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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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占中国外调煤的70％，煤炭给山西带来的财政及相关收入占50％，这显示了煤炭在山西经济中占有的重要位置，也是计划经济在山西的突出体现。
煤是一个不可再生的紧缺资源，随着中国其他地方进一步开放与经济的增长，对煤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强烈。地区占有资源的不平衡使政府还会对煤统一调配，以缓和各省用煤引起的紧张与矛盾，这决定了山西的煤还不能自由地进入市场，它还会留守着计划的大门。
第十三章掩盖在煤炭中的利润流失不同体制下的集团争夺 行政主导下的煤炭开采权与利益分配格局，使山西的煤炭业仍然披着浓厚的计划外衣。这种开采制度的落后使山西煤炭被各个地方部门条块分割、各个权力部门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掌握着煤矿开采权，其目的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种粗放经营，各自为政，竞争无序，压价销售，互相争夺是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表现。
以条块分割各自占有资源的开采局面，导致的是不同企业由于隶属关系不同，获得的煤炭占有量也不一样，也就是不同的权力部门决定着煤矿企业获得不平等的利润。
地区分割造成的不平等竞争地位，使山西形成了省、市、乡镇离外来大集团开采煤矿的局面，他们都是最大限度地从煤炭中寻求利益。他们的开采规模、资金投入、产品销售、税收和基金征管等方面获得的政策支持也不一样。
因此，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部门都加速参与到对煤炭资源的争夺中。在利益集团争夺的同时，前几年因煤炭价格下跌，1998年山西省煤炭行业拖欠工人工资达13亿元，国有重点煤矿的亏损额占到山西地方国有企业亏损额的大约一半。
而1999年底，外省拖欠山西的煤炭款额高达120亿元，其中山西省七大重点煤矿煤炭货款拖欠总额达90亿元，占拖欠总额的75％，巨额逾期煤炭应收账款给山西带来严重的危害，使原本困难重重的山西煤炭企业的能量更加虚弱。
煤炭暴露出的利益冲突，是计划体制给山西煤炭开采格局留下的矛盾，它表现为开采煤炭的利益集团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工人的收入却在下降、大的煤炭集团对当地资源的吞并与地方获得的收益减少、占有煤炭资源的电力集团获得了自己的利益，却使煤矿承担着低价格供煤带来的损失、垄断煤炭资源的国有企业阻止私人资本的公平竞争。
大型的国有煤矿有自己的专用铁路，他们形成了开采、运输、销售一条龙化，他们获得利润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体制的不同及利益之争使地方的国有煤矿由省运销公司代为订货，煤矿企业不直接与用户见面，由运销公司为煤矿企业结算。一个集运站辐射多个煤矿，一列车装运的煤炭是哪个煤矿的，煤炭企业都不知道，煤矿公司只能根据运销公司下达的指标来决定产量。
由能源基金成立的煤炭运销公司最终发展成了一个中介公司，通过掌握煤矿的销售、运输权，他们分布到了山西各个产煤县市，获取了运销中高额的利润。而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都希望自产自销直接走向市场，这样煤矿与政府都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由于运销公司控制销售，使煤矿公司与用户不能进行价格的谈判，这种违背市场竞争的管理方式，使煤矿公司失去了市场需求的判断，丧失了选择用户的主动权，生产处于和市场完全相分离的状态中。
产销割裂的现行体制，既不能实现山西省对煤炭总量的控制和安全保障，又因这种煤炭运销体制，各利益集团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手段，只要取得运销公司的销售指标他们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
掌握了销售权的运销公司，还以压低煤炭价格的手段获取高额利润，煤矿却失去了与用户谈价的权利。铁路、电力都是垄断行业，煤矿相对于他们是弱势群体，煤矿必须向他们保障供煤。
乡镇煤矿虽然数量多，但它们开采设备差，产量低。它们开采挑肥拣瘦，开采一吨煤要破坏几吨资源，追求短期利润使它们不愿在煤矿安全上多投资，导致事故不断发生，而一些小煤矿直接关系到乡镇的利益，乡镇不会主动关闭它们。
由这种体制造成的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各权力部门设置的阻碍引发的各种矛盾，在不断增加着各利益集团的摩擦与碰撞，使煤炭资源带给山西财富增长的代价日益增大。
可悲的是，山西至今没有产生一个能在全省开采煤炭的大集团。山西各类煤炭企业4768家，乡镇煤矿就达4290多家，年产量能实现4万吨的乡镇煤矿就达4290多家。炼焦公司有1000多个，可产量在百万吨以上的仅有4家，如此数量多规模小的煤矿，哪能对山西煤炭开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开采权的分割，使山西的煤矿企业只能在当地的煤矿开采。即使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开采后一些老煤矿区资源已经进入枯竭的衰老时期，也很难跨区域去兼并那些弱小的煤矿，以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与规模的扩张。
集团跨地域开采要打破的是各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利益分配格局的打破又是地方势力所不愿接受的。而找不到新的煤矿资源他们庞大的产业队伍就面临着生存危机，他们有时一个矿区就集聚着几十万人，煤矿的关闭将会引发他们心理上的巨大震动。
