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作者:赵诚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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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涂志刚）
　　赵诚：力争保持本来面貌　传记再现黄万里一生
　　赵诚
　　黄万里传记《长河孤旅》一书作者。
　　1952年11月生。老三届学生，曾当过工人、炊事员、护理员、建筑公司电工等。
　　1978年考入太原师专（现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3年春调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教。
　　198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进修班进修。现从事国际政治教学。
　　1987年任讲师，现为副教授。
　　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费时两年写作了《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全书浓缩了黄炎培之子、学人楷模、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的黄万里的一生。他被人赞誉为“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通过本书我们从某些侧面照出了一个逝去世纪的剪影。相信以前知道、或者不知道黄万里的人，看过此书都会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由衷的钦佩。
　　一本传记的缘起
　　●我力争保持黄万里的本来面貌
　　新京报：你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什么时候？
　　赵诚：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庐山会议纪实》上看到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当时，我还没上网，但用了电脑，通过上网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关于三门峡和三峡的文章，对黄先生十分敬佩。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写《长河孤旅》这本书？
　　赵诚：写书记述黄先生一生的事，是因《老照片》第十五辑，发表了我们（《老照片》编辑部的冯克力、张杰、丁东和我）采访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是由我执笔的。文章出来后，黄先生比较满意，还打电话给丁东。
　　后丁东建议给黄先生写一传记，当时，是2000年底，黄先生还在世，丁东建议，趁着黄先生健在，由他口述，由我来做一个口述史。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黄先生在，许多事的关节点他能说明，时间长了，记忆上或有些误差，还可通过家人，或可资利用的文献来修正。但我去见黄先生时，他当时对自己的身体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说要由他自己来写。
　　后来，黄先生去世后，《老照片》冯克力向丁东提出应该写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力不能胜，后在丁东和冯克力的支持下，勉为其难。书成之后，因一些其他原因，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最后是在刘硕良先生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面世。
　　新京报：你见过几次黄万里？
　　赵诚：四次。2000年的时候去拜访过一次，2001年春节前去过一次，在黄万里去世前又见过两次。
　　新京报：主要材料是从哪里收集的？
　　赵诚：主要是黄家提供的黄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文件，一些当年的杂志、报纸（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部分档案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走访了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
　　新京报：作为一本传记，处理好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这要求作者必须事先确定自己与作者的距离或尺度。在本书中，你是怎样确定和处理的？
　　赵诚：写好一本传记不容易，作者与传主保持距离是要保持客观性，不应有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有秉笔直书，又有为大人物讳的传统，就如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家，在人物记叙中，也不可能不对人物的行为，在表达上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叙事还是力求客观，所以这都无损他们的著作在史学的地位。
　　我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但可心仪之。我认为在处理黄先生的事迹方面，我力争保持事物的本来面貌。
　　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历史将来是要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有哪些事？
　　赵诚：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一生始终说真话，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从不为个人得失说假话。因为女儿上学的事，他违心做过一次检查，但是非常谨慎。
　　第二件事是，看到在1957年黄先生的一些水利系同事和学生，为了替他辩护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许多苦难。如胡家博、李亚莉、党治国先生等不少人。
　　他们为了诚实和正义的美德，讲真话，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
　　第三件事是，尽管这些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但仍有许多人对黄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华水利系的许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杨美卿、杨铁笙先生，他教过的学生王三一等。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但知道黄万里的人，都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钦佩，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承甫和鲍慧荪两位老诗人，还写了《讲真话中国不会灭亡》的文章和诗。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困惑没有？
　　赵诚：我的困惑就是有些人做了许多违背良知的事，甚至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损害公众和社会长远的利益，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以为世人都不知道，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我很困惑他们真的就这么愚蠢？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要写历史的？
　　一生志在造福人民
　　●一生坚持独立人格
　　新京报：除了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之外，黄万里还有哪些特性？
　　赵诚：黄万里不仅是学者，而且有组织才能和经营才能，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样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从事专业的水利研究，他应该有很大的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万里一生坚持独立人格。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造福于人民。他1937年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不仅放弃了三家大学的邀请，而且放弃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黄炎培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以这种便利条件，再加上他显赫的教育背景，要谋取一官半职实是易如反掌，但他坚决放弃了仕途，选择了做实事。
　　新京报：也就是说，他不愿介入政治运动而更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
　　赵诚：有一件事大概最能反映黄万里的性格和人品。1947他去甘肃任水利局局长时，不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政府给他派了一位副局长监视他。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要挂蒋介石的像，黄万里就用一颗图钉钉起来，而且钉歪了。监视的人很不满意，但因为他是局长，也只有不吭声。除此之外，水利局所有的会议，黄万里都不让副局长参加。理由是这些会议都是业务会，副局长不懂业务。
　　新京报：那么他就没有政治倾向吗？
　　赵诚：由于非常了解国民党的腐败，他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国家富强起来。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曾派两个特务去监视黄万里，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后来就不再监视。
　　他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对政治一贯的态度有关，其次也与他自身的人品有关。
　　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
