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了在浙江、江西、湖南地区实施细菌战外，日军还在广东、河北等一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祸害。据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不仅正面战场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以及湖南的常德一带，发生过鼠疫、伤寒，而且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９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９５％以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盂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１毛钱找２０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疾病流行的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９０％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５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１０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孟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戮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败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１９４２年３月７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称：“敌寇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４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发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在河北省的一些村庄的确在日军“扫荡“过后，曾突然爆发大规模瘟疫，致使很多人染病身亡。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哈尔滨平房镇原７３１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
至于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最大基地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等地，鼠疫、伤寒等疫病灾祸更是连年不断，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１９４０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３００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在控诉７３１细菌部队罪行时说：“我们后二道沟住着５０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３９家。我家有１９口人，不到２０天，就死了１２人。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了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部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日军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７３１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１００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１９４６年开始，连续７年，吉林省的榆树、水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１９４７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９０００余人，死亡７５００众人。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４３００余人，死亡１４００余人。
第二部分 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第6节 杀人魔窟
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战研究是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重要特点。以７３１部队为例，在这座拥有众多博士和教授的细菌工厂里，奇特地管理着一座巨大的特殊监狱。
监狱里经常关押着２００至３００人的“囚犯”，有时高达４００人，有中国、苏联、朝鲜、蒙古人，据说还有美英澳等国的战俘，有男有女，甚至连儿童、婴儿也不放过。
大部分“囚犯”是中国人，不仅有被俘中国军人，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所谓“特殊监狱”，这里的“囚犯”与普通监狱的“囚犯”待遇不同，对有的“囚犯”而言可以说是“丰衣足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还可以经常到澡堂洗澡，被养的很健康。然而奇怪的是，只见“囚犯”进监狱后，从不见活着出来。
这个奇特监狱之谜终于被揭开了。原来石井等人把活人视同动物，用作进行细菌武器活体实验，其残酷之情令人发指。受试验的“囚犯”一旦不能再用，或被杀、被活埋、被火化。给“囚犯”好的伙食，只不过是因为细菌研究需要健康的活人，仅此而已。日军从不把这里的“囚犯”称做俘虏，而是称为“木头”、“原木”、“特殊材料”和“马鲁他”。在他们的记录中，对“囚犯”从来不记名字，只有编号，从１０１开始，到１５００号为止。据７３１队员证实，编号已进行两轮，每两天消耗三人，有时七八人。这种“材料”从不会缺乏，因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
据苏联军事法庭和７３１队员证实，这个部队直接用于细菌实验被害的人达３０００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
石井等人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的方法很多，最普通的方法是，
把最危险的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热、鼻疽、各种伤寒及其他各种烈性病菌，注射到受实验者身上，察看细菌在健康人身上的反映、征候、传染效果等，以及什么时候死亡，按编号记录在案，待不能再试验时，就活活杀掉火化。
这种试验一直进行了七八年。
最早的活人试验，是石井四郎亲自进行的。那是石井细菌部队刚成立不久，哈尔滨宪兵队押送三个俘虏给石井，其中两个是东北抗日游击队员，一个是朝鲜青年学生。一天夜间，石井把一人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的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和跳蚤磨制的液汁。１９天后，这位战士体温发烧到摄氏３９．４度，然后，从他身上抽出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１２天潜伏期后，这个战士同样发烧，然后石井在特种病床上进行活体解剖，结果，证明了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菌为“定型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又把这种病菌轮流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进行试验，这两人被折磨一个月后再也不能动弹了，就被宪兵拉出去枪毙。
