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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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真是心里急：这个事要怎么处理？不好弄。”柳传志说，“香港那边刚上了市，几头牵着。要开会了，出矛盾了。睡不着觉，头疼得一塌糊涂。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开会中间说：你们接着开会吧。我一走马上闹起来了，根本开不了。”
即使被美尼尔综合征梦魇折磨，柳传志也必须绞尽脑汁为联想安排好退守之路。他把两个年轻人赶到了外地。“一个是王平生，一个是郭为，他们俩是助理总裁，他们弄不好要卷进去，所以我把他们俩提前支走了。”柳传志说，“俩年轻人要裹进去了……这俩家伙能量大，又有别的矛盾裹在里头。给他俩先撤开，然后我再来处理这件事。”
柳传志的调整在10月22日方才凸显，那一天组成新总裁室，成员包括柳传志、李勤、倪光南、张祖祥、刘金铎、胡靖宇、李树贻、蔡树永、毕显林、贾绪福。王平生和郭为消失了。
1993年的芜杂局面引起的混乱，对于联想还要不要高举联想微机大旗、联想电脑还能撑多久的争论四处弥漫，久久不能散去。
使柳传志痛苦不堪的美尼尔综合征，其症状包括周期性头晕（眩晕），有时伴有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和虚脱；听觉出现问题，包括听力逐渐丧失，耳鸣（铃声、吼声、蜂鸣声），对大声很敏感，感觉到两耳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一种耳内装满东西的感觉，有时发生在头晕之前；头疼。
美尼尔综合征会因为超时加班变得更加严重，常常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事故和心理疾病有关。96％以上的患者都有眩晕或头晕发作，这种眩晕症状从重到轻大约要持续一个小时到两天时间，呈不规则发作，大约每年一次或几次。患美尼尔综合征可能是因为焦虑、压力大或摄取食盐过多。科学家们至今仍对此病的确实成因争论不休，他们只是知道它与内淋巴过多、液体充满内耳或迷路有关。防止美尼尔综合征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生活压力，做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1］
“天旋地转，呕吐，晕，晕得很厉害”，这就是柳传志所承受的痛苦，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自己“日夜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去锻炼，做什么也做不了”。
他并不承认是“四面佛”的怒火使他被美尼尔综合征折磨，而是觉得1994年春天复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发病时他只休息了几天，没休息好。
柳传志住在海军总医院，他因为早上起床什么也干不了就只好看老头儿老太太跳交谊舞。在1992和1993年，跳交谊舞曾一度十分流行，那时请人吃饭，吃完饭都得跳舞，联想曾经还进行过交谊舞培训，很多订单都是靠跳舞跳回来的。柳传志不会跳舞，有时陪一些高官吃饭，吃完饭人家要跳舞了，他只好坐在那儿给人家拍巴掌。他后来也努力学了一下，稍微入门，但比起李勤逊色许多。
在海军总医院，他看他们在那里跳舞。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很胖的老太太，他形容其“腰有三尺多”。他上前请人家教他跳舞。有一次他把老太太的脚踩了，人家就不给他面子再也不教他了。后来他又央求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因为有人介绍说他是联想的，人家才肯教他。
“这一跳舞才知道，原来不同拍子是不同跳法，还得会听这个拍子到底是3/4还是4/4，于是戴着耳机听音乐，”他说，“认真听音乐以后，才能把注意力分散开，要不脑子里静不下来……”
10年后柳传志依旧怀念海军总医院的一位李姓大夫，他在那里住院时，李大夫给他做了一个治疗计划，让他进行个人锻炼，李大夫还陪着他锻炼。“我住了两三个月就是那么治好的，先去跳舞，后来去跑，每天围着八一湖跑，加大这方面的训练，另外看有关的书籍。”
改变命运的选择（2）
美尼尔综合征最终还是给他留下了伤痛印痕。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柳传志“耳朵的听力越来越低，就聋了”。在很多人眼里，柳传志是一位坚强的人，但面对美尼尔综合征，柳传志回忆说：“那段时间极其痛苦，有点像拳击手被人打倒了再爬起来，又被人打倒再躺下，歇会儿，再爬起来，真的很像，很惨……”
杨元庆就在此刻给柳传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联想管理体制的问题。柳传志对杨元庆大加赞赏，说“我估计别人谈不出来”。多年后柳传志和杨元庆的记忆都已模糊，但“元庆上书”的典故却在联想史上流传。
联想已经陷入混乱，至少思想的危机已经到来。活力被压抑了几年的很多年轻人开始蠢蠢欲动，这是柳传志最担心的。他会不会想起4年前的孙宏斌？年轻人没有经验，做事毛手毛脚，但他们的能量一旦爆发，便不可遏制。他赶走了郭为和王平生，却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小伙子。他要引导他们向他的方向，利用他们的“民意”，平衡总裁室的纷争，为联想制造更多、更大、更高的假想敌，使所有能量的宣泄都指向同一目标。
