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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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私营企业数量不增反降，2000年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增长几乎为零。
与这个数字形成另一个强烈对比的是，2001年山西1791家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达到了336家，当年亏损的企业有438家，这些占有了稀缺资源却不能创造财富的企业，意味着山西资源配置能力极其低下，人们获取收入的希望也变得很遥远。
重工业的投入需要巨大的资金，计划体制没有给他们提供积累资本的机会，要靠它们背负着债务去投资是不现实的，它们将依赖的目光投向了财政。财政部门在这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与争夺下，不得不对它们以贴息贷款、削减债务、技术改造等支持。
数字反映出来的现象是，当那些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在以债转股的招牌下，就轻松地免除了几亿元或几十亿元的贷款，而私营企业却在银行的大门外为融资难叹息。与市场竞争相违背的制度安排，使山西的私营企业成长更加艰难，没有产生一家像东部的私营企业资产过百亿元的私企。
新上任的山西官员有些来自煤炭行业，他们的执政有明显的煤炭色彩，主张维护山西煤炭正常和稳定的生产。也许是出于政治与能源安全的选择，山西的投资偏向了煤炭，他的高科技产业几乎没有，它缺乏一个能够在煤炭之外向高科技领域开拓的群体，以为山西扩大新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
但历史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山西仍在煤炭中寻求利润。高度的行政控制色彩在煤炭开采中得到了体现，阎锡山留下的山西机床厂被接收后变成了军工企业，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使它面临的订单越来越少，它专用的机器、专用的人才，使它无法向其他产品转移，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机床厂进行军转民以后，不是产品质量过不了关就是找不到市场，一个项目还没有产生利润就又急于扑向另一个产品，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就这样被消耗掉，可还是没有一个能在市场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
从机床厂退休的王师傅对我说，他在这家企业干了30多年，80年代他每月的工资还不过100元，住的是50多个平方米交清了房钱可产权证还没有拿到手的房子。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费和医疗费，他感到那每月500多元的退休费已经不够用，一种不平衡的感觉时刻在他内心涌动。
与王师傅住在同一栋楼的罗师傅1948年就在阎锡山办的这家机床厂干，可现在他退休后与儿子孙子住在一起。儿子每月600元的收入对维持生活与供他孩子上学都很困难，也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罗师傅那微薄的退休费还要供养儿子的生活与孙子的学费。
按市场价他儿子买了一套15万元的商品房，每月支付500元，他得干25年才能还清房款。这样几代人挤在狭窄、陈旧的屋内过着贫困生活的情景，是很多机床厂工人家庭面临的困境。
机床厂退休工人住的房子有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修建的，有的房子出现下雨漏水。灰色毫无生气显得有些破旧的老房子与失业或退休费微少的工人脸上的失落与无奈混杂在一起。
山西的重工业吸收着一大批产业队伍，他们收益的增加与下降，都与这些行业的起落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在一夜间与财富的距离拉近。除煤炭以外，山西几乎没有一个优势产业能向中国其他市场扩张。煤炭又被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煤炭的财富只是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
资源型单一重工业不仅使山西的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而且带给工人们微薄的收入，即使是在太原钢铁公司干了30多年的处级员工，他们每月也只拿到1400元，那些内退的人每月只有800元。
太钢分离后到后勤企业的那些员工，他们失去太钢的国有身份后，可能会以更低的收入来承担太钢变革的成本。失去原来从太钢分享的资源意味着他们一些人将在最低水平的生活费中过日子，而面对的却是高昂的开支。
由于太钢的高层管理人员仍是由政府任命，他们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收入。在企业的利润与他们收益相分离的情况下，他们哪有动力去打破计划体制套在企业利益分配上的枷锁？国有企业变革力量还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也只是技术上的操作，不可能从制度上打破。
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改革越缓慢，员工分享的利益就越低，越延缓了个人收入与价值的实现。个人收益的降低导致个人权利没有保障。
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将资本用于连接王权并从特权中获取更多超额利润，使他们成了清政府利用的工具，清政府的灭亡就是他们衰败的开始。
时代没有让山西商人了解到西方资本家是如何以他们的资本推动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资本的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进行的公益活动就是捐资建寺院修祠堂。
