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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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对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和经济掠夺也就开始了。
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强化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先后在临沂城设立了临沂中学、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沂州模范小学、兴亚小学和励廉小学，在场头、独树头等十几处农村集镇设立了小学。学校主要由日本教官管理，所开“修身”、“体育”、“历史”等课的内容大都是宣传“东亚共荣”、“中日亲善”和武士道精神。
为了把青少年“务期养成兴亚中坚分子”，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通过汉奸、警察加紧监视、控制，还在１９４１年开始的“治安强化运动”中强行在沦陷区的学校里推行“自肃训练”，在学生中加强“思想之考查”。
１９４４年春，日军在临沂城里原“大夫第”旧址设立了安放战死日军将士骨灰的“神社”，日伪人员强迫学校师生去开追悼会或吊唁，并明令各校每月８日和９日上午，一律为日军侵华举行“必胜祈祷式”。
日军在占领区的奴化宣传由“宣抚班”操纵。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各部队连队以上都设有“宣抚班”组织。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教化安抚”、“剿抚兼施”的工具。占领临沂后的日军山本旅团，该部“宣抚班”编号为九九三，组成人员中日本人和汉奸各半，班长中山幸夫，系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特务。汉奸多为通日语的“满洲国”人。
临沂大屠杀不久，“宣抚班”就把“宣抚”临沂头面人物和哄骗逃反居民回城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查出逃反在外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地址，施以威逼利诱和手段，使他们回城。清末民初的中将钱广汉、钱广湘就是这样返城的。
日军“扫荡”我根据地时，在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宣抚班”带着医护人员，除医治日军伤病员外，也偶尔对伤病群众进行诊治，借以规劝老百姓做皇军“顺民”。“宣抚班”还利用节日和农村大集，在群众中鼓吹“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侵占临沂的日军对临沂人民群众财产的掠夺，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由于日军的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据《大众日报》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报道：“台（儿庄）潍（坊）公路两侧的民众苦不堪言。时粮价昂贵，小麦每升涨至１７元（战前每斗０．９元——编者注），高粱每升１２元（战前每斗０．５元）。民众用花生壳充饥。”敌占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警备费”、“建设捐”、“和平救国活动捐”，每亩地就分摊１００元，贫雇农简直无法生存。
日本法西斯早就对齐鲁大地的矿藏资源和文化宝藏垂涎三尺，临沂沦陷后，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加紧了对当地的镇压和掠夺文化。
１９３７年秋，临沂城南郯城县农民罗佃邦翻地时得一特大天然金刚石，重一两八钱（合２８１．２５克拉），大如核桃，色黄而透明，状如出壳小鸡，当地农民喜称其为“小金鸡”。消息传出，当地保长朱希品带人将其抢走。日军占领临沂后，伪临沂道尹公署顾问川本定雄得知此事，又将金鸡钻石劫去。在我国迄今发现的４颗特大钻石中，常林钻石重１５８．７８６克拉、陈埠二号钻石重１２４．２７克拉、蒙山一号钻石重１１９．０１克拉，金鸡钻石居重量之首。这一珍宝，至今未归神州。
在日本宪兵队沂州分遣队下，还设“东洋文化社”和“中兴煤矿沂州联络所”。
“东洋文化社”负责临沂文化遗产调查，以便窃取回国，金鸡钻石的掠夺，就是他们干的。“中兴煤矿沂州联络所”则负责维护日军对枣庄矿区煤炭的掠夺，日军经临沂运走中兴煤矿的多少原煤，已无法统计。
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第20节 烧杀抢掠
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惠州城先后四次沦陷，侵华日军占领惠州期间，大肆烧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仅１９４２年２月４日第三次沦陷的头三天，日军就屠杀居民３０００人以上。
四次沦陷日军总计屠杀居民５０００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惠州大惨案”。