　　新京报：在专业问题上，你认为黄万里与一般学者、专家有哪些方面不同？
　　赵诚：最大的不同是，黄万里的知识全面而系统。他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求学，留学美国时，硕士学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学的是水利工程学。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数、微积分等等。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重视实地勘测、调查和研究，并不怕劳苦，身体力行。注重实地考察与理论的结合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这个特点不仅使他比其他人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而且与实际结果相符合。
　　新京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意见就是如此。
　　赵诚：三门峡工程出现的问题，他事先已经全部预料到了，正因为有了科学的根据，所以他才逆“潮流”而动，极力反对修建。
　　良知风骨和科学精神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新京报：在黄万里身上，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这一点尤其可贵，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缺乏这点。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诚：黄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时士阶层的传统转化而来，即“士志于道”。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法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获取的增多，国民自尊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其他阶层的人也会用他们的勇气来表现良知。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当然有放弃道德底线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奖罚机制下的无奈和麻木。在这种状态下，“好处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干什么都问一个有什么“好处”（具体的利益），而放弃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我想如果奖罚机制的导向一旦调整，社会现有的力量能修复缺损的道德勇气。
　　新京报：从黄万里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专业研究乃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与专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精神？
　　赵诚：黄万里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水文专家和水利工程专家，1937年回国后，一直在长江、黄河、辽河、松花江等水利一线踏勘、修建工程，后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坚持真理，反对苏联专家的治黄思路，反对在三门峡建坝，认为这样会使渭水流域出现水患。后来，三门峡运行一年就淤积成灾，问题一如黄万里预料。黄万里戴着右派帽子继续主动为解决三门峡问题、海河治理向当局献言。晚年黄万里醉心研究“三峡”问题，表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对中华民族高度的责任感。
　　甚至有当年在三门峡水库上违心地曲意逢迎的人，还在媒体上说自己是坚持反对上三门峡的，把黄万里的名字隐去，这真是一个昆德拉式的“玩笑”。如果我们对那些说谎者无奈，至少应该让那些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观点，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科学家，在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不再被不公正地对待。
　　新京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讲真话。
　　赵诚：发现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和讲真话，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诚实互信也是一个社会的最重社会资本。今天，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坚持科学精神有问题的话，如受到不公正对待，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失调。
　　新京报：黄万里先生这样具有优秀品格的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赵诚：公道自在人心。黄万里生前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直言，为他辩护；死后有不少熟悉、甚至陌生的人对他表示尊敬和景仰，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张弘）
　　留美归来，以水利为终生之志
　　“以拯农为己志”，改学水利（图）
　　1927年，黄万里考入著名的唐山交大，攻读桥梁工程，193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用英文发表了三篇颇有创见的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学校出版。
　　黄万里毕业后来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杭江铁路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当时，桥梁工程师很受人尊敬，收入也不错。但他不满足于牛刀小试，而是想得更远，希望能到更高端的地方去学习，去充实自己。1933年他考取官费留美，专业改成了水利。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云梦县城一夜之间顿成泽国，死亡七万人。灾民凄惨，举国震撼。作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创建人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那时在心痛
　　之余，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唤起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黄万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和另两位唐山交大的校友一道，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黄万里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一向忧国忧民的黄炎培先生曾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面对江河泛滥给广大农民造成的灾难，黄万里哀民之痛，“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的一派豪情深得父亲的赞许。父亲介绍他去拜见自己的学生——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的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咐黄万里多学水文学，后者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新津落水，死里逃生（图）
　　黄万里从唐山交大毕业后，到杭江铁路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江山港铁路桥的建设。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他毅然改学水利，考取官费赴美。这是他出国留学前夕在上海的留影。
　　那年夏天，黄万里到雅安一带考察青衣江。这是黄万里五年野外作业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1938年夏天，黄万里奉命往四川天全县始阳镇勘察水利，因为饮食不慎，得了痢疾，腹痛极了，“历三天力竭”，深怕再拖延下去将无力回成都，于是决定独自回蓉，留下其他五人照常工作。
　　这天大雨倾盆，黄万里“顺山边小路步行，沿途滑壁落石阻塞，勉力跳跃而得过”。他
　　“左边防着山崩石落，右边看着溪水涨高。虽已腹泻三日，仍不得不奔向新津，到雅安时已力竭不能成行，而腹泻仍不止”。幸好碰上银行一部运钞票空车返蓉，黄万里才“以巨资获准搭闷厢车席地而坐。途中不时请求停车，泄泻，痛不堪言”。车过岷江新津渡要换船摆渡。旅客得下车从一条船边跨跳到另一条船上去。已经精疲力竭的黄万里忍着腹痛，拼力一跳，但还是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里，靠好心的旅客拉上船来，才脱险全命。那时船夫迷信，很少肯搭救溺水的人，何况正值汛期。大家都为病重的黄万里能够逃过一劫而庆幸。
　　奔赴东北满腔热忱却无施展余地（图）
　　新中国即将成立，气象一新，百废待兴。黄万里响应号召，赴东北参加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建设事业，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揭开九十年生命的新篇章。1949年9月18日，他一家到达沈阳。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
　　1949年8月15日，黄万里正式受聘于东北人民政府。东北的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尽管从内地调派招聘来一些人才，但在短时期内根本无法满足建设东北的需要。黄万里担任总局顾问，主要工作是审阅各局送上来的报告，下去调查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没有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