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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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要转汽车奔波300多公里到达敦煌，如此耗费时间，使游客已失去了游览的兴趣。
兰州距敦煌1200多公里，即使有铁路也不能直接通达。资金的限制使兰州至今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西走廊通向敦煌。旅游景点距离太远，旅程费用过高，使游客感到去敦煌是一个豪华旅游。
酒泉至张掖的高等级公路目前仍在规划之中，99公里的投资以亿为单位不是酒泉所能承受。寻求贷款和国债资金投入是不可缺少的选择。酒泉至卫星发射中心200公里，道路建设需3 。5亿元投资，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
对于酒泉来说，这条路的修通将把卫星中心的人口消费纳入酒泉的范围，而酒泉能将游客带到卫星中心。能够利用的另一个资源是卫星中心的机场。该机场以前只作军事用途，现在开通民用航线后，酒泉向外辐射的经济圈进一步扩大。
另外，一条长400公里的铁路也在规划之中，该铁路经过卫星城，穿过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到达策克口岸与外蒙古的边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天煤矿，靠中国人开采，只要推土机轻轻一推煤就露了出来。目前还没有找到市场。
每吨只有18元的低硫、高发热的优质煤，对酒泉不仅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正在规划中的河西走廊煤电基地，使酒泉计划从外蒙古的这个露天煤矿，每年进口8000万—10000万吨煤带动当地的发电产业。
给玉门、嘉峪关和酒泉等县市供电的玉门石油管理局电厂、酒泉钢铁公司电厂，不仅发电量有限，而且这些小型的电厂建立早，有些设备已经老化，这些城市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发电厂，随着经济的增长用电量增加，必然制约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酒泉也建立了经济开发区，三年以来园区内建成或正在建的项目达到了50多个，与外地资本联合在区内投资的公司占大多数，园区的产业仍依托当地的农副产品优势。
人才、技术、资本不占有优势的酒泉开发区，本地企业难以支撑大的投资项目。通过优惠的土地出让，引进外地资本成为了它的一个重要选择。
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达到6000多万元，完成园区配套设施，大约需要2。4亿元，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城市来说有着巨大的压力，每年除从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以外，还要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支持。
资金的不足使园区还拖欠着施工公司不少的工程款，寻求贷款解决基础建设资金，已成为了园区的一个现实考虑。工业园区从来就是吸引外来资源，以外部的技术变革力量使它内部释放出创造的活力。另外，产业链的形成使园区产业能够在产品的上下游形成一个连接，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然而，地处偏远的酒泉靠什么与外界的资本、技术发生融合？
在酒泉，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实际上在1997年就吹响了，但直到2000年，酒泉市包括所属县市的152家国有企业才进行第一轮的产权试验。国有资本就像下山的夕阳一样，它长长的影子不再笼罩在那消耗大量资源却没有效率的厂房上。
人人持股的方式是酒泉分解单一国有产权的第一步，根据工龄的长短给员工配股，每一工龄配500元股，即使干了30年的员工，也不过配上1。5万元股，而管理层持股数量高于员工2—3倍。股份合作制中虽然改变原来的国有独资制，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并未解决。
员工比较认同这种改制，他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但人人持股的方式还是没有解决产权清晰的问题。大家觉得都有权力掌握企业，而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企业的命运。你不关心企业的走向，我也不操心企业能否摆脱困境，企业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引进私人资本使国有资本整体退出，员工整体安置，带来了酒泉第二次国有产权裂变的浪潮。员工按工龄持有的股份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量化给个人，资金由新的收购方支付。拿到资金的员工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完善了产权关系的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国有资本结束了它统治的时代。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2） 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员工，如果被资本方看中就与新的老板签订合同。收购企业者大多数是原来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通过贷款、积累等方式，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
有些企业只要能偿付员工的安置费，企业资产就以这个价格被资本方收购，而债权与债务也随之落到他头上，但大量由计划经济留下的债务靠什么来还清仍是一个未知数。收购者有的是以贷款买下了企业，企业旧有债务没有还清现在又背上了新的债务，接手收购企业的日子成为他们负债经营的开始。
银行贷给原来国企业的资金，仍要这些新的资产所有者去最大化创造利润来加以偿还。因此，银行与新的资本方继续保持着过往的信用关系。