烧杀抢掠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向中国的华北大举进犯，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之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到华南。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上旬，日军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两支舰队共大小舰艇３０余艘，各种飞机６０余架，共４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后藤中将指挥向南海进犯。其先头主力舰艇于１０月９日１４时从澎湖马公岛起航，１１日下午５时抵达大亚湾口外的虎头门洋面上。１２日凌晨，日军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在惠属大亚湾强行登陆。一路在霞涌登陆，霞涌原驻有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一个营，仅略作抵抗即向稔山方面溃退。日军迅速占领白芒花、平山等地，第二天，日军侵占良井、平潭，直向马安、惠州进逼；另一路日军于１２日上午在盐步头登陆，防守澳头的一五一师罗懋勋团的一个营因众寡悬殊，在日军海陆空军强大火力压制下，伤亡重大而退出沿海阵地。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步兵五十六联队，独立机枪第三大队、山炮兵第一一一联队登陆后，１２日傍晚进入通湖墟以北地区，左翼部队步兵一一四联队、独立机枪第二大队、野炮兵第十二联队在岩前登陆后，向淡水进逼。守军两个营，稍经抵抗后溃退，１３日，日军侵占淡水。敌由淡水侵占永湖、三栋进抵冷水坑附近，直向惠州逼进。另一股由永湖侵占镇隆、陈江再即北窥惠州。这样，日军就从三面形成对惠州的包围。
１０月１４日清晨，由冷水坑及陈江向惠州进攻的两路日军，直扑城郊。是时惠州城内外，尚有各处退来的一五一师师直部队和四五一旅何联芳部队等。因撤退不及，均凭借飞鹅岭附近的大小挂榜山堡垒抵抗，激战数小时，因受日军炮火及飞机猛烈轰击，伤亡惨重，纷纷向博罗溃退，所有重兵器、大炮、车辆等，尽落敌手，情形狼狈。由平潭进攻惠州的日军，仅在进军途中偶遇少数散兵而发生战斗，亦抵达惠州。此后各路日军在惠州境内，再未遇到任何抵抗，惠州第一次沦陷了。
日军入城后，大肆烧杀。
首先纵火焚烧惠州最繁华之水东路店铺，继则在其他街道纵火，大火十余天不熄，城内街道店铺、民房被焚毁，成为一片废墟。
据不完全统计，仅商店被焚毁就达２００多间，损失资产２００多万元。日军进入惠州后，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看见妇女则施暴强奸，不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妇，还是十二三岁的幼女，一旦落入日军之手，无一幸免。
日军侵占惠州城５０多天，惠州居民死伤惨重。１２月７日，日军退出惠州时将连接惠州东、西两城的惟一桥梁东新桥也炸毁了。国民党军队师长温叔海于日军退去两日后，始敢来惠州。将至惠州城，放空枪千余发以示威，旋即电报其上级，谓力战几昼夜，将日军逐去，克复惠城云云。
同期占据惠州附近博罗的日军，同样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杀死７０多名留城看家的老人，全城９０％的民居、商店被焚毁，财物、牲畜被抢劫一空。此外，日军在博罗城郊的鱼下村杀害村民１００多人，制造了“百人大惨案”。白礼村被杀害５人，百足岭被杀害１０多人，水西被杀害３０多人，鸡麻地、三徐、何岭、仙人井各村，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烧杀和抢掠。
日军撤出惠州后，仍然占据博罗、东莞及增城一部分乡镇，并常常派出队伍对乡村进行骚扰和掠夺，或杀人，或放火，使民众惶恐不安，居无宁日。日军还接连不断地从广州派出飞机，轰炸惠州、博罗等地。一次，日机对东江江面停泊的木船，先用机枪扫射，继而低空投弹轰炸，江面上运载煤油的木船中弹着火，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停泊于油船附近的木船也顷刻起火，化为灰烬。有一次，日军飞机偷袭惠州，居民急于逃避，进入水东路西门口处的意大利天主教会开设的若瑟医院，人们认为若瑟医院房顶瓦面上挂有意大利国旗，日机不会轰炸。
岂料日机见人群涌入这座楼中，旋即投下一颗重型炸弹，医院被炸毁，避难者２００多人全部伤亡。
又一次，日机投弹轰炸水东路尾西门口，炸毁商店十余间，数十名居民被炸死炸伤。
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第21节 屠城屠村
１９４１年５月初，日军出动第十八、二十八师团各一部，以大包围的战术进攻惠州、博罗，企图歼灭中国守军独立第九旅。日军分兵三路包围惠州，一路经石龙沿东而上；一路由樟木头绕道斜出，经平潭、永湖、马安、三栋；另一路从博罗至岭头渡江，进占横沥，形成对惠州的重重包围。驻惠州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的独九旅与日军接战。黄昏，日军退回铁路线。５月９日拂晓，日军调动陆空军进行反击，轰炸陈江一带防线，并用剪形战术，一路由惠樟公路前进，与独九旅六二六团展开拉锯战，另一路日军由东莞观澜圩迂回新圩、镇隆，向防军保十团所守之烂草鞋山及佛祖坳一带阵地攻击，因该团早已放弃阵地撤退，于是六二六团侧翼就暴露在日军火力之下，形势非常不利，遂撤至惠州城外佛子坳高地。由于日军再次组织进攻，独九旅不敢再战，撤离惠州。５月１１日，日军遂第二次侵占惠州城。
此次沦陷，惠州市民多事先逃避乡间，日军入城一无所获，遂到各乡搜劫，在藻瀛村屠杀居民及城中逃难者４００多人。日军在５月１０日撤退，当天拂晓，日军出动数百人，各携燃火工具分别在水东路、塘下、打石街（中山西）、万石路（中山南）的商店民房，以鸣炮为号，一齐放火焚烧商店民房。第一炮响后，顿时，各处火烟冲天。鸣第二炮，日军开始撤退，此时县、府两城已成火海，市区已成废墟，焚毁房屋达８０％。此外，西湖周围的名胜古迹，如栖掸寺、水褐寺、元妙观等，亦遭焚烧。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侵占香港之后，获悉香港居民陆续向惠州一线转移，独九旅也重新集结于惠州、博罗一带。于是，日军策划第三次进犯惠州。１９４２年２月初，日军酒井部中川联队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惠州进犯。适逢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来惠阳前线视察，准备在惠州逗留一两天就到海、陆、丰去。３日晚上，李汉魂在惠州县城县立第一小学礼堂召集惠州地区党政军学各界人土开会。在李讲话时，一位上校团长匆忙向李汉魂报告；“倾接前方电话，敌军已抵达东岸，桥头发现敌踪。”接着该团长拿出地图指出敌军与惠州的距离，李汉魂听后继续讲了２０分钟的话即宣布散会，当时已是深夜１１点。离场前，四专署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提高嗓子对大家说，各单位立即离开惠州，必须在明晨８点钟前越过平山镇。