寺院祠堂是没落封建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出现作贡献，相反，他们的后代继续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而无法吸收科学与民主的养分。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还是以小农阶层的形象出现 气势宏大的曹家大院主人原是以卖砂锅、做豆腐起家，历经100多年的创业，曹家资本从清嘉庆至光绪年间积累到1200万两白银，有640个商号，雇员达到37000人。他的票号跨过欧洲，到达莫斯科、东京和伦敦。
曹家实行的是股份制经营，东家将银子交给掌柜到外地开分号，掌柜享有经营权，东家只派人去巡查。
曹家将外面分号赚到的银子，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经营并向外部市场发起更大规模的拓展，而是在小农意识的支配下把外地市场开拓所得的收益带回家乡，这样做他们觉得安全。他们尽力守住以往的成绩而不制订更长远的计划，结果他们的商业活动在当地日益萎缩。
从一个原始耕种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曹家，巨额财富的积累使他们的后代过上了不思进取的生活，他们是太谷第一个买轿车的家族，也是第一个用发电机的，这与推动资本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
他们仍然是以一个地主阶层的形象出现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中，他们的财富没有用到当地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建设中，更没有投入工业生产中，对现代工业文明没什么贡献。
据悉，日本攻占太谷后，日本人用两辆汽车将曹家大院的东西拉了40天。这一场掠夺使曹家彻底衰落了。曹家大院曾经占地300多亩后来只剩下9亩。日本人的掠夺和战争的毁坏使他们的家财化为灰烬，这不仅是他家族的悲哀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后来孔祥熙将曹家大院买下，一部分拆下来运到太谷建房子，文革中老百姓又拆了一些。解放后有部队住过曹家大院，70年代成为乡办公室，一直到1995年它才对外开放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曹家以做豆腐起家并向金融业拓展，可今天曹家大院内有农民4300多人，只能在人均只有两亩的干旱地里以原始的耕种维持温饱。村里没有从贫困中走出来像曹家那样的富裕户，20年时间的变革过去了他们离财富的路仍很遥远。
无论怎样耕种也改变不了人均只有几百元收入的现实，他们远比不上当年曹家票号带回滚滚银子的风光，相反，村里还欠下了100多万元的债务，负债长达20多年，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债务。
曹家大院的曹馆长也是曹家族人。他说，文革时破四旧，曹家大院被指责为是没落、剥削的象征必须要将它清除。没有人给村民输灌文物保护意识，一些人生在那个时代就变成了文盲，村民听到更多的宣传是，曹家大院是一个剥削的象征，只有砸碎这个旧的东西才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这种做法压抑了村民对商业文化的认识，使商业文化远离了村民。对曹家大院造型精致、极具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的毁坏，使曹家历经几百年创业建立的有形和无形的商业文化在村民的眼前和心中消失了。
今天，曹家大院那个村里的农民，仍然住在祖宗传下来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但他们早已失去其祖先的远大抱负更不用说去超越先辈们的辉煌。20多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催生市场竞争的意识，原始的耕种也远离市场，他们依旧生存在自己的天地里。
如果说曹家代表的是一个没落没有与现代工业文明融合的阶层，那么太谷的孔祥熙则向前迈了一大步。孔是到美国接受的教育，使他以后进行的商业活动以现代资本家的形象出现，他理解了西方资本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用到积极推动当地的教育发展中。
孔祥熙对山西商人能成为中国的犹太人很感自豪，当时山西的票号是中国金融的统治者。孔对山西商人的衰落也发出了悲叹，称山西商人墨守成规不求进取，票号掌权人守旧、不事改良，以及股东子弟挥金如土、自以为是、无远大眼光，失败后就回家种田，可山西地处深山无田可种，结果农业与商业都一起衰退。
经过“文革”的冲击，太谷有些晋商留下的老房子被政府收回，另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祖先住过的房子。这些房子今天看来仍是太谷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外面的青砖已经破损，墙壁已经剥落，但它们精致的雕刻、高大的门楼，仍能显示出它昔日的辉煌与气派。
可是这些历经了沧桑和战乱的老房子，由于产权不清无人修理而正面临毁坏。屋内住的人并不拥有这些房子的产权，他们过去是被政府安置到这里居住只交少量的租金，还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也住在里面。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低收入阶层，过去一家人住显得很宽敞的房子，现在房里挤着4家、8家，甚至10多家。
由于拥挤，他们不得不在院内又搭起平房，以作厨房用，这样一来，整个院内和谐的布局被破坏。随着各种废物的堆积，院内变得更加拥挤和脏乱，一个极具艺术气息的老建筑就这样被掩盖了。
更可悲的是，这些老房子的产权由于不能落实到个人，使里面的居民既没有保护这些古建筑的意识，又对破损的房屋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政府只是收取几个租金也没有动力拿出资金来维修。
