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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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后，我才偷偷地从城墙上滑下溜出城去，连夜跑到离城六十余里的崔家山，又辗转到东沙河亲戚家躲避，幸存下来。”
１２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咕嘟”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５００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在大屠杀前，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料到凶多吉少，就向大家高喊：“哥哥兄弟们，日本人要杀人了呀，能跑就赶快跑吧！”话音未落，即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
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在回忆他父亲死里逃生的经过时，十分痛苦地说：“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王振文也在狐神庙屠杀中幸免于难，回忆逃生经过，当时情形如同噩梦，他说：“我家两代４口人都在一批被刺杀的，我被扎了３刀（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初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已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疼，剧烈的疼痛使我逐渐苏醒过来，张开嘴，觉得有水珠掉进口里，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约摸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棒（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了刚才疼痛的原因。我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试着想爬出来，可是由于腰部伤重，几次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他让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外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上衣，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疼，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逃去，走到袁才庄的附近，我不慎从崖头掉到河沟里，当时我渴极了，趁机喝了不少河水。王君把我扶上岸后，我们相扶着继续走，走到半夜摸进一间房里，进去后才知道是走错了方向，竟朝南走到了城南门外一处烧瓦盆窑里，在那里我们找了些水喝。王君身受六处伤，下巴底下左右两处均被刺通，喝水还往外漏呢。因离城近，我俩在天亮前就又忍着饥饿和疼痛向南逃去。走到三里屯河湾，我们看到河滩上到处扔着晋绥军弃掷的枪、药包、饼干、衣服等物品，我还拣了些药布和一件布衫。在唐八里村一块西瓜地里，饿极、渴极了的我俩饱吃了一顿西瓜，这时我才发现鞋里已盛满了从身上淌下来的血。就这样，我和王君相依为命，带伤奔走，投亲找友，在外面藏了好长时间，直到伤势稍有好转，城里较为安定时才回到家。”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３０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５００余人。
１３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囚控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
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
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迫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５００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４０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４０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３米，东西长１１米，南北宽２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用。被囚的难民，分１０人一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枪吼叫了大半上午，５００余名难民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在这里照了相。直到５０年代，在原大操场上破土新建天镇一中校舍时，仍有遇难者的累累白骨。
第三部分 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第10节 劫后惨景
１４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惟恐还有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像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旋乱叫，黄昏狗咬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熏天。据西南街幸存者高强亲眼所见，马王庙院内，猪狗成群结队地撕啃腐尸，狗吃死人眼都红了。
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里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的针线活儿认尸。在狐神庙蒙难的高峨的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破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由七八辆大车拉到南城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２８６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刀刺外，还用尽了种种其他的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切腹、刺穿阴户、杀后扔入水中等等。西街魏科子的头被日军劈为四瓣而死。至于被杀或被奸杀后扔入水坑的男女尸体，更是数不胜数。东南街一个大污水坑内几乎漂满了死尸。一位妇女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男人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愤地将亲生男婴溺死后，自己跳入水坑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是难以计数。凡是躲藏不及的年轻妇女多为其糟蹋。
