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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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平遥私房被谁占用 住在祖宗留下来已有几百年的老房子里的一些平遥居民，正在为他们“文革”期间被政府征用直到现在还要不回来的房子发出沉重的悲叹。他们的房子大部分是爷爷辈开票号或开店铺积累的资金修建的，父亲则继承爷爷的店铺继续经营。如果不是祖宗留下房产靠他们打工或者拿点退休费，是不可能拥有这样气派、壮观和高大的房子。
薛映瑞今年78岁，他爷爷曾经开布料店，资本积累到了几万两白银，他父亲也在店里干活。日本人的炮弹摧毁了他们家经商的梦想，为躲避战乱他爷爷将店铺关闭，经过那次战乱他的家庭与平遥都陷入萧条。
等到他父亲接手店铺时，爷爷积累的资产被家族分割，财产分到每个人手中已经很少不能做大生意，他父亲只能开个小店，生意维持不下去时他们一家只能回到乡村种地。
他家的店铺建国以后被关闭，关闭后全家回到生产队种田，他爷爷辉煌的经商历史在他们这一代结束了。“文革”期间，他父亲吃不上饭饿得脚浮肿，可他也无力帮助只能看着父亲在饥饿中离开人世。
饥饿逼使他将爷爷创业留下的家具出卖以换取几个钱吃饭，工业化给平遥带来的城市开发，将他家的地占得一分不剩，地占完了却没有得到补偿。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以78岁的高龄，晚上去给一家面粉厂看门每月赚100元钱。
如果说他爷爷与父亲曾经有过开店铺经商的辉煌时代，可到他这一代就一事无成了。不仅自己的五个孩子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几个孙子只上到了初中就去务工或做一点小生意以维持生活。
比起爷爷那一代，他感到自己和儿子、孙子都是一代不如一代，不但没有超过爷爷创造的财富，而且只能住在爷爷留下的大院里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反思现状，他觉得时代没有给他像爷爷那样自由经商的机会。“文革”时代，逼迫他们一家只能选择当农民，而当了40多年的农民他们还是一无所有。
不仅感到自己不如祖宗，而且他爷爷留下的房子由于“文革”期间被平遥政府征用至今还没有退回。1958年，平遥居民的老房子被政府以“经租”的形式占有。经租的意思是，如果一家有10间房，只要4间房能住下一家人，那么另外6间被政府以经租的形式让给其他人居住或自己办公用，开始政府还给被经租户支付一点租金。
可“文革”爆发后，居民再也没得到政府给的租金，他们老祖宗留下的房产被他人无偿占用了几十年。现年78岁的冀大娘的房子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政府经租，爷爷留给她们的一个大院是10间房，可她家只住了3间，剩下的7间1958年被政府以经租的形式让给其他人住。
她家里住的两户是从政府以经租的形式取得房子的居住权，这两户人家在她家的院子里已住了30多年。20世纪50年代政府还能给她一点租金，到“文革”时她一分钱也没得到。房子被占又要不回后，已长大成家的儿子不得不在外面建了三间平房住。
山西省出台了解决这些被占房屋的政策后，她为要回房子不断地奔波。看着老祖宗留下的房屋至今要不回来，房子破旧无钱维修自己又体弱多病，她的表情总是显得那样的沉重，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将祖宗留下的房子收回。
祖宗传到她手中的房子已有200多年，她现在是与儿子、孙子、曾孙一起生活。她感到悲伤的是，爷爷那一代靠经商买了这房子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可到她这一代自己的儿子只能种几亩薄田，竟然没有老一代有出息。
她对我说，实际上祖宗给她留下了三个大院总共有27间房，都在“文革”期间被政府征用。祖宗没有将钱投入到实业上，而是将银子置田购房想给子孙留下一份家财，可祖先哪里想到“文革”掀起的灾难粉碎了他们的梦，房子突然被征用家财一下子全没了，留给她的是在贫苦的生活中一天天看着房子损坏。
柴女士的祖先留给了她60多间房，传到她手中已是第四代。1956年公私合营时，为响应政府的号召她只得让出一个大院给棉织厂用，棉织厂走了以后政府又将这个院分给其他人住，她家的院子里住了7家。
为解决由“文革”造成的私房征用的问题，山西省政府于1986年出台退还居民房的18号文件。归还私房的政策出来后，她与1000多户居民找到平遥县政府要求落实政策归还过去被征用的房子，可政府有关部门说没有这个文件。
当1992年夏天居民在县政府门前集体请愿时，平遥政府不得不将这个18号文件公布于众。文件公布后，可政府有关部门仍然拖延不予办理。急于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开始上访。为缓和矛盾，稳定居民不满的情绪，政府才责成县房管所设立落实退还私房政策办公室。
可一等10多年过去了，仅有一小部分居民的私房落实了退房，大多数居民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退房。不知跑了多少次的居民得到的总是失望，其中有些参与要房的老人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代还没有将房子要回。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生效的判决为何被撤销 处在平遥县城南大街张光耀的房子是明代建筑，房子是他父亲1954年、1957年分两次买下的。1958年政府“经租”了他家靠街道的门面房，里面几间房被征用，留给他家自住的房只有7间房。