可怜见，这些经历了几百年的古建筑在风雨的吹打中，有些精巧的门楼不是倒塌就是破损，那些坚实支撑着屋子的柱子已裂开了缝，甚至有些屋顶长出了野草。不仅这些老建筑没有人维修，而且老房子的外面到处是垃圾。无数人踏过的石板路上随处可见撒下的炭灰、脏水，这与老祖宗造型独特的建筑极不协调。文明就是在这种没有产权界定，缺乏文物保护的环境中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日进千金也免不了倒闭 明朝崛起的晋商是中国民族商业的一个重要力量，它使资本主义的种子在帝王的重农轻商压抑中萌芽开花，并给这个民族被小农意识包围的灵魂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人们认识到商业经营带来的财富是原始落后的农业不能比拟的。
作为一个商人阶层，晋商的经营活动曾渗透到中国各地，他们寻求财富的过程必然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产发生融合。
晋商是在商业交易中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体现的是当时山西人吃苦、耐劳、讲诚信、艰苦奋斗、顽强进取的精神。晋商的这种文化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他们修建的大院就影响到当地的建筑风格。
“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这幅挂在平遥县日升昌中厅廊柱上的对联，透露出来的自豪仍让人们能感到当年他们纵横海内外，富甲一方的胆略与气魄。
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是平遥票号中最具有影响的一家，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靠镖局押运银子的落后金融局面，为加速商业与货币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是“日进千金”。
票号产生的100多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西方文明征服，内部充满战乱，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的时代。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不但没有打开国门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反而在内部僵化、无能机制的消耗中一天天走向衰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山西票号日升昌又靠什么在这个充满动荡、没有经过工业文明与法治洗礼的中国开拓它的金融市场？
日升昌的经营理念是投资者不经营，经营者不投资。掌柜的雷履秦由财东凭信义出资聘请，在号内享有一定的权力，按照自己的经营理念决定商业经营、员工聘用和分号设置等，为制约财东便于掌柜的行使权力，号内还定有严格的规定。
如财东平时不能在号内借钱，不能命令员工为自己办事，不得干涉票号的用人，也不能随便到外面开设新的分号。拥有所有权的财东只能在年终结账时根据掌柜的经营业绩，行使任免掌柜的权利。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避免了财东对票号滥用权力，使掌柜享有最大的自主权与决策权，并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迅速、充分地调动人、财、物力，使票号的盈利达到最高的水平。
为防止风险，雷履秦的管理方式是工作期间职员不能回家，他自己也带头遵守。不收别人的礼，他知道别人送他一只鸡就要从他这里得到一头牛。
雷履秦每年要向东家汇报经营情况，日升昌分号的经理由总号派人担任。随着业务的扩大日升昌的分号开到了中国43个城市，南方是他们扩张的一个重要市场。
进入票号的人要经过层层选拔。进来以后从学徒开始，要精通业务，要头脑灵活、品德端正，有突出作为的人才能被财东聘任为掌柜。
晋商主要是做贸易、出租、贷款，日用品经营。他们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本但他们大部分是从农民中产生的，始终不能彻底摆脱小农意识。他们的兴起得益于自己创造的管理办法。在西方强大的金融资本进入中国以后，晋商对外国银行没有兴趣。他们固守着自己积累财富的办法，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营将会迅速击溃自己的票号。无论日升昌的票号开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经营风格，曾经如何在中国金融市场称雄称霸，却不能像西方一样产生强大的摩根财团推动工业文明的兴起，最终免不了灰飞烟灭的命运。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资本增加却没有推动工业进步 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他们给清朝捐献了大笔银子，可没落的清政府没有为他们挡住外部力量的冲击，相反，清政府统治时期始终没有让私人企业家在中国崛起，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清朝统治时期，晋商给政府捐款是为了向清政府示好，清朝并未扶持他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创新的阶层。缺乏战略眼光的晋商没有将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改革愿望通过资本实力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变革，改变清政府对商人的看法，使之认识到商业繁荣更能使国家稳定。晋商捐款只是为了求得满清政府更多的保护。
清政府只想利用晋商的银子维持它的统治，使它的权力扩张更有资源支持，清政府并不想利用晋商的钱去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
票号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