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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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代理的那家香港公司，便是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联想做IBM PC，但没有IBM代理资格，是通过关系从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办的四维公司那里‘拿货’……在1985年，IBM代理就是钱。联想和四维的合作方式是：联想在国内为四维找客户，利润两家对半分。柳传志亲自负责这项业务。”［4］
多年后，联想在中国击溃IBM成为市场新的主人，柳传志与美国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接触，碰巧其中一位高官便是IBM当年全美的第三把手。他告诉柳传志说1984年他来过中国：大概那个时候您还没有资格见到我。柳传志盯着他，很坦诚却又底气十足：“那当然，那当然，肯定是那样。”
柳传志第一次和IBM接触是作为香港四维公司代表参加IBM代理会，香港四维做IBM代理本来就没地位，他又只是其代表，更不被重视。柳传志记得那天他特意穿上父亲送他的老式西装，但是一整天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没任何机会说话。那时联想还很小，日后的中国“IT教父”在IBM眼中根本不值一哂。
往来北京与香港的文件显示，联想与香港四维的合作并不愉快。有一次，联想在轻工业部捞到一个100台IBM电脑的大单子，联想代理这批电脑可赚4万美元；轻工业部又要联想提供全套的服务，联想又可从中赚到3万多美元。
4万美元代理利润按约定要与香港四维平分，但3万美元服务费则与香港四维毫无瓜葛。这些约定事先均已达成默契，只是没有立下明确字据。
柳传志他们没想到，正因为没有一张字据，麻烦事便接踵而至。四维是国营单位，一纸行政命令便中途更换了总经理，新上任的总经理不知道事先有所约定，业务结算时将3万美元服务费也给平分了，联想派人前去交涉，对方爱理不理。
万美元，对于联想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金钱损失并不可怕，但想到3万美元挣得不容易，平白无故被人分去一半，柳传志大感伤心。他赶到深圳，要去与四维交涉。
在深圳，柳传志给香港四维公司写了一封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那封信字字发自肺腑，真挚动人。可能是柳传志的这封信感动了香港四维新任总经理，没过几天，四维便从香港那边派人来解决此事。
联想和柳传志为赚钱付出太多。柳传志记得1985年的一天，他听说国家体委要购置14台IBM电脑，就立即找到对此事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国家体委器材处。器材处开头不同意把项目交给柳传志，但柳传志态度诚恳，又使出了他著名的“磨嘴皮子”功夫，磨了一整天，最终让对方点头同意。柳传志当时几乎乐坏了，他知道当时代理一台IBM电脑有5000多元的利润，14台电脑便是7万多元。
国家体委购买电脑的外汇存放于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按中国当日之政策，后者拥有从哪家公司购买这批机器的真正决定权。柳传志从国家体委获得首肯后，便直奔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在那里，日后的“中国IT教父”遭一位最底层业务人员的盘诘：“我们有自己的进货渠道，这批机器凭什么给你做？”
柳传志知道轻重，忙向他耐心解释，说自己已得到国家体委首肯，说公司是科学院计算所所办，哪料这业务人员丝毫也不买他的账。听柳传志嗦了半天，他便冲柳传志嚷嚷：“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四维的？”
柳传志知道此时多说无益，“再说自己是计算所公司的就和代理IBM PC更搭不上界了”，于是便告诉那人自己是香港四维的代表。那人顿时异常得意：“四维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你给我出去！”房间里有很多人，他们都带着嘲弄的眼光看着他，他尴尬异常，不声不响地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走出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大门，柳传志内心极不舒服。公司很小，也四处碰壁，但他还从来未曾遭遇这样的污辱。不过片刻之后，他便“找到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历史从侧面进出（4）
不跟这目光短浅的人一般见识，但生意还是要努力去做。他最后找到了此人的同学为他说好话，最后终于做成了这单生意。多年后，想起自己是做小买卖出身的柳传志多次回忆这段往事，每次都唏嘘感慨。
很多人今天诘责联想，有时难免会令柳传志委屈。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求人送礼时，都不知道该怎样敲门，怎样开口说第一句话。他有时会想：当初受到那么多委屈到底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远大理想，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打开通往香港的那扇门
1985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那时候的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与美国的硅谷没有什么区别。殖民地的香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快速的变幻让柳传志目不暇接，有人形容说，“柳传志第一次去香港，比现在中关村小老板去硅谷还寒酸。”
