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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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m公司成立的时候没有报批经贸部，需要补报经贸部。”除此之外，北京联想在香港的代表公司也没有报经贸部批准。两间公司的“非法”身份卡住了香港联想上市之路。
资料显示在那年8月13日，马雪征起草《香港联想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行股票的请示》上报中国证监会。她请示说，联想拟于1993年9月向联合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并对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其中，新技术发展公司与技术转让公司持股比例不变，导远公司4名股东吕谭平、吴礼益、张力基、郑国立分别持股。上市以发售新股为主，向公众公开发售占公司发售扩大后发行资本25％之新股。
联想最终通过周光召之关系给朱基打了报告。朱基做了批示，但还是拖延了许久。最后走投无路时，周光召约时间专门与朱基见了一面，香港联想才最终得以上市。
证监会和证监委的审批耗费了联想整整半年的时间，计划中的1993年上市变成了1994年2月14日才挂牌。那一天是西方的情人节，也是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香港联想一路走跌，股民都觉得它“挂牌开了黑盘”。香港人从来迷信，觉得开市一定要升，叫“开红市”。那段时间恒生指数一路攀升，香港联想上市那天却突然下跌，开了“黑市”。联合交易所已经好多年没开过“黑盘”了，于是香港联想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主角。
马雪征后来抱怨说：“其实是错过了1993年股市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错过的主要原因，是突然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我觉得当时是没有商业思维的人在管商业……”
复杂的关系和盘根错节的要素综合，使香港联想上市便开了“黑盘”，从此其股价始终未有大的起色。柳传志很希望能有一个好一点的股价对投资者进行回报，他和李勤、吕谭平等人几乎拼了老命在1994财年将香港联想业绩做了上去，方才使其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完成了自己上市当年的承诺。
新的转折
1993年的联想面临着新的转折，除了李勤与倪光南的矛盾激化外，那一年联想没有完成自己的销售指标，说是要销售3万台微机，事实上只卖出了2万台。贾绪福后来说那一年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有外国的环境，有政策的环境，加上我们自己管理上当然也有问题。”
一场管理思想大讨论不可避免。他们管理上的确有问题，似乎每个部门都完成了指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联想却没有完成指标。他们看似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行，其内部却受高度的计划经济影响，部门之间各自为战。
这个苦恼人的结局使联想的权力现状不再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喜剧，而使新老交替的话题再次炽热起来。其自“孙宏斌事件”之后，始终未出现年轻人集体性获得权力，那些年轻人大多经过“入模子”的洗脑，已经显示出其对联想文化及“大船思想”的认同，“孙宏斌事件”又使其对“开小船”的下场心有余悸。他们似乎愿意接受唯唯诺诺的现实，但历史自有其内容，年轻的冲动与活力并非一场“孙宏斌事件”所能遏制，在那些无关紧要的时刻他们接受平凡人生，却隐藏着不可压抑的郁气，需要爆发的契机。
1993年，联想未能完成指标及李勤与倪光南之间的博弈使联想局势错综复杂，那些年轻人趁势而起，他们成为点燃联想的一颗火星，亦可谓1993年的联想是点燃他们的一颗火星。在接下来的那个春天，他们将会爆发，并且革命性地改变联想的权力结构，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肌体恢复10年前的活力。
事实上，1993年发生了太多事情，足以证明那一年可以成为一个时代风尚的航标。《变化》说：“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那些名字都曾在中国文坛风云一时，他们对电脑的迷恋展示出对个人电脑的需求正在形成。
虽然联想在1993年没有完成指标，却也得到了足够之重视。那一年的4月28日惠普全球总裁造访联想，显然他对与联想的合作颇感满意。一个月后，联想与微软签定了总代理协议。9月14日，联想又签下了苹果电脑的总代理协议。两个月后，联想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586电脑，这是中国第一台使用英特尔奔腾微处理器的高档微机，它的出现使联想获得了在中国计算机界的象征性地位。
