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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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堕落，而是属于一件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们开始有一种对历史的预感。而且在这种新秩序中，通过一种模糊的生成关系，形成了医生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异化。不论人处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会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纪黑格尔之后，这二者之间很快就毫无相似之处了。
第八章 新的划分
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不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这种半沉默状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吧。当桑利的慈善院长要求将疯人与某些罪犯分开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一个犯人）很可怜，另外两三个人也很可怜。把他们关在某个要塞里，他们的情况会好些。因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另外6个人是疯子。这些疯子日夜折磨着他们。”这番话的含义对于警察当局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应该释放这几个犯人。不伦瑞克管理员的要求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工场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制造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这些人的狂乱发作随时可能制造危险，最好还是把他们送回禁闭室，或者给他们带上铁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但其实质并不相同。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个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在埃斯基罗尔看来，义愤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仅仅是疯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长看来，问题在于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这种差别也许并非如此重大。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很容易被觉察到。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种差别、以便理解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的。这种意识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演变的——那种运动使它逐渐地贴近疯人的人性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见的方面；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那种压力使它更关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如果说这种意识是在慢慢地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禁闭空间中。这种意识经历了结构上的某些不易察觉的变化以及时而发生的强烈危机，逐渐形成了与法国革命同步的疯癫意识。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
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因为如果说18世纪的人觉察到在被禁闭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败坏者和侮罪的浪子中，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神志错乱”，其焦虑是无法消除的，那么这种认识正是这些被禁闭者本人的感受。他们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人。大臣、警察总监、地方行政官不断地听到内容相同的抱怨：有一个人给莫尔帕写信，信上怒气冲冲，因为他“被强迫与疯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疯人十分狂暴，我每时每刻都有遭到他们凌辱的危险”；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贝里耶总监发出同样的抱怨：“9个月来，我一直被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与15个或20个胡言乱语的疯人、各种癫痛患者挤在一起。”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反对禁闭的抗议呼声愈益强烈。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终于，米拉波认识到，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就在禁闭的心脏，在理性狂欢之地，反对现行政权、反对家庭、反对教会的斗争继续进行着。而疯癫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惩罚权力，它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在教养院的统一惩罚中，这种补充的折磨有助于维持秩序。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向乞丐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对癫病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这种做法的丑恶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在18世纪有关禁闭的全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事实，即住在教养院中的人必然会疯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谱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行列中呢？我观察到，被禁闭在教养院和国家监狱中的精神错乱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国家监狱中因受到极度虐待而精神错乱，在教养院中因被单独囚禁、持续不断地被一种痛苦的幻觉所折磨而精神错乱。”