柳传志很寒酸，联想还很小，他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服装。他只是一个平凡却又充满雄心壮志的人，不甘被庸常生活埋没。“能走就走，不能走，柳传志就坐电车，电车六毛钱，汽车要一元钱，地铁太贵，柳传志一次没坐过。”
在香港，柳传志看了吕谭平的公司，当时吕谭平的导远公司也就十几个人，有个自己的货场，公司虽然不大，但“像个办公司的样子。”［5］
在去香港之前，柳传志便已与导远公司总经理吕谭平见了一面。1985年下半年，张祖祥与导远公司谈一个网卡产品的项目合作时，在北京民族饭店见到了导远副总经理吴礼益。后来吕谭平来北京时想见柳传志一面，张祖祥问柳传志见不见，柳传志说当然要见。于是张祖祥牵线，他们忙里偷闲见了一面。
我们已无从想像当日他们吃饭聊天的场面，即使当事人自身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刻的景象。但毋庸置疑，那一天的觥筹交错，宾主双方给彼此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好印象。虽然联想尚小，名气较“两通两海”要弱，但吕谭平觉得与柳传志颇谈得来。“可能都是搞技术的吧，”他说，“我和柳总都是单纯的工程师生意人。”
1985年的匆匆相逢无从断定柳传志和吕谭平是否一见倾心，也不能用来争辩他们如何切中肯綮地折服对方，赢得钦敬。迄今我们所知道的还不过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戏剧化外围，但其结果业已确定他们的合作将在炫人眼目的宏伟中收场，最终以喜剧的结尾写完一个大时代的注脚。
虽然有些猜测如今已无法证实，以仅有资料，我们也可断定：吕谭平不是一个杰出的生意人。他也是被命运不经意之间选中，扮演一个与他能力不相称的角色。在1980年代，他尚能执行命运安排的任务，待到联想壮大他便显得捉襟见肘了。
如果研究联想历史的人稍有想象力，即可闭目展现出一幅命运的图画，用以解释联想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之际的感觉和现实。柳传志与吕谭平的相逢无非是展开一个序幕，日后这两人将在联想的历史中长久地胶结，没有一方可以失去另一方，直到历史再次出现转圜关口。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9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9节
作者： 迟宇宙
有时候我们可以将柳传志与吕谭平的故事形容为利益的选择，但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可描述为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贸易中的赢利为数几何虽然重要，有时却并非关键之选。
能够证实这种判断确切无讹的，是1986年4月柳传志从吕谭平那里拿到500台IBM电脑的代理权。他将给吕谭平的利润压低到5％，吕谭平认了。联想从吕谭平手中赚到了第一笔“大钱”。后来柳传志又与吕谭平做了一单50台兼容机生意，因为机器质量不好，柳传志找吕谭平换货，吕谭平二话没说就给换了。
吕谭平是否因他的豪爽和重然诺、讲信用而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历史不容我们给出如此简单的结论。即在双方合作进入高潮之际，柳传志也不曾放弃同时与多家香港公司交易。他知道联想必须在香港拥有窗口，“在香港没有窗口的企业只能在中关村内倒来倒去，处在食物链的底层，永无出头之日。”［6］
但吕谭平最终赢得了柳传志的信任。柳传志知道“信用”对于相互的合作多么重要，他也知道那一单生意使吕谭平亏了很多钱。吕谭平同意给联想换机器时，他并未想到日后会与柳传志合办香港联想，但命运不经意之间回报了他的信用。
与香港人合作，柳传志遇到不少骗子，这使他建立的“香港窗口”广泛而脆弱，无从合理维持这庞杂繁芜的局面。通过无数矛盾与暧昧，气魄和胶结，吕谭平从骗子们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柳传志的尊重，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坏的未来。
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瞬间又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曾经凝固的历史已开始向各个侧面进出。联想的历史只有到了此处，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联想局只有发展到这里，才算开始了前戏。
从此联想在命运的征讨之中，渐渐树立了无上权威和无限骂名。现在，我们得回到从前，看那个叫倪光南的人是如何扮演一个联想历史中最离奇角色的。
【注释】
［1］《伊甸园之门》，莫里斯·迪克斯坦，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2］《企业导师》，路晓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3］《柳传志谈联想经验》，任新编著，线装书局，2003年4月第1版。
历史从侧面进出（5）
［4］、［5］、［6］《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一个离奇角色的到来（1）
倪光南是联想历史上最离奇的角色，他的出现为联想历史扯出另一条纠缠的线索。他一方面被恭维为理想主义者和技术先驱，甚至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袖，另一方面又被指斥为联想历史的敌人、伪君子和莫名其妙的诬告者。好在我们研究联想历史，并非品评其功罪是非，而是以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归纳和演绎这个离奇人物为联想历史开启的种种线索。
一个离奇的角色