新的资本方在收购了原来的国有企业后，他们给企业带来了一种什么的命运？他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经营理念？被他们聘用的员工如何看待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资产的所有者？资方与劳方在利益分配上会发生哪些冲突与矛盾？
有一点很清楚，资产所有者与员工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方要获得利润就必须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并清除旧体制留在企业身上的烙印；而员工要使他的位置不被新来的人取代，就要最大化地创造价值以被资方认可。
两种压力的碰撞，将那些生了锈又重新上了油的机器运转得更有效率，靠自己掏钱卖下来的企业，每付出一分钱老板都要计算它带来多少回报，效益就在资方对每一分钱成本的控制中，获得了最大化的提高。滚滚而来的利润印在了资方露出笑容的脸上，破败不堪的国有企业经过他们资本的武装获得了市场胜利。
每一天企业会产出多少货物？需要多少成本能够换回多少利润？企业还能支撑多久？技术是否能超越竞争对手？还有多大的市场没有占领？明天是否要调整产品结构？所有的疑问都在他们心中涌动，忽而紧锁着眉头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一忽而在轰鸣的机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追求每一天利润上升的激情，时刻将他们的内心搅得热血沸腾。
将亏损的国有企业卖给了资本所有者，政府似乎减轻了压力。但失去原来保障体系支撑的员工，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到了补偿？没有一个谈判场所能让工人们提出补偿的条件。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不得不离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但国有身份的突然失去使他们感到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疑，这种变化莫测的巨浪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而那些被资本所有者留下的员工，也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资本所有者：会给自己的劳动支付多少价格。
推动私人资本收购国企的官员，也深知那些下岗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福利保障。然而只能维持吃饭的财政，实再是囊中羞涩，难以给工人处于最低保障线的生活增添一丝温暖的色彩。
重建新的工业精神与企业管理秩序，淹没一个破落、陈旧工业时代业的苍白与伤痕，将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种子播在由传统文化包围过的每一个工人的心中，新的资本所有者能实现这种使命吗？他们是否会在独断专横中，将家族化的影子笼罩在还没有消除亏损的企业中？
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工业化，未受过现代职业培训，也不是从一个纯粹的私营企业成长起来，而是在低效的体制将国企资源快要耗尽时，新的资本所有者才在资本的驱使下充当了收购的角色。
银星纸业是在2002年结束了国企的身份，控股者曾任酒泉市副市长。他出资收购银星时，企业负债2000多万元。支付员工转换身份需要的资金后，银行贷款成为支撑它启动新项目不可缺少的因素。
银星年产量2万吨，原料供应紧张。银星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小麦秆，酒泉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使农民种植小麦的面积大幅减少，原料供应受到制约。银星不得不寻找新的原料。
在现有的产量下，每年需要原料4万吨，缺口在1万—2万吨。原料不足加上资金紧张，是银星扩大规模超越竞争对手的一大障碍。
以每年工龄1000元的价格，员工结束了与原国有企业联结的身份。但还有700多名员工与新的出资人签订了雇用合同。重新签订了1—3年合同的员工面对新的资本所有者，他们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
政府制定了买断工龄的价格，使得工人难以与政府展开谈判。他们在国有企业几十年的消耗，最终只得到了一年几百元或一千元的补助，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当然，政府也有他的考虑，如果价格定得过高那些亏损的企业根本就卖不出去。
新的资本所有者似乎吸取了国有企业管理者与收益者相分离的教训。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积极安排管理层持有公司的股份，使管理层紧紧地围绕着公司利益运转。有40多名管理人员每人出资5万元成为了银星的股东。
资本的刺激很快收到了效果。银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先生说，现在他是公司股东之一，把公司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是他心中的一个信念。尽管是2003年国庆节，可他从1日就来到公司上班，他每天都要来公司里看看是否有不安全的现象出现。
强烈的责任感无疑来自他的公司股东身份。公司的财产已有他的一份，他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公司资产增值升值，利润刺激着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快企业运转。
有意思的是，银星的工会与党委组织并没有被老板放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或者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而消失。相反，工会与党委进行了重选，成为旧体制结束时，工人与新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一个粘合剂，减少工人们在新体制中心理上的被抛弃感。
