将社会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影响到一个地区人们生活质量能否提高与财富积累能否实现，而一个创新的企业家阶层，他能够引导人们去创造财富。
即使改革进行了20多年，市场化的热浪不断涌动在人们心中，可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还深深地渗透在陕西人的心中，他们还幻想着靠政府的支持获得不需要通过竞争就能得到的资源。强大的国有企业是陕西保守势力的一个表现，它的力量影响到陕西官员对变革的选择。
黄河失去了往日的航运功能后，它必然在近代走向了衰落；长江仍然保持它的水上运输，其流域内的文明保持一种上升态势。
沿黄河的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东中部及沿海地区，资本家为这一地区的工业启动了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