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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呤窃锹槌Т永疵挥屑摹Ｍü穆簦Ю锏耐恋芈舾怂饺丝⒎坎锹橛∪境Щ竦昧�1000多万元的资金。
但在把车间租给私人经营的问题上，员工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赶出了工厂，让私人抢占了他们的财产。石厂长给他们的陈述是，眼下厂里已经没有资金启动生产，只有通过私人资本恢复生产，才能给失业员工以收入。
紧张的对话后，石厂长答应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被停止开发的房地产继续开发，收回的租金和卖地的收入给员工报销医疗费，发放退休费和工资。交了四年房改钱没有拿到产权证的员工也拿到了房产证。
石厂长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让员工拿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医疗费、退休费等，同时还提高了工人们渴望已久的工资。随着这些困难的解决，对石厂长的信任危机也开始消失，他们甚至感激地说，石厂长来得太晚了。
新厂长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得到了什么？石厂长说，他的收入远在高收入者之下，与拿着微薄工资或拿不到退休费的工人相比他又要好一些。他感到自责与忏悔的是，那些干了几十年的工人，最终仅靠几百元的收入勉强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令他有些伤感的是，自己在国有体制中干了30多年没有什么成就。
租赁亚麻厂经营的私人公司，给现在聘用的员工发计件工资。这些员工过去在国企工作，享受法定休息日，现在已无休假日可言。
企业倒闭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员工明显地感到自己在被资方的聘用中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的优势，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用工条件。而亚麻厂领导者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通过私营资本投入来发放员工退休费的情况下，也难以为工人主持公正。
我去亚麻厂采访时，正是星期日，可女工们还是在轰鸣的纺织机前不停地工作着，干一天她们得16。5元。她们还不能适应私人资本对她们劳动的要求，感到国有企业比现在要好。
她们抱怨说，给私人资本家打工一旦休息就没有工资。收入的低下，没有法定休息日，劳动强度的加大使她们感到为私人企业打工不划算，还不如回家拿失业救济金。
她们曾是纺织厂的主力军，为工厂奉献了她们的青春。当企业倒闭她们以失业的身份离开企业时，既没有青春的资本来开拓新生活，又没有什么技术打开新的就业之门，留给她们的是额头上的皱纹与失业的沉重与悲伤。
一位女车间主任说，尽管工资微薄，但她们已经在亚麻厂干了20多年，现在已是40多岁，青春已经被纺织机器吞吃了，一旦离开了国有企业她们还能在哪里找到生存的机会。
年复一年，她在一个狭窄的车间里活动，在纺织机前来回走动。与几个熟悉的纺织女工交往，又不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也没有更多的压力要她去思考国有企业走向何处这样的生存问题。因此，她对国有企业的危机看得并不清楚，她更多的是服从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每月能按时发工资，亚麻厂能维持到她退休这是她目前最现实的梦想。
现实的困境，使她们寄托于有一个好的领导能把企业维持下去，能够给她们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纺织业曾经创造的辉煌使她们感到自豪，但这种辉煌如同夕阳西下，远远地离去了。
她们念念不忘在计划经济时代亚麻厂给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而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她们仿佛感到自己被抛弃，获得的回报愈来愈少，甚至已经供不起孩子上学或者让自己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干了30多年已是宁夏亚麻厂企业管理科长的杨先生，收入一直没有超过1000元，目前每月只有700多元的收入。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变革上升，而随时有可能下降。他靠着过去“工人是国有企业主人”的传统理念来支撑着实现的落差，或者沉浸在对过去国有企业美好的回忆中，来忘却低收入带给他的现实困境。
他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人维持生计，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家里的装修，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压力，使他的内心时刻涌动增加收入的强烈渴望。但身处一个亏损的企业，他不得不把这种欲望压抑在心中。
爱人买断工龄获得的3万元，他只能存在银行里当做全家人的活命钱，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14000元开销。他是在过去孩子还没有长大时节衣缩食积蓄了一点钱，一旦他失业，整个家庭将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慌中。
受计划经济培养的杨科长，强调自己过去为国有企业的成长作出了牺牲，他的业绩印在了与他相伴了几十年的机器上。他坦诚地表示，要让他现在认可搞私有化，要把他干了30多年为国有企业积累的资产推向私有化，他很难接受。
生是国有企业的人，死是国有企业的鬼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试验品，而有些人利用政策变革出现的空档，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搞个人的私营化，他表示坚决反对。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2） “我们的能力并不比私营老板差，只是我们受到一种体制的束缚，这种体制根本没有给我们去施展才能的机遇，要把我们创造的企业财富，通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流到私营企业手中，这是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剥削与掠夺。对此，我们不能赞同，但我们对靠自己拼出来的私营企业表示赞赏。”杨科长情绪高昂，表达了把国有资产转到个人手里的不满。