这个离奇人物1939年8月1日生于浙江镇海，1961年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毕业后，就来到了中科院计算所。现存资料显示，他最初囿于家庭出身，生活和工作颇不顺利，但他的才华挽救了他的命运。
他从1974年开始参与研制的“111”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获得成功，赢得了奖赏。一篇报告文学形容他若沿着“课题—论文—成果—鉴定”道路走下去，也能博个成名成家。“而联想式汉字技术却就可能尘封在萌芽状态。”
倪光南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受聘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他在那里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和C语言。其后两年里，他还设计出了高性能图形显示系统样机，并开发出三维图形软件包。“他的成果已达到当时最先进的图形工作站水平，”威声在《联想之光》中写道，“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也是慧眼识英才，一再挽留他都被倪光南婉拒。他似乎感到实现自己计算机汉化夙愿的机遇就要到来，而且只有在生他养他的神州厚土才能产生这种机遇。”
柳传志后来曾评判说：“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倪光南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的汉字处理技术。”
1979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竺乃刚、倪光南和他们的研究组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他说。于是，联想输入法就诞生了。
他们给一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印机，让它来处理汉字。据说那时候倪光南经常拿光笔，一个偏旁、一个部首地用拼形方法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的。每当倪光南看到他的光笔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他就兴奋不已。
与他一起研究汉字输入的小组负责人竺乃刚不久后出了国，再未回来。共同的努力随即为倪光南一人独有。多年后，当倪光南被柳传志塑造为技术神，竺乃刚曾写回一封长信对联想的“造神运动”表示不满，说倪光南并非联想汉字输入的唯一创始人。他还提供了厚厚一套字库，意在说明汉字输入，至为重要的是字库本身。
被柳传志称为“假书呆子”的这个离奇人物，在联想成立后不久便开始以总工程师身份辅政。当日联想籍籍无名，如果倪光南能在此时振衰去弊，为联想觅到一个好的前景，他的功业便可被刮目相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旧交
1984年底，就在倪光南努力试图把LX80技术浓缩到一块汉卡上时，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找到了他。威声在《联想之光》中，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地说：
“时代创造了联想集团，命运之神又安排倪光南加盟联想。
“……牵头组建公司的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早就看准了这群出类拔萃者中的顶尖人物倪光南。他时年45岁，已是计算所最年轻的‘正研’（注：事实并非如此，倪1986年才被评为正研）。”
柳传志与倪光南是旧交。倪光南有一次曾说起自己与三位联想创始人之间的关系：“我和张祖祥从1962年在119机一起倒班工作时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和柳传志曾是1974至1975年‘五七干校’同学，又同在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信任。”
柳传志与倪光南最初并不熟悉。1974年到“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们两个住同一房间。劳动之余一起谈论变幻世界和无常人生，他们的关系竟比在研究室里亲密了许多。那时候倪光南身体不太好，体力也差，但他发烧39度时照样坚持打场；吃东西时，苍蝇在旁边嗡嗡叫，也满不在乎。柳传志觉得倪光南和他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倪光南也恰如其分地表示出了对柳传志的欣赏。
柳传志会讲故事，很多年后他依旧凭借自己讲故事的能力征服了很多人，为联想赢得了无数的机会。他2002年夏天甚至有机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讲联想成长的故事。
在1974年，他讲故事的能力折服了倪光南。倪光南一直无法忘记，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在床上，柳传志给他们讲《基度山恩仇记》电影。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影故事有什么兴趣。但他不曾料想，柳传志竟将整个电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里，倪光南听得津津有味，从此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则钦佩倪光南的谦逊、聪明和业务能力。“老倪业务能力很不错，人也谦和，我们跟他讨论技术问题，他都站起来跟我们说话。”柳传志说，“有一段时间我学习英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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