就在山西一些老煤矿处于资源枯竭时，那些具有垄断背景的大集团，凭借垄断获取的利润与雄厚资本，如神华、华能、鲁能等企业将自己的扩张势力向山西煤炭资源渗透，他们企图借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扩展自身的利润空间。
将寻求利润的目光投向山西的神华集团，从1998年开始通过与山西地方政府合作，以买断、控股等方式将小煤矿吞并，以实现自己快速对山西煤炭资源的占有。
仅在忻州、朔州两地神华年产煤就达到1000万吨，并且通过产运销一体化，将煤炭产量进一步扩大，以实现自己在当地煤炭开采中的主导优势。
大集团凭借资本迅速扩大产量的优越是当地煤矿公司所不能比的，这种主导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对山西的煤炭产量、市场需求、价格走向发挥影响。
第十三章掩盖在煤炭中的利润流失竭力索取也是代价的付出 高速增长的煤炭需求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个表现，也显示煤炭市场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无论是煤炭市场出现需求过剩还是需求不足，都会对山西的煤炭产量与经济增长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这种影响出现在2002年，整顿小煤矿的行动使山西大约6000个小煤矿不得不关闭，1亿多吨煤的产量在关闭中被压减。由于近几年国有大型煤矿出现的亏损，使它们的生产与投资处于严重萎缩中，它们没有预感到市场正涌动着巨大的需求。
需求出现强劲的回升后，一些煤矿的生产能力却跟不上去，而拥有中小煤矿无法相比的优势的神华集团却乘此机会，对山西朔州等地小煤矿地掀起了兼并的热浪。在需求与利润的推动下，中小煤矿重新加入到对资源的激烈争夺中，它们为了迅速实现规模扩张甚至超能力扩大开采量，以求在扩大资源占有中维持自己的生存。
就在需求出现强劲回升的前几年，煤炭的供给主动权还掌握在煤炭集团手中。资源争夺的格局是，大型煤矿面临着遍布在它周边的中小煤矿的资源争夺，如大同、太原、阳泉、晋城等地中小煤矿。它们在同一煤种、同一市场需求下分化大煤矿的市场和利润。
小煤矿因雇用廉价的劳动力与置安全不顾、暂时以低价格在竞争中占有优势，而大型煤矿背负着计划体制留给的沉重债务和社会压在它身上的历史包袱、导致生产成本高而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小煤矿因安全不能保障遭到政府的关闭，小煤矿的关闭，竞争转向大煤矿与大集团之间，矛盾将在他们争夺资源与利润中展开。
不可否认，开采煤炭为山西私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他们有了巨大的热情将资本投入煤矿。他们开采煤炭投资小，见效快，能够在山西大煤矿集团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迅速积累资本。曾经遍布在山西的9000多个小煤矿，就是私人资本幻想以煤矿来迅速积累财富的一个表现。挟带着从煤炭积累的私人资本，他们终于从庞大的国有煤矿身边站了起来。
尽管煤炭属于国有资源，可私人仍可以以资本和乡镇政府合作取得开采权。煤矿和土地不一样，开采权让给了私人以后他们一直会采到煤炭枯竭为止，因此，取得了经营权实际上就等于获得了所有权。一旦他们投入的设备不能采煤就会报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关闭小煤矿强烈抵制的原因。
山西的大同、灵武、西山、霍州、河东等地区，原是国有煤矿开采的地盘，但受利润的刺激，地方煤矿利用国有煤矿开采不到的边角地带开采。随着采煤的深入和利润的增加，这些小煤矿不会只停留在边角上，它们开始不断向国有煤矿的地盘渗透。大的煤矿对它们的争夺也无可奈何，因为代表着地方利益的小煤矿背后有地方政府支持。
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普遍存在着靠山吃山的观念，占有煤炭资源的多少直接决定山西一些县市财政收入的多少。拥有绝对煤炭优势的当地官员认为，煤炭就是他们的主导产业，谁占有煤炭资源谁就获得了收益。政府是一个地方的经济主体，将煤炭的开采权卖给开发商，也是当地官员实现自己执政目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选择。
目前，山西的煤炭行业还没有走出行政主导下的开采，还不是建立在独立的资本所有者产权之上，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获得对煤炭的开采权。
煤矿产权的不明确，使山西小煤矿，地方国有煤矿，以资本渗透进来的大煤矿集团都在最大限度地索取山西的煤炭资源。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开采，效率如何，对环境有多大的污染以及谁有开采权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有权的不确定导致煤矿资源被大量浪费，如开采10吨煤破坏的资源可能是100吨。即使那些小煤矿排污和安全达不到标准，可受利益驱动的小煤矿照样可以向国有煤矿的地盘渗透。
资源过分集中于煤炭使山西其他行业如电视、洗衣机、自行车、纺织等产业都得不到资源的支持，即使曾经有过闪光的行业现在也已全军覆没。那些倒闭留下的资源由于被债务、失业人员等困扰，私营企业也无法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资源仍旧浪费着。只要煤炭市场下跌，山西的整个经济就会波动。
有了煤炭带来的利润，使政府把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国有煤矿上。他们没有动力去扶持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出台的政策也跟不上去。官员从完成煤炭的开采计划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政绩。对国有煤矿来说，煤炭似乎天生就属于他们的，开采不存在任何竞争，他们对出台公平竞争的政策远不如私营企业那样强烈。