后来平遥县百货公司将政府“经租”张光耀的门面房占用，张光耀仍在自留房中居住，出入是从百货公司开的铺面房中间通行。“文革”中，张光耀一家因抄家被赶出自己的家到别处住，百货公司乘机将他家的房全部占用。公司还以经营为由将他家出入的通道堵死。
纠正“文革”错误落实政策时，张光耀多次找百货公司领导要求回到自己的房子居住，当时百货公司已无法退出他的房子，只得将另一个院子让给他搬进去。
百货公司迁移后房子归张光耀，他要求百货公司将堵塞的通道恢复，百货公司又与他签订了临时调用走道的两年协议。期满后张光耀多次找百货公司要求恢复走道，可公司以种种理由加以拒绝。
无奈中，张光耀将百货公司告上了法院。法庭上，百货公司称占用的房子不属于自己，所签订的调占走道协议是无效行为，此问题要等到落实退房政策再解决。
而法院认为，百货公司提出的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张光耀提出的请求不是产权之争，只是要求百货公司将原堵塞的走道打通，而且堵塞原通道是百货公司单方面所为，显然不在落实国家政策之范围。
考虑到百货公司经营的便利，法院判决百货公司在1997年12月31日之前，在铺面房的北面建一堵东西隔墙为张光耀的通行用，并将走道内建筑物拆除。
判决书是在1997年5月6日下达，可法院判张光耀的胜诉还没有得到执行，百货公司搬走以后张光耀以为能要回这三间门面房，但1998年另一个人通过房管所取得了应退还张光耀的门面房开了一个饭店。
开饭店的人还想将门面房内的老房子拆除建新房子，这些老房子已有100多年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张光耀当然不能让别人拆除自己的房子。他站在自己的房里想挡住拆除房子的人，可人家派人将他拉出，他又站到房内，如此僵持了好几天对方将他毒打了一顿。
无法抵挡人家强行拆房的张光耀只好向派出所报警，可警察没有出面制止。无奈，他又找到一个主管的副县长，副县长只是说暂缓几天了解一下房子是否属于文物保护，可几天以后开饭店的人还是对他的房子进行拆除，他再次找到副县长却没有得到答复。
找县政府得不到解决他找到晋中市信访局，一位官员却对他说，人家派打手打你，你也可以叫人打他们。找信访局没有结果他又到山西省人大，一位处长给他开了一个公文叫他找平遥县人大监督解决。县人大叫他找县法院，法院又叫内部人找县长可还是没有结果。
生效的判决为什么四年得不到执行，对于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张光耀说百货公司找到县有关领导，要法院暂缓执行。他拿出一份材料，其中有不能执行的原因。
2001年3月27日，来自晋中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晋中市法院院长、建设局副局长、以及平遥县法院院长、建设局等有关官员在晋中市法院会议室，就保护平遥古城有关问题开了一个协调会。
会上指出，平遥县法院1997年调查张光耀住宅出行通道未能及时执行，之后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街道，要无条件服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这使上述判决的执行失去了原有的条件，当事人采取的过激行为客观上违背了古城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应予以制止。
会议认为，从保护古城的大局出发，南大街作为一级保护区，应该按照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开发，不得在景观外开门道。
有了这次会议的决定，仅仅过了一个月，平遥县法院就对张光耀的民事请求作出了这样的判决：1997年民事判决所调整的张光耀住宅出行通道未能及时执行，之后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1998年《山西省平遥县古城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平遥县南大街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级保护街区，要无条件服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原审判决执行已失去了原有的条件，若按原判决执行将不利于保护古城的风貌，应予以纠正。
原审原告张光耀的走道问题，应找有关部门协商解决，法院经过讨论决定判决：撤销本院1997年作出的民事判决，驳回张光耀的诉讼请求。
这个撤销意味着张光耀要求百货公司修建出行通道，苦苦等待四年生效的判决得不到实现，不服判决的张光耀又上诉到晋中市法院，可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决。
跑了一圈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张光耀奔波到山西省委找信访局，接待的人给他写了一个条子，叫他找平遥县政府。拿着条子到县政府，主管的副县长在条子上批示，叫县政策落实办公室解决。政策落实办公室看到批示叫他回去等待，可一等好几年他也没看到有人来解决他家被占用的房子。
他说，中央某领导来平遥参观时他想出去申诉，可他家门前站着警察。他的门被堵住无法出去，中央某领导的车离开平遥后守在他门前的警察也走了。这时，他的夫人抄一条近路，向中央某领导的车跑去，跑到时他夫人正好看见中央某领导的车窗开着，他夫人将房子被占得不到解决的申诉信扔了进去。