工会亲近员工，安慰员工，给员工节日里的喜悦，帮助困难的员工，至少使他们在心中感到工会能成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银星的资本所有者让工会在企业中发挥作用，如同机器获得了润滑油能够更加高速运转一样。
资本所有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企业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离不开员工的努力。如果员工的积极性能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释放出新的能量，利润自然会流进自己的口袋。
不同的职位在银星获得不同的收益。个性、能力和创造性得到了不同的发挥。收入都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即使是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增加，都能使员工感到他们的利益在增加。
一个员工对我说，银星改制之前，他干了10多年每月收入还是300元，现在达到了900元。过去的300多元使他感到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特别困难，自己的尊严无处实现，离破产边缘不远的企业使他几乎看不到希望。
20多年在国有企业暗淡的日子里，他既不可能积累财富也没有看到自己价值的上升，拿到工龄补助款后他才有了银行存款。他认同改制，新的企业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为资本家打工的想法随着收入的增加渐渐地消除。
压力也随之加大，一夜之间国有身份被打破，上班喝着一杯茶看着一张报纸就能拿到工资的国企做派一去不返，现在每天想的就是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工作。
企业效益好了员工的收入也随之提高。银星改制后骑摩托车上班的员工一年比一年多，过去几乎没有摩托车出现在厂门口，现在有上百辆摩托车。这折射出来的信息是，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增加了对消费的信心。
无疑，改制推动了一个独立的私人资本产权时代的到来，扩大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空间，为培养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而政府将退出的国有资本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让私人资本通过竞争使资源配置最优化，是一个城市能量扩张和生命力再造的社会选择。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沉睡的思维被竞争的热浪唤醒 在张掖，采取600元/年的方式买断工龄，在支付了员工的工龄补偿金、失业保险等后，按企业剩下的净资产对外出售。
改制后的企业大部分仍然面临资金短缺，原先企业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改制后短期内企业不太可能偿还贷款，在负债没有还清的情况下，企业又要投入新的资金改造设备和技术，而受资信的影响企业得不到新的银行贷款的支持。
一些企业在支付完了员工的工龄补偿后，资金已经陷入枯竭。尽管企业已经完成改制，因担心引起新的矛盾，那些没有拿到买断工龄钱的员工仍然留在企业内。
有些追求短期利润，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企业，通过一些手段逼使员工离职，聘用农民及临时工，以减少企业应承担的养老、工伤、医疗等费用。
原有企业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竞争或者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张掖的农机厂。改制后，新的资产所有者清楚地知道，继续经营农机只能重演原来企业亏损的命运。利用厂内闲置的土地开发地产后，就会带来了利润，否则这片破落的厂房里不会有奇迹出现。
陷入亏损没有流动资金的张掖造纸厂，新的资本所有者把现有的三条生产线出租给来自南方的一个老板，用收取的租金发放工资，并启动现有的生产。
银河集团对原有的生产规模已不满足，过去是生产粉丝，私人资本进去后引进了外来的投资，新上了真空冻干食品生产线。
到2003年，张掖列入改制的国有、集体企业有269家，已经完成改制的253家，占94％，其中整体转让国有产权的122家。已经改制的企业涉及资产34亿元，波及30000多人，转换职工身份23000多人，提留和支付员工安置费1。5亿多元，1万多离退休工人得到了医疗保险和生活费。
以农业优势发展工业的张掖，现在希望以工业来启动城市的经济。他们幻想着引进外来资本和技术，来给虚弱的城市注入生机。例如，将水电站转让给浙江一家私人企业经营。
武威与张掖相似也是农业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到了80％以上。工业主要包括农副产品加工、食品、轻工、煤炭、机械等。不满足于现状的官员急于要将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变城乡分割为一体化经营。
从事玉米加工的荣华上市公司，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淀粉，覆盖30多万亩的玉米，消化32万吨的玉米，上交税收最高时达到了3900万元，由此带动了武威的玉米种植由过去的10多万亩迅猛上升到现在的60万亩。
葡萄酿酒业也成为了武威的一个支柱产业，前来武威考察的专家称武威是中国种植葡萄的最佳基地。武威的葡萄光照充足、无污染，最适应酿造葡萄酒。
得益于地理上的优势，武威葡萄种植基地面积达到了8万多亩，形成了2。3万吨的生产能力。莫高葡萄酒公司设计能力是万吨，实际生产能力目前只有1000吨，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上交税收500多万元。
皇台白酒是一个上市公司，2001年它利用募集的资金投入了2。1亿元，上了一条1万吨的生产线，实际产量只有1000吨，年销售收入大约1亿元，上交税收实现了4000多万元。
万吨级的白酒公司除了皇台以外，还有武威酒厂，天祝县还有两个藏酒厂。设计8万吨的武威西凉啤酒厂，实际年生产能力也只有6万吨，它兼并了兰州啤酒、新疆啤酒，大有在河西走廊称雄之势，上交的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