他指出，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过去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他没有感到受着剥削。现在改制把他们几十年，整整一代人创造的国有企业，以廉价或以假破产的方式让私营企业来占有，他感到这种剥削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快地向他们这些弱势的工人阶层逼近了。
他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公务员未必比工人作出的贡献大，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这对工人是很不公平的。
过去，他们已经多年默默地承受了低收入带来的损失，从没有过分地表达过不满。但是，如果现在还要让他们继续承受变革带来的损失，他们将不愿意为此再作出牺牲。
老伴和儿子都从亚麻厂失业以后，王师傅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打破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他本人在亚麻厂干了27年，三个人每月加起来的收入不过800元，一家4口人每月的生活最低得700元维持。
生活的压力把他推向街头摆起了地摊，所获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有病的母亲如果不是几个兄弟分担，靠他一个人几乎是力不能支。
在王师傅家里我发现，虽然改革已经20多年了，可家具还都是他结婚时购置的，一台旧彩电是岳母去世时分给他的遗产。陈旧的房子多年没有装修，使人感到这个家没有一点时代色彩。厨房里那个烧得发黑，换了三次底的水壶已经用了15年。这把壶聚集了他几十年的俭朴节约精神，同时也告诉我，计划经济给他的微薄收入，使他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资金用于消费。
挤在50多平方米的家里拿着可怜的失业金，王师傅感到过去曾让他为之欢呼、寄托着他作为一个工人阶层的梦想、无限光荣的国有企业，已经在他心中化作了一种长长的伤感。几十年了，国有企业在他心中已成为不能割舍的情感。
当他们把30多年的时光或者更长的岁月交给亚麻厂后，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回想进厂时每月只拿30多元，直到退休前他还只是300元的工资。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有时用一种无意识来麻木自己的失落，即别人与我一样没有积累到更多的财富，我为什么要去悲哀呢？
与周围人巨大的经济差距，使王师傅怀念起过去国有企业带给他的好处。那时，大家贫富差距没有拉大，工人与官员都是一样拿工资吃饭，心中没有什么不平衡。而现在有一个疑问在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现在却生活在最底层？改革还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吗？退休有保障吗？谁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最低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生活有保障就很满足了，如果这一点愿望也不能实现，那就是对我们30多年付出的贡献的一个巨大否定。因此，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维持国有企业不走向破产，不因剧烈的震荡彻底击碎他们最后的梦想。
很多退休或者失业的工人，在他们还没有得到生活的享受，没有摆脱贫困与失业带来的创伤时，就要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仍要咬紧牙关将那一点退休费节约下来用在孩子的上学或结婚上，期望孩子们能脱离自己深陷其中的暗淡的生活。
长期受国有企业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整个精神、人格和思维方式已经打上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烙印。要让他们把几十年在国有企业接受的价值抛弃，突然接受私营企业的文化，对他们来说，是既陌生又残酷的。面对挟带着巨额资本的私营企业，他们怀有畏缩、观望的心态，害怕私营企业兼并他们多年创造的国有企业，切断了他们原来享有的福利，他们幻想着在这种国有企业中维持到退休。
几十年来奉行着传统国有企业输灌给他们的奉献理念，不计报酬地尽职尽力给企业多作贡献，但这种扭曲人性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成全不了现代工业文明。大部分亏损、破产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证明仅凭个人的热情就能救活一个企业。
在计划体制下，所有的下级都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事，无所谓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到亚麻厂之前，石厂长曾经被上级派到其他几个企业去安置破产企业的员工，这种安排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他到一个企业有时只是去充当一个维持稳定的角色，真正留给他去改变企业命运、给工人带来财富的机会已经几乎没有。
在行政主导下的企业里，工人很少有机会去选择能给他们带来命运转折的企业家。选择权不在工人手里，他们不能改变企业的命运。留给他们的往往是，在企业陷入亏损或破产时，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同时，渴望改变企业命运的人由于没有选择机会，也不能去经营一个被政府控制的企业。这是造成中国大量的资源被无效率的国有企业浪费而不能创造财富的可悲命运的根本所在。