这个部队除在实验室内用活人进行试验外，也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战试验。这种实验通常是在安达打靶场进行的，每次受这种实验的有１０人至２０人不等。有时用飞机投掷，有时借带电流爆炸。有一次，把活人绑在彼此相隔５米的铁柱上，然后在距离铁柱约２０米远的地方，把内部装有鼠疫的炸弹借电流爆炸，受实验者被这种炸弹炸伤后，一星期就痛苦死去。川岛少将还供认了这样的实验：
从监狱送来１５名被实验者，把他们绑在柱子上，一架飞机掷下一枚细菌炸弹，使其在离地面１００至２００米高空爆炸，装在炸弹里的鼠疫菌跳蚤在附近蔓延开来，跳蚤爬上了“木头”身体，吸吮其血液达四五小时之久。
然后把实验者消毒后拉回监狱，观察他们是否感染了鼠疫。
１９３９年２月北野政次少将秘密发表了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的人体实验》的论文，文中写道：“实验所使用的人体，全都选的是没有患过斑疹伤寒的人，并且没有患过急性肠伤寒的３２岁到７４岁的健康男子。”这次被他杀害的共有３人。北野政次通过中国人进行人体实验得到了如下的结论：用他自制的疫苗２毫升注入人体内一个月后，即可产生免疫性。
这个罪恶的细菌工厂，还进行其他种类的杀人试验，如冷冻试验、毒瓦斯试验、断水饥饿实验、热水实验、触电实验等等研究，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
一个严寒的晚上，日本宪兵押着被秘密逮捕的苏联士兵德姆琴科和１２名中国爱国志士，被称为冻伤实验专家的北野政次少将把他们弄到露天里，宪兵用刺刀强迫他们把双手放进水桶里，然后让他们双手暴露在冰天雪地，一小时后，他们的双手全被冻僵，失去知觉。宪兵再把他们拉回实验室，检验他们的手指冻伤的程度，然后敷药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砍掉他们的手指。有时，这种冷冻实验还在冻伤实验室里进行，在备有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里，温度可以调到零下七十五度。北野等人强迫被捕者把四肢轮流放进冰箱受冻，然后再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等到四肢全被锯掉后，就把他们枪毙或活埋，通过活人实验探求医治四肢冻伤的办法。
７３１部队还进行活人毒瓦斯实验５０多次。石井曾亲自视察该项实验。
从单身牢房送来健康的中国人，被称为“上等木头”，把毒瓦斯闸门打开，一分钟、二分钟、五分钟过去了，受验者的手腕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肉里，很快被喷出的氰酸钾瓦斯闷死。
然后石井命令工作人员脱掉死尸的衬裤。“木头”的阴部和大腿上沾满了白色液体。石井说：“这是精液。吸入氰酸钾瓦斯的人都要流出精液，哼，‘木头’在射精时死掉。”
最残酷地要算两次集体毒瓦斯杀人事件。一次是１９４５年６月的一天，一位苏联“囚犯”捡到万能钥匙，打开各单人牢房的铁门，催促大家逃跑，但是这座戒备森严的牢笼，越狱又谈何容易？那位苏联人被打死，其他人亦被赶回牢房。一小时后，经过特设的通气管，输进毒瓦斯，把监牢里的人犯全部毒死，大约近３０名。第二次毒瓦斯屠杀发生在７３１部队撤退前夕，日军把监狱牢房的毒瓦斯阀门打开，毒瓦斯立即充满各个牢房，不久，尸体被拉出后堆成山，然后倒上汽油焚毁。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只有法西斯强盗才能干得出来。
被日军称为“天才”发现的石井鼠疫血清，也是以活人为实验品研制出来的。石井等人给被关押的囚犯身上注射鼠疫苗，然后采用已经发病的“囚犯”的血液，或者利用他们的内脏制取血清。原７３Ｉ部队的一位护士长说过这样一件事：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８日一位文职人员因细菌感染患了肺鼠疫，肺鼠疫发病就意味着死亡。诊疗部部长水山命令护理人员每周注射一次血清。患者住院第二天，总部送来一支鼠疫血清，一周后又送来第二支。护士长问：“为什么不把血清贮藏在这里？……何必每周从总部送来？”永山说：“那种血清一周只能生产一支，所以才这样做的。”患者住院四周后，竟病愈出院。护士长惊叹不已。为了制造这种血清，不知又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以石井为首的７３１部队，为了屠杀中国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石井曾经派遣大批细菌专家到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各地集中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集中营的人们吃。
据说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共有３０００多人。石井命令各集中营负责人，把凡是吃过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让他们去引起伤寒和副伤寒的流行。
除了７３１部队，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日军的细菌部队，也不同程度地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如日军在济南细菌部队的一名中尉军医竹内丰（刘宝森）就曾供认说：“于１９４３年在济南防疫给水部工作时，为了进行细菌战，用特殊设备制造了大量的肠伤寒，副伤寒菌，供飞机撒播使用。为了实地试验他亲制细菌的效力，曾自济南宪兵队先后要来我军俘虏（指中国抗战将士）１１名，进行了活体解剖实验。”
第二部分 秘密武器：罪恶的细菌战第7节 揭发谢罪
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惨绝人寰，不仅违背国际法，而且违背人性，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所痛恨和谴责。抗战胜利后，被俘虏的细菌战战犯在国际法庭上受审，得到了正义的惩罚，
而更多的参与细菌战的日本人为了逃避惩罚和舆论谴责，归国后隐名埋姓，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中有的由于不能接受良知的煎熬最终愤然自杀，有的则为当年的所作所为负疚终生。
日本老兵丸山茂的揭发和谢罪行为就很有代表性。
丸山茂是广州波字第８６０４部队第一课细菌搜索（检验）班的班兵长。１９９３年，他在东京参观了７３１部队罪行展后，良心受到了很大震动，便主动揭露了８６０４部队的罪行。他说，广州波字第８６０４部队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１２００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本部下设６个课。其中专业将校１００人（根据内山武彦的战地日记，不包括兵区医院的人数）”。据他回忆，该部队“第四课地下室有很多用福尔马林浸的尸体，第四课课长每天都进行解剖。煤油桶里面盛着收集到的做鼠疫实验用的老鼠。”出于内心的不安，丸山茂曾于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１月两次到广州，核实揭露材料的可信性，期间不仅向细菌战死难者墓碑敬献花圈，念经文，烧香叩首请罪谢罪，而且还发表了《不管以什么名义，走向战争是罪恶》一文，警示后人，文章指出：
我想没有战争体验的人们可直接听到或从书刊、广播、电影当中了解到战争受害者的悲惨命运，所以对战争能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加害者方面的真实的坦白。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旧日军对周围各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所以就没有对过去战争的反省，或只有形式上肤浅的表示。
这样就不能体查到周围国家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由于不知道周围国家人民对旧日军的恐惧怨恨心理，被“作出国际贡献”等口号所欺骗。我认为这也是容忍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及积极地推进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