２月４日，日军大队由东岸桥头转入惠州城西郊半径乡附近。布防在飞鹅岭及挂榜山的独九旅一个团，待日军进至半径乡牛峡坳的小路时，即开炮轰击，开枪扫射，日军联队长被击毙。日军老羞成怒，派飞机掩护大队日军进犯，日军登挂榜山，独九旅即退兵，日军遂进占惠州。
日军入城后，进行报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军见中国人便屠杀，连白发老人、占卜算命盲人也不放过。“屠杀三日，尸骸遍地，血水满城；尸体最多者，在淡水码头晒布场，水门仔各处，计约千人之多，大多数被砍去头颅。”全城数千居民惨遭杀害。水门沙下、埔头、五眼桥、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南津牛颈岭等地成了日军集体屠杀市民的场所。只埔头一处即惨杀１００余人；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杀１００余人；南津牛颈岭杀死３００多人：在五眼桥河边被活埋的有几十人；而用汽车运出郊外惨杀的不计其数，估算这次遭杀害的人数达３０００人，残酷的大屠杀达３天之久，日军始退出惠州。
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第22节 “以华治华”
１９４５年１月，日军进攻粤北，同时重占沿海地区，以配合粤北战争，并拟巩固沿海基地，应付美军登陆，东江日军即分两路夺取惠（阳）博（罗）；另一路在飞机掩护下，从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配合深圳进犯之军。
１月１４日，日军发动进攻，第四次侵占惠州。由于惠州市民经过前三次沦陷的残害，大多数居民都预先逃往后乡间或山区，所以损失不大。日军入城后，采用“以华治华”的政策，事先组织好伪军汉奸，一齐进城，随即组织以汉奸何彬如为首的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机构，除发动各商店复业外，并同奸商往内地经营黄金、粮食生意，从中牟利。同时开设防务公司（即赌博公司）、禁烟局（即鸦片烟馆）、彩票公司、出入口货物附加征收处以及妓院等增加税收，企图用这些手段挽救其经济的严重危机。日军非常害怕抗日游击队，经常利用汉奸为耳目，到处抓人，每获青年，刑讯残酷，指为游击队，肆意屠杀，企图以此扑灭人民抗日烈火。
日军四次侵陷惠州，据不完全统计，屠杀群众５０００人以上，抢掠财产不计其数。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3节 磨刀霍霍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县城东北３０公里处，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潘家峪村始建于明朝水乐二年（１４０４年），世代繁衍，兴旺发达。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已有２２０户人家，１７００人。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满山松青柏翠，坡地果木成林，庭院葡萄满架，被称为“小吐鲁番”。就是在潘家峪这个美丽富饶的山村，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５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滦县、唐山等地３０００余日伪军，由日军驻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亲自指挥，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达１２３０人，烧毁房屋１１００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史称“潘家峪惨案”。
磨刀霍霍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烽火在冀东地区迅速燃烧起来。１９３８年７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冀东民众举行了抗日大暴动，潘家峪有３０多名青壮年参加了这次大暴动。此后，全村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坚持抗日。八路军后方机关和部队经常在这里休整，成为冀东地区丰（润）、滦（县）、迁（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的日记中记载：“从１９３８年夏到１９４０年底的二三年期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１３０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５０多次。”日军为扑灭冀东抗日爱国斗争烈火，在潘家峪周围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这些都遭到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他们把王官营伪警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敌据点经常向村征粮、征款、要柴，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