没有给企业带来希望或者给工人带来更多收入的厂长，工人们不可能与他们建立一种契约信任关系。这些厂长继续留下来只会与工人产生更大的矛盾与冲突，当他们再也不能拯救处于将要破产的企业时，政府往往一纸调令将他们换到另一个部门。亚麻厂的几任厂长就是在这种现状中来回更换。
有些国有企业随着改制，权力进一步地向管理层集中，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信息更加不对称。工人无法知道企业的决策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的损害，管理者会为了取得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置工人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中。
工人要从改制中看到自己收入增加，改善狭窄拥挤的住房状况，过上更好的生活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三四十年，他们像机器一样每天在运转。没有谁能告诉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留给他们的还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旧的福利制度已经结束 经过了几年艰难的尝试与各方利益的碰撞、妥协，包头29家国有工业企业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落入新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其优质资产释放出来的财富成为私营资本最激烈争夺的对象。
当那些告别倒闭破产、在国有企业干了二三十年头发已经苍白的工人，拿到几千元或上万元买断工龄的补偿金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与伤感如巨浪般向他们袭击而来。
在工人置换身份时适当地补偿一些国有资产，也是将变革推动下去的一个手段。同时，通过工人持股，使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结束、走完他们在国有企业最后的岁月时，能给他们一次权利的选择与利益上的实现。
包头的钢铁、机械、纺织等行业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担心持股过于集中，包头的国企改制实施人人持股的做法。尽管获得的股份和置换身份得到的收益比较少，但也能给把青春消耗在亏损的国有企业，几十年拿着只够吃饭的收入的他们心中带来一丝安慰。
即使经过了改制持有了公司股份，由于企业资产质量差一时也不可能卖出去，工人们仍要与新的大股东也就是资本所有者重新签订合同并维持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受技能所限，大多数人仍要在改制的企业中就业。
巨额的银行债务在政策性破产给予的优惠下被一笔勾销。对破产企业进行重组后，原来企业与工人之间的福利制度随着新的资方的进入结束了。大量的工人需要重新安置，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些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企业破产后不再替工人交纳电费、水费、暖气费等，这是摆在失业工人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过去，工人在企业的小社会里安稳地享受着这些福利，破产切断了这种福利体系。新的资方受制于财力不愿支付或认为自己没有承担的义务。
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把失业工人推向绝路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政府官员不得不从中调和。收费部门只得对破产企业妥协，将所欠债务打折。
包头的兴起与包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包头2002年财政收入35亿元，包钢贡献了三分之一。没有高附加值产业的包头只能发挥它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产资源仍是包头的支柱产业，如钢铁、稀土等。在丰富的煤炭资源带动下，火力发电得到发展，使包头的资源向高价值转化。
通过改制及对资源的整合，使包头的工业正在向大集团聚集。在矿产型的城市，只有建立资本实力强大的公司，才能更好地将矿产中包含的财富效益释放出来。
一位将包头国有粮油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自己的命运现在真正与企业联在一起了。他现在真实地感到自己创造财富的空间突然扩大了，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得到多少回报。有产者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他希望将销售收入做到原国有企业从来没有达到的水平。
改制企业的管理者，一方面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另一方面又害怕收入差距拉大引起工人的不满。
分流对包钢一些工人来说充满了阵痛，他们原来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收入没有显著的差别。而从钢铁主业分离到子公司后，收入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保障。到不景气的子公司工作不但没有希望，而且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庞大的包钢实际上从事钢铁生产的只有4万多人，更多的是配套企业。内退使2万人离开了包钢，最终可能还要分流2万人，大量被分流的人安排到辅业上去。辅业上的收入和待遇与主业相比，差距很大。
包钢主业的人员年平均收入达到15000—20000元，一份提高管理层收入的方案经过多次讨论已在包钢集团出台，有些管理层的年收入由现在的几万元可能上升到10多万。
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包钢集团高层领导的态度。他们管理的资产并不属于他们所有，资本与他们的管理是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