躺在煤炭资源上睡大觉，无需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煤炭不需要支付其他成本就能实现经济增长，这是山西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结果造成煤炭资源越容易获取，官员变革意识越落后于市场竞争，似乎将执政的目标仅仅放在煤炭产量上他们的政绩就能体现。
但他们不要忘记了，山西在向煤炭资源竭力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付出难以弥补的巨大代价，那些加入到污染中的小水泥厂、小煤矿、小造纸厂，它们获得的是自己部门的利益，损害的却是整个山西的环境。它们工厂冒出的黑烟、排出的污水，对于还被贫困笼罩的山西，是一场资源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代价伴随的是更恶劣的生存环境。它呈现出来的恶果是，山西开采煤的地区几乎被笼罩在煤尘污染中，人们要为这种单一的煤炭开采付出更为沉重的生存代价。
山西仅每年洗煤排放的污水大约500万立方米。工业集团占用的水量最大，排出的污水也最多。一种非市场化的安排，使排污的工业集团不承担市场化的成本，他们还与当地政府形成了一种博弈，即政府要企业治理污染，就使企业的收入降低，或者企业将利润用于治理污染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
政府在治污的选择上，会优先选择获得税收而放松对企业排污的管制，这为排污的企业找到了可乘之机。在他们的利益都实现的前提下，农民是这种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开采煤炭不但造成他们的耕地塌陷，而且污染了他们的农田。
利益集团从煤炭的开采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而承受塌陷及污染的农民，却不能与他们一样分享由资源开采带来的财富，他们在污染的黄土地上，不能像这些工业集团得到各种利益。
对这种后果，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张莲莲作了这样的计算：由于价格的扭曲，山西多年来电价总体水平相对于其他产业或自身成本而言严重偏低，特别是向外输出的电价低于中国平均电价水平，使山西每年在对省外输电的同时，经济利益大量流失。这样由煤炭转化的电力也不能为山西带来最大财富。
在1980—2000年的20年中，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原因所造成的经济损耗额约2004。25亿元，平均每年约100。2125亿元。山西能源基地仅煤炭外调而煤炭价格背离价值，便有1267。3亿元的价值被转移，年均63。365亿元。
按中国平均电价和山西电力调出价的价差计算，20年外调电力约1400亿千瓦时，有36。95亿元价值被流失，年均1。8475亿元。
每年因煤炭及其他货物积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35亿元。20年，有700亿元价值损失。
如果加上环境欠账，每年的环境损耗价值量约为56。71亿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134。2亿元。
每年因大气污染对环境所造成的损耗价值量约为11。75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235亿元。
每年的污水排放量是引起当年水污染损失的主要原因。因水质污染每年的损耗价值量为10。52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210。4亿元。
因固体废弃物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耗价值量为4。72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94。4亿元。
累积计算因采煤而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产生的经济损失价值年均7。72亿元，20年损耗价值总量为154。4亿元。
伴随这种损耗，山西与外部的差距在1985年就显示出来，资源优势成为了陷阱，如山西的整个经济增长、就业、财政、城市化都过分依赖于煤炭，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也集中在煤矿，导致其他产业被弱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空间被压缩。
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相互配合，这个城市的资源才能最优化配置，财富的产出才有更多的机会，而山西创造财富的资源完全依赖煤炭，而煤炭资源又被政府的计划价格控制，人们难以从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其他产业又没有成长起来时，山西人获取财富增长的速度必然缓慢。
第十三章掩盖在煤炭中的利润流失优越能源并不带来收益增加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东部的私营企业正如火箭一样急速升起时，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不增反降，2000年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增长几乎为零。
与这个数字形成另一个强烈对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