当天晚上警察将他们叫去盘问，是否给中央某领导扔东西，张光耀承认了自己干了这事，一个晚上他被关在派出所。第二天县委书记问张光耀给中央某领导扔的什么材料，他把扔给中央某领导的材料给了书记。
他以为书记看了材料能帮他解决被占用的房子，可当他再找书记问材料上说的事能否解决时，书记却不承认看到这材料。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祖宗留下的成果在遭到损害 祖宗留下的老房子要不回来使平遥城里的居民感到很压抑，产权不能落实房子即使很破旧，要倒塌，柱子上裂开了缝，他们也不敢出钱维修，眼看房子一天天地损坏，自己的房子不能由自己掌握他们感到很悲伤。
祖先在元代建的房子传到冀富堂手中时已是第22代。他说这房子是1349年建成的，传到他这一代已有650年。他的祖先在明朝时曾经在澳门以造船为生，清朝康熙收回台湾时用的船就是他祖先造的船。
后来他们的祖辈转向了经营票号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爷爷想以实业救国，父亲却选择了学医，想以救死扶伤给国家作贡献。
祖宗留给他家族的是两个大院共有60间房，冀富堂给我拿出了1967年平遥县革命委员会对他家下达命令的通知：“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为了支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需要占用你家房子，责令24小时内腾出，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接到这个命令，冀富堂家不得不迅速将房子让出来，红卫兵走后房子又被政府征用。他只有16间房。房子被占用后他一直找政府要回房子，可政府总是叫他回去等待，这一等就是10多年。县政府曾经认为他家是危房要拆除建政府的宿舍，他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他家房不能拆。
冀富堂拿出了一份发黄、皱皱巴巴的房产契据，这份契据是他家族自元代一直传到他手中。上面盖有县衙、民国时期及建国后的契税印章，一份家族谱上清楚地写着自元代冀家第一代人到21代人的姓名。
看着这份发黄的房产契据及年代久远的家谱，我不禁想起那个遥远动荡的时代，冀家是如何奔波创业留下了这宏大、壮观和气派的古建筑。一个家族的奋斗史也是一个民族奋发开创史的一部分，它显示了这个家族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一代代勇往直前地开拓并将这种文明传承下来。
看着这份传到自己人手中已是第22代的房产契据，冀富堂说他心情感到很沉重，因为尽管苦苦地奔波了几十年，他还是没有将老祖宗留下的房子要回来，他还将凭这份契据竭力向政府讨要被征用的房子，他要将老祖宗留下的文明继续保存下去。
回想爷爷是靠开票号将寻求财富的路开拓到了中国各地，称雄于当时中国的金融业，给冀家带来了巨大的辉煌，可冀富堂想自己又做了什么呢？文革时他下放到农村毫无成就地干了8年，8年后他一无所有地回到平遥城时等待他的是失业，他只能靠修钟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冀富堂的妻子是农村户口，导致他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至今不能转为城市户口。儿子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只能种地，地被城市开发占用后几乎连地也没的可种。他无奈地感到比起爷爷的辉煌自己是一代不如一代。自己的家族在平遥住了600多年，可仅因自己的妻子是农村人竟然使孩子不能转为城市户口，不能和平遥县城的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
如果不是爷爷留下这大院让一家人有安身之地，冀富堂认为靠自己修钟表赚的几百元钱，自己和孩子根本买不起商品房。一想到房子还没有要回来，自己与孩子都没有什么作为，他就感到一种沉重和悲愤。
我在平遥采访时，还听到向政府要回自己房子的居民说，政府占用他们的房子并从中收取租金，一旦将房子退还给私人后他们就失去了收益，尤其是平遥是一个旅游城市，占有房子就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有了这种利益，政府当然没有动力和积极性落实政策让居民拿回自己的房子，而住在里面的其他住户，有的失业，有的做生意，他们已经住了几十年，收入低使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即使有房他们也不想退出，他们也想从中获得利益。
这种现状使房主既不能维修老房子，也难以对被占用的房子行使处置权，导致这些有着几百历史的古建筑日益走向破损，这对祖宗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极大的损害，而谁对他们的损失负责呢？
“宁可在改革中倒下，也不当庸庸碌碌的太平官”，心存这种誓言的张海钦走过了8年新郑、6年商丘和2年周口的执政之路，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风险，推行他的干部体制改革。
他百倍地甚至疯狂地去试验去创新多年压抑在他心中的执政愿望，他每到一个地方执政就有一种要打破旧体制开辟新制度的强烈冲动，而在每一个地方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