囚徒中存在着疯人，这一点并不是说明禁闭的丑恶极限，而是体现了禁闭的真相，不是禁闭的滥用，而是反映了禁闭的实质。18世纪发起的反禁闭论战的确涉及到将疯人和正常人强制混杂的做法，但是它没有涉及到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疯癫与禁闭的基本关系。自称“人类之友”的老米拉波（Mirabeau）激烈地抨击禁闭也严厉地斥责被禁闭者本身；在他看来，被禁闭在“著名的国家监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不应把他放在这些昂贵的机构里，因为他在那里只是苟延残喘，虚度光阴。为什么要禁闭“那些卖笑的姑娘？如果把她们送到外省工场，她们会成为劳动妇女”。为什么要禁闭“那些流氓无赖？他们只是等待着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只能使他们上绞架。为什么不用这些带着脚镣的人去做那些可能对自由劳动者有害的工作？他们将会成为一种做戒的样板。……”一旦这些人被全部送走，在禁闭所里还留下什么人呢？留下的是无法在其它地方安置的、确应留下的人：“某些不宜公布罪行的政治犯”，以及“那些因放荡而挥霍了毕生劳动成果的老人——他们奢望能死在医院里，因而平静地来到这里”。最后还有疯人。他们需要有个能撒泼打滚的窝，“这最后一种人在哪儿也一样地活”。小米拉波的论证则恰恰相反：“无论谁想证明在城堡、教养院和国家监狱中，政治犯、流氓、自由思想者、疯人和堕落的老人构成大多数，或者构成其成分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我都要郑重地予以驳斥。”在他看来，禁闭的丑恶不在于将疯人与罪犯混杂在一起，而在于他们加起来也没有构成被禁闭者的核心部分。那么什么人能抱怨自已被迫与罪犯混杂在一起了呢？不是那些永远丧失理智的人，而是那些在年轻时代放荡不羁的人：“我要问，……为什么要把流氓无赖与自由思想者混杂在一起？……我要问，为什么让有危险倾向的青年与那些能迅速将他们引入极端堕落的人混在一起少…最后，如果将自由思想者与流氓混杂的现象确实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臭名昭著的恶劣做法来使我们犯下引导人们犯罪这种最卑鄙无耻的罪行？”至于疯人，他们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呢？他们没有理性，不得不被禁闭起来，他们不明书理，无法不令人厌恶。“必须将丧失理性的人藏在社会看不到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们看到，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运作的。它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通过一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象征着禁闭的极端非理性的疯癫却最终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由于米什莱的观念依然接近千18世纪的这种观念，因此他能够极其准确地对此做出概括；他在论述米拉波和萨德同时被囚于（巴黎郊区）万塞油的情况时，回到米拉波的思路上：
首先，禁闭引起精神错乱：“监狱使人发疯，在巴士底和比塞特尔发现的那些人都已痴呆。”
其次，18世纪的暴政中最没道理、最可耻、最伤风败俗的东西是由禁闭场所和一个疯人体现的：“我们已经见过萨尔佩特利耶尔医院中的疯狂行径。在万塞油，则有一个可怕的疯子，即浑身散发毒气的萨德。他写作的目的是败坏未来的时代。”
第三，仅仅为了这一个疯子，也必须保留禁闭制度，但是事实上正相反：“他很快获释，而米拉波则被继续禁闭。”
于是，在禁闭的中心部位裂开了一道深渊。这是一个将疯癫分离出来的真空，它惩治疯癫，宣布后者是不可救药的和不可理喻的。疯癫此时便以不同于其他被禁闭者的形象出现了。疯人的存在似乎体现了一种不公正。但这是对他者的不公正。非理性的无差别统一被打破了。疯癫具有了独特的性质，奇怪地与犯罪成为一对孪生兄弟，至少是通过一种尚未引起争议的相似性而与犯罪联系起来。由此．禁闭的一部分内容被抽空了，只留下这两种形象——疯癫和犯罪。它们用自身体现了禁闭的必要性。从此，只有它们是应该加以禁闭的。虽然疯癫拉开了距离，在混淆不清的非理性世界中最终成为一种可以说明的形式，但是它并没有获得自由。在疯癫和禁闭之间建立起一种很深的关系，几乎是一种本质性的联系。
然而，就在这时，禁闭遇到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使它的压迫职能，而且使它的存在本身都成了问题。这个危机不是从内部产生的，也不是政治抗议的派生物。它是在整个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逐渐出现的。贫困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混合体中脱颖而出。人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危机时失业与懒惰无关；人们还看到贫困和游手好闲被迫向农村扩散，而人们原以为能够在那里看到最朴实、最纯洁的道德生活。所有这些都表明贫困也许并不仅仅属于罪恶世界：“行乞是贫困的产物。而贫困本身则是由土地耕作中或工厂生产中的偶然事件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商品价格上涨或人口膨胀等等造成的……”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状。
然而，贫困虽非偶然，也不是注定会永远受到压制。有某些贫困是人们不可能消灭的。即使所有的闲人都被雇用，有些贫困也注定要伴随各种社会的，直至世界末日。“在治理有方的国家里，只需要有生于贫困或因事故而陷于贫困的穷人。”这种基本的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消除的，因为出身和事故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部分。长期以来，人们无法想像会有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这种需要似乎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类命运和社会结构之中：19世纪以前，在哲学家的思想中，财产、劳动和贫困这几个词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
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我的目的仅仅是使（政府的）一部分注意力转到人民中受苦受难的那些人身上。…政府的后盾主要是帝国的荣誉和繁荣，而不论在哪里穷人都是帝国最牢靠的支柱，因为一个君主若不发展人，支持农业、工艺和商业，就不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版图。而穷人就是这些使民族真正强大有力的重要力量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侧）这是从道德上全面为“穷人”重新正名，也就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对穷人的作用和形象进行一次社会和经济的重新整合。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因此毫无立足之地：他懒惰、游荡、无人雇用，因此唯一的归宿是禁闭，由此他被逐出社会。现在，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他在民族中重新有了地位。
于是，经济思想在新的基础上阐释贫困的概念。过去，在整个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个性化的需要帮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在禁闭的抽象作用中，“穷人”被消灭，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