那一年联想开始实行事业部制，最终在第二年设立了14个业务事业部。一份资料说：“在公司总体战略部署和统一经营计划指导下，事业部对产供销各环节实行统一管理，享有经营决策权、财务支配权和人事管理权。公司……对事业部进行‘目标管理，过程监控’。”［3］
杨元庆在那一年开始有获得权力的迹象。《中国电子报》发表了《杨元庆接印》，说联想集团9月16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微机板卡海外销售突破500万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占据10％市场份额的庆功会，会后柳传志向他们“吹风”时将一名年轻人推到了前台，突然用加重的语气介绍：“我们联想向进口名牌挑战，市场销售这个担子，我们已决定放在杨元庆肩上。”杨元庆被任命为联想集团销售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这或可被认为是他个人崛起的开始。
转折年代（4）
那一年计算所持有的联想股权部分上收到中科院，中科院同意联想创业老职工拥有35％的分红权，正是这35％的分红权为联想日后完成股权改革打通了道路。
这些事件在传统史学中都是联想史的重要事件，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联想史。然而我们所追究的历史，不是以单一时间与事件作为线索，而是试图从关乎大局的人物的心理演变中找到联想的成长轨迹。
与他们喜欢把联想作为一家独立的、没有生命的公司相比，我们更愿意将联想视为一个有血肉、思想、个性的生命，有变化、冲动、新陈代谢、细胞分裂与斗争的肌体。这不免使一些传统的历史爱好者感到颇为不快了。不幸的是，联想丝毫来不及顾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就得迫不及待地走进一个新的转折中。
新的转折开始，在一场痛苦的争斗中，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失败中，联想局进入了对局的状态。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注释】
［1］、［2］《柳总在92年干部工作会上的讲话》，柳传志，1992年3月28日，联想档案，A01…1992…2…3。
［3］《联想集团发展历程》，联想控股公司提供。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1）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起中国的长期革命，谓其“犹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今日的原始资料充满着愤怒和焦躁的文字，强调事情之衍化不如理想。可是着眼于宏观历史，我们不能不以积极的目光视之。我们所说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事情前后连贯，用超过人生经验的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1］
我们把黄仁宇的判断放诸联想局中也会发现相同答案。自2004年初发起的关于联想“贸工技”和“技工贸”道路的争论，不时地将方向转移到柳倪的个人恩怨上。“技术论者”不能理解，为什么是倪光南而非柳传志出局，他们颇有些忿忿然。他们又兼对倪光南遭遇充满同情，不免对联想今日艰难转折幸灾乐祸了。
“技术论者”显然忽视了联想局的一个细节，便是倪光南在联想局中的命运与联想汉卡在联想的命运是相同的，它们拥有一条相同的曲线。如果他们发现这眩惑的史实，到底会作何感想？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2节
作者： 迟宇宙
联想汉卡自1985年诞生，成功实现商品化，至1989年共销售了2万套，其直接收入约占公司同期收入的10％。“由于芯片性能和PC机操作系统的汉化，尽管联想汉卡销售量1993年仍有万块之多，到1995年已降为万块，第二年停止生产汉卡。这个时期北京联想迅速发展，销售收入从1990年的2亿元急升到1996年的25亿元，净利润则从889万元上升到3476万元。”［2］
离奇角色
倪光南是联想的离奇角色，他始终不认为他有义务遵守联想的一切制度。柳传志成为联想的一号人物之后，他开始喊“柳总”，但他从未停止对技术的偏爱。他曾承诺既不参加事务性的管理工作，也不参与决策的讨论，他有足够的借口。柳传志曾因开会迟到罚站过自己，但倪光南从未因此遭到羞辱。
“从根本上说，倪光南可以认为柳传志很能干，但柳传志的能干要是和自己的技术比起来，柳传志的能干又算得了什么……办公司以前，柳、倪两个人地位太悬殊了，这种地位的悬殊其实是柳、倪后来产生矛盾的根源。”［3］
柳传志曾经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也说：“从1984到1993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是很多副总裁已经认为，10年来柳传志已把倪光南“惯”得不成体统。他们并非毫无意见，只是出于利益的较量而不愿或不敢发作而已。他们知道柳传志试图为联想树立一个技术神，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技术神在联想扮演的角色似乎离奇得过分。但他们无法反对，在倪光南告状之前，他们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所以某种意义上，倪光南告状成为一个各方重新入局博弈的契机。
