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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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的春节前夕，由于处于严冬季节，人们居住在山上和外村，生活上困难越来越大，又要快过大年了，人们盼望回村过个团圆年，于是大家抱着侥幸心理，纷纷回村准备过年。当他们看到日军毫无动静，就误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听从党组织的劝阻，大部分群众转回家园。善良的潘家峪人民，哪里知道万恶的日本强盗，正在预谋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
大屠杀的命令是日军驻唐山指挥部下达的。接到命令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４日下午，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召开了部署血洗潘家峪的会议。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
“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始射杀……”
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表示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要求到会的人，凡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都应当随军同往。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部发令，命令藁城周边地区的日伪军立即向潘家峪开拔。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4节 杀气腾腾
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５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据点的３０００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围得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钟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１４００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７０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肠子迸流一地，潘忠元的祖父８０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９０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连刺了９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约百尺，宽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坑里是厚厚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被赶来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赶紧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４０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络腮胡子，呲着金牙，腰挎一把兰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们讲了一阵“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发问，人们一言不发，佐佐木兽性大发，“噌”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竖了起来，像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的土坎上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军，不过是寻衅进行屠杀。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鬼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尔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一个当时随日军担任现场翻译的董蓬林，在战后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到村西街大泡子，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机枪。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5节 烈火冤魂
大约１０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本兵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１００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日本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兵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１０００多人一齐怒视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日本兵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声，院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敌人野蛮残酷的屠杀，激起了人们不屈的反抗。村粮秣委员潘辅庭见此情景，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５０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潘树密的母亲５０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３０来人拥进丁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５０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将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２００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人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
８８岁的潘春元、６３岁的潘刘氏、３３岁的潘张氏等６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
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３２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迫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３３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又在全村纵火，潘家峪近千间房子，立时被烧光。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成焦土。到处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野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残垣断壁上还残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１２３０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２７６人。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赵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１月３１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得知日军在潘家峪的暴行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１９４１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７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１２０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１９４２年８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用大刀和手榴弹等简陋的武器同日、伪军进行斗争，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潘家峪复仇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１月１４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部，毙伤伪军４００多人。２６日，又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毙伤伪军２６０余人。１９４２年６月，参加了著名的“甘河槽伏击战”，当场打死了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杀人魔王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人民报了血海深仇。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１５０多次，歼灭、俘虏日伪军１０２１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当地政府先后重修了４座坟墓，立墓碑４座，建纪念塔、纪念碑、祠堂、纪念馆各一个。其中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万古遗恨
群山环抱、溪水长流中间，有广阔平地，宜于五谷，山坡有无数果园，特产葡萄。在这天然胜境中的村庄，就是潘家峪。村中居民二百二十户，男女一千七百口，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真是和平气象。自从日寇侵华，群众本爱国热情，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致使日寇与我为仇，几次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计划。不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正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旧年节前一天，日寇趁着群众回家过年，突然围庄，男女老幼被赶出村西街头大坑里。这时，敌人在宽阔大院里铺满了干柴，由大坑里把群众赶入大院，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火焚烧，开枪扫射。当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虽有向外冲者，也都英勇死于枪弹之下。敌人去后，村民有先远避得生者回视，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烧杀者须发不存，难视亲疏尊卑，手足成灰面不全，有的只剩肠胃一堆，有的竟是焦炭一块，有的孕妇腹崩流出胎儿，残害情形，令人落泪。总计死者一千三百三十名。幸得邻村热情资助，辨别男女尸身，用芦席裹尸，合葬四座坟墓。由南径北，男二座，女一座，小孩一座。这一惨案发生后，潘家峪的人民把仇恨变成力量，同时，被残杀后剩余的青壮年组织复仇团，一直拿起武器，血债一定要日寇用血来还。日寇投降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时，我们不但仇视美帝，而且决不能使日本鬼子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潘家峪人民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唐山市政府同志们捐资合筑祠堂，并建塔立碑表示追悼，谨铭此碑。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立
第九部分 陪都血难：重庆大隧道惨案第26节 “地毯式”轰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党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