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曾国藩-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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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乱”。曾国藩将治军比作行船，云：“如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
第四，曾国藩强调治军须张弛有道，既做到严明、公明，又要仁爱、勤劳。“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治军必须严明。曾国藩认为近世以来，治军者往往“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贵在执行。曾国藩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的道理，“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做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公明，指的是公正光明。曾国藩认为历史上举凡大乱之世，往往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最后灾害来临。他把将帅比作店铺伙计，“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曾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下功以为己功乎？”曾氏将其改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乎？”他指出“明”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二是精明，“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理想境界乃是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然要真正做到颇为艰难。“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苟，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曾国藩提倡治军要有“公心”。他阐述道：“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用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他进而认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曾国藩乃理学名臣，自然提出以“仁”治军思想，但“仁”要以“礼”为约束。“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漫，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
曾国藩一生勤奋，治军亦然。早在其做京官时便养成“多勤少食”的习惯，“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他强调，“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第五，曾国藩指出军队要内部团结，具有凝聚力。他总结道：“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内讧分裂，危害尤甚。“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龌龊，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
第六，曾国藩的“兵机”、“战守”思想。曾氏“兵机”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练兵须“简练慎出”，军队“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有一次，曾国藩因战事吃紧，需从湖北招兵东下，他便提出：“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然湖北新募之军仓促起行，“人尽乌何，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因此曾国藩令其继续编练，直至打造成“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的可战之师，次年再行前来，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哂”。其次是哀兵必胜，“兵事宜惨戚，不宜欢欣”。“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素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第三是要保全士气。曾国藩认为，战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勇气的较量，“大约用兵无他妙巧，长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历史上不乏气盈则胜，气虚则败的战例。“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阳，气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下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曾国藩的自身体验亦证明如此：“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总之，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诸如“孤单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等，都是瓦解士气的因素，也是用兵大忌。
曾国藩的“战守”之法则是其军事经验的总结。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杜。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做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动，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合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占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
第四章为官
“清正廉洁”为律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清季官场的真实写照。曾国藩身逢残败末世，位居一品，却能在腐败丑恶的官场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殊为不易，可谓实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志。
曾国藩的起居生活非常俭朴。穿衣方面，曾国藩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着绸帛。一件天青缎马褂是曾国藩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每晚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吃饭上，曾国藩亦不讲究，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曾国藩吃饭简单，每食仅菜一品，谐称之为“一品宰相”。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从居住方面看，曾国藩反对大兴土木，在家乡修建巨宅。曾氏湘乡旧宅已有百余年历史，曾门兄弟发达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865年，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曾国藩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则易，搬出却难，此种作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以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一怒之下，他发誓绝不踏进新宅半步。曾国藩每次回乡都住旧宅，平生从未进过新屋。曾国藩还反对家中购置私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咸丰五年，欧阳夫人在衡阳娘家私自买田置地，曾国藩知晓后立即将土地转让出去，并在家信中表达了反对置田的态度。
曾国藩生活简朴，源于他出自亦耕亦读的农民家庭，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成名后，继承父亲的治家经验，亦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为官的过人之处一方面来自个人品高清廉，另一方面来自勤于任事。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现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所谓“三难”，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大学士年薪不过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如此低廉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雍正、乾隆两帝致力惩贪，推出地方官“养廉银”和京官“恩俸”、“双俸”制度。“养廉银”制即“耗羡归公”，此项数目巨大，可谓开高薪养廉之滥觞，一般来讲，督抚一级的地方最高长官养廉银超出正俸近一百倍，最低一级的知县亦超出正俸几十倍。相比之下，京官则要低许多。“恩俸”只发给“六部堂官”，即各部尚书和侍郎。“双俸”发给大学士、“六部堂官”双俸双米，其余京官双俸单米。“正俸”、“双俸”之外，京官的合法收入还有差事和科考、捐纳的“印结费”。然京官若想过富足生活，便得索收地方官的礼物银钱，如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等。可见，清代官员想要保持清廉的操守着实不易。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勤政自律”为法（1）
曾国藩为官要诀，在乎一“勤”字。曾国藩早年戎马，书生治军，全靠一“勤”字诀。“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曾国藩认为，为官者应有五勤，“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纵观曾氏一生，“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是对其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