柳传志将倪光南的形象塑造得无以复加，他并非想将其扶到神坛后再拉下来。他倒宁愿倪光南老老实实地在神坛上呆一生。他教联想拿50万元以科学院名义奖给倪光南，然后让其以个人名义捐出，作为其光辉形象的一个注脚。他还教联想和计算所推荐倪光南为第一届工程院院士。他告诉曾茂朝：“联想需要树立一面旗帜。”曾茂朝妥协，但他警告倪光南说：“在学术上，并不是你在天上，别人都在地下，问题是联想需要你作为一面旗帜，陈大有就不比你差。”
在香港，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总是拿新华社标准的1000多港币的工资，但柳传志教张祖祥“给倪总多加5000元”；科学院1990年奖励给优秀企业家柳传志的一套房子，也被柳传志转手送给了倪光南。柳传志后来说：“我当时考虑了一下，不是做思想斗争，关键是我老婆这关要过得去。”［4］
都是李勤“惹”的祸
汉卡慢慢衰落的时候，正是倪光南的权威慢慢衰落的时候。这位迷恋硬件技术的神已在“硬汉字枪毙软汉字”过程中展示出科学家或有狭隘一面，等到硬汉字系统从鼎盛走向衰落而其研究又无重大成果出现时，作为总工程师的技术威权其内心的恐惧、迷惘、沮丧、愤怒我们可以想像。
从1991年开始，联想汉字系统走上了下滑曲线，倪光南的研发项目亦开始遭到李勤质疑，后者与柳传志均已知道“技工贸”道路如何不切实际，“贸工技”道路对联想多么重要。他们不再迷信技术神倪光南。他们清晰地发现倪光南立项太多的致命，知道联想根本无力纵容倪光南几十个项目一起上的“乱来”。
1992年春节，负责北京联想运营的李勤与倪光南起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他并不知道这将为未来联想种下祸根。李勤要改组一些部门，说要设总工办，建立立项制度，定出研发的指导思想。他暗示工程师们必须分清研发是种“西瓜”还是种“芝麻”？“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
没有人知道，李勤的行动在倪光南眼中是不是一次挑衅。倪光南之反应为不同意“芝麻”“西瓜”之说，觉得科学分不清“西瓜”与“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都默不作声，心中各怀鬼胎。
曾经局中人：倪光南（2）
那天晚上，倪光南给柳传志打电话威胁要辞职，因为他反对立项审批和成立总工。他第二天早上又知会了李勤。柳传志与李勤迅速妥协，他们本已宣布曹之江任总工办主任，也只好找个搪塞的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作为一种试探，以柳传志与李勤的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5］
在接下来的时光流转中，李勤开始不断地向工程师们灌输他的观念，说研发人员的考核标准是能否开发出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的好商品，能开发出创造高效益商品的研发人员就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开发人员，在激励上就是最高档。
“如果让我们在诺贝尔和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目前我们公司就会选诺贝尔，因为诺贝尔能产生效益；至于那些奖金获得者他也挺伟大，但是目前在咱们公司发展阶段我们还用不上。比如陈景润和倪光南来比，我们当然要倪光南，倪总是我们的宝贝，陈景润就另当别论了。”［6］
李勤对倪光南含混的赞扬反倒像一种清晰的暗示，他不在意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在意倪光南的反应。他比倪光南更能清晰地看到“黑色风暴”的威胁。
在1992年4月的一次总结会上，他说：“来势凶猛的黑色风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想躲是躲不掉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结局可能有三个：一个是被狼吃掉；二是把狼打跑了；三是把狼打死。为了活命必须拼出第三或第二结局。”［7］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8］
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对于没有完成销售指标，李勤在责难逃，但其繁杂背景和深埋的祸根，早已播种；至于“跳舞”说，李勤说：“跳舞是工会组织的，我一共去过四次。原因是，1992年年底，联想和科委、计委联欢，联想的领导班子既不会唱，也不会跳，没法接待别人，躲在一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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