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被日军发觉后全遭奸污。有一位姑娘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天。西街刘银兰、刘玉兰两个女学生，被日军奸污后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被兽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就更多了。据一些老人回忆，井内尸体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已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生外，多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还有不少妇女为逃避灾难，剃发扮男，毁容换装，或藏在山药窑，多日不敢露面，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其中也有为保护自己人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惨杀的。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衣冠禽兽，奋力反抗，抓打敌人，被敌人枪击腹部，流肠而死。日寇兽行令人发指，９月１４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伙妇女赶到东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退到膝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子，妇女们饮泣吞声地在横七竖八的同胞尸体边转着，日本鬼子却站在一边开心地狂笑。
为了铭记这段血泪史，提醒后人不忘亡国之痛，１９４５年９月，天镇人民建造了“天镇蒙难同胞纪念塔”。碑文曰：
东方邦匪，世界大盗的日本是败退了，我国已由弱小民族跃为世界四强之一。这是我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成果，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值得我们以战胜者的姿态而骄傲。
我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人员的损失和财产的消耗，究有多少，在未有精确统计前，是无法估计的。不过就我县而言，无辜同胞被屠数字就在２０００人以上。据调查已知的１２４８人中，计西南街３３２名，东南街３６８名，东北街２５８名，西北街２９０名，内中成为绝户者即有３９０户，那末全国的损失数字，就可见一斑了。
这种深仇大恨，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故建此座难胞纪念塔，以警惕后人知悉亡国的惨状，并深切注意日寇军阀们的死灰复燃，而作为天镇县的一个民族醒钟。
抗战胜利，和平实现，今后的中国走上民主途径，故我们应使天镇县成为全国自由、民主、团结、繁荣的模范，那时想被难的同胞们，亦含笑于地下吧！
后经过较详细的调查，在天镇县的大屠杀中，实际上有２３００余人蒙难。至于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数计。
第四部分 燕赵悲歌：阴雨霏霏成安城第11节 军民协力抗敌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西依太行山和京汉铁路，东临山东，南有漳河，北有滏阳河，交通方便，素有棉海之称。全县１０８村，人口不足１０万。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成安城，野蛮屠杀我无辜同胞５３００余人，制造了震惊华北的“成安大惨案”。
军民协力抗敌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华北平原大举进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推动冀东南地区民众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动民众，在成安一带成立了抗日自卫军。之后，中共直南特委又派聂真（抗大学生）、陈荣等２０多名干部来成安，与成安地下党员乔瑞生、刘振华、张国良联系，决定分头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一致抗日。张国良以青年救国会会长的合法身份，发动群众，或利用同学关系，先后说服国民党县长李熙章，国民党县党部的沈小平、赵善卿等人参加抗日。聂真、陈荣、乔瑞生、刘振华等人则在城外各村组织和发动民团参加抗日，并适时成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御侮的爱国心，他们还组织学校的师生们在集市上游行示威，张贴抗日标语，揭露日军罪行。他们的组织和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成安的抗日斗争。１０月初，国民党二十九军刘汝明部退到成安，驻扎城东三里之刘庄、金山村一带，该部姚子寿率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县城。经我党动员、组织和协调，装备有高射机枪、重机枪等实力最强的武装民团杨朝卿部协助守城。至此，成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８日，日军占领邯郸，次日占领肥乡。邯郸、成安、肥乡三个县是一个大三角，成安县为这个三角的顶端。日军占领邯郸、肥乡之后，如果不拿下成安，据守在邯郸、肥乡的敌人背侧，都将受到我方的威胁。当时，成安城北是日军可能进攻的重点。为此，城北由姚子寿营和杨朝卿民团联合把守，其余各城由自卫军自卫团等民众武装分别防守。城东北附近的郑家窑，是个制高点，六十八军骑兵连的一部在这里布置了轻、重机枪，控制着城北的一片开阔地。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午夜，日军第八师团尚林部队一个大队，由肥乡出发，沿着东西杜堡、天台山南下向成安开进。此时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日军走到焦营，抓住几个老百姓带路，当时交给他们几面白旗，并告诉他们，如果成安没有城防部队，就在县城附近路旁插上白旗为标志。几个老百姓明知成安驻有部队，为了欺骗敌人，却有意在大路两旁插上白旗，表示没有城防部队。
日军进抵曲村时，遭到驻扎在该村的县警察局李梅武带领的巡逻队的骚扰射击。这实际上给守城的军民发了信号，提醒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巡逻队转移后，日军即占领曲村村南大庙凤凰台，以此为指挥部，挥兵继续前进。看到路上插着白旗，日军指挥官以为城中没有守军，便放心大胆布置攻城。城墙上早已严阵以待的军民立即以密集火力还击，日军前进受阻，退到路沟隐蔽，又遭到郑家窑上的守军轻重机枪的猛烈射击。于是，日军一部分在沟里掩护，一部分继续向北城攻击。冲到城下的敌人，被城上军民一顿手榴弹几乎全部消灭。城外四乡民团听见枪声，纷纷向成安涌来。日军停留在城北十里处的子弹车，遭大堤西民团和群众袭击。日军弹药供应均被切断。天明，攻城日军弹尽。我四乡民团赶到，守城军民杀出城来，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到２４日上午９时，战斗结束。日军扔下四五百具尸体，只有二三十人逃走。
向西溃败的日军，气急败坏，窜到高庄逢人便杀。他们闯到高仲家里，一枪打死了高仲。邻居们听到枪声就往外跑，有十几名群众被日军抓住枪杀了。高泽藏在自家的门后面，被日军发现，一刺刀捅进肚子里，当场惨死。常万妮藏在锅台后面，被日军一枪打死。随后日军把抓来的常志玉、王尚贤、高黑德、王守珍等６名群众，用绳子捆起来，押到村东捆在树上，一个个被剖腹砍头，其中王连生、王文生在路上尽力挣扎，想挣断绳子逃跑，被鬼子用枪托活活砸死在村东庙前。随后，日军又窜进了范耳庄，碰见王德俊老汉，日军“伊呀”怪叫一声，一刺刀穿过王老汉的后心；随后日军又搜出李德贵、张登科、刘风光的父亲和三个哥哥等７人，将他们绑到村东小学门前树上，剖腹开膛。
这伙日军血洗两村后，仓皇回到曲村，与凤凰台的日军会合，对曲村老百姓进行疯狂报复，把没有逃走的３０多名群众弄到凤凰台大树下全部杀死。其中张忠的母亲被日军用木桩活活钉在墙上架火烧死。他们还把全村７０多头牲畜统统打死，烧毁了百余间民房，而后向邯郸方向溃退。
第四部分 燕赵悲歌：阴雨霏霏成安城第12节 “自由７天”
溃退的日军屠我三村之后，逃奔邯郸。驻邯郸的日军指挥官土肥原贤二听了攻成安失利的报告，大为恼火，指手画脚地发誓，非把成安拿下不可。于是派出炮兵和步兵共约千人，于１０月２４日傍晚，向成安猛扑过来。为了鼓舞“士气”，土肥原贤二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