他开始利用住院的时间找人谈话，总裁室的争斗依然如火如荼，没有人在意一位时常神志模糊的病人跟人谈话，即使他是一位商业领袖。柳传志后来说：“我如果上班了以后，那就公务缠身，就不行了，在那边我愿意找谁就找谁。所以在海军医院对我做整个的布局极其重要，我那次在那儿，把事全都给布置好了。”
看似轻描淡写地谈话，事实却是殚精竭虑地布局。李大夫怕他毁了自己的治疗成果，就强令他每个季度休息一次。柳传志倒也遵守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到大连，突然间又到别处，因为我会突然间头疼，头疼出去休息一个礼拜，回来再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强撑。”
谈话、讨论、争论、斗争、批判、引导……柳传志以其智慧，用多种手段掌握着总裁室及联想的观念走向。他不能使其出现大规模混乱，他不能纵容使联想“大船文化”遭到致命打击的任一可能。
那一年春天，经过一番“思想大讨论”，联想的意识形态得以统一。《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说联想集团面对世界一流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明确提出坚决扛起民族工业大旗。
“这是中国企业界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目标，在整个市场各个领域都普遍面临民族工业发展与进口品牌和外资企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联想喊出这样的口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国计算机工业的代表企业，作为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联想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最终可能的结局具有典型的启示作用。”［2］
一切准备就绪，意识形态得以统一，文化上的认同发挥了功用，柳传志以其领袖魅力折服了多数人……一切因素综合与均衡，出现了理想的结局。
接下来，该杨元庆出场了。
改变杨元庆命运的一天
1994年3月19日改变了杨元庆的命运。联想微机事业部在那一天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他的副手，曹之江和袁宝玑，此前的身份都是联想的副总工程师。柳传志或许想用两位###协助其来摆平依靠其个人力量摆不平的错综关系。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7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57节
作者： 迟宇宙
杨元庆从3月19日开始掌握了联想未来的方向，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从此将其牢牢地抓在手中，谁也不曾再将其挪开过分毫。
联想的“三巨头”尽管已经貌合神离，却在那天共同出现在杨元庆的面前，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有义务为杨元庆打气，也似乎觉得自己至少应该给联想的年轻人制造一个“团结的班子”的假象。他们都做了简短的演讲，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他们都兴高采烈，内心却又各自计较；他们都在打量对方，却无法猜测对方的真实意图。那一天，开心的只有杨元庆，联想的“三巨头”，他们很累。
李勤说：“联想要把微机这面大旗撑下去必须实行事业部体制……联想人能否把联想微机的大旗举起来，不仅是联想的问题，也是全中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问题。能够取得胜利，这对中国的微机事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成立微机事业部。联想微机对公司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前几年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微机，公司高技术企业的形象，也是由于微机的成功。微机使公司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微机将永远是联想的一面旗帜。”
柳传志说：“实际上公司已确定没有退路。如果微机打不好，后边的所有战术动作都做不出来。今年各个事业部都能上缴利润，香港联想也做得不错，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其他一切都不行。二三年以后我们要有高难度动作，有大的举动，争取在国内计算机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果微机做不好，后边就很难说发展成什么形势。去当完全是买卖性的公司是不行的。”
倪光南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提出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自己。与其说去年未完成任务主要是客观原因，不如说主要是主观原因、体制不顺，把大家手脚束缚了……成立了事业部，束缚没有了，就要靠拼命干，不能再怪体制。”
李勤说：“目前能与国外微机抗衡的也只有联想一家了，如果我们不把大旗扛下去……中国市场就会被进口机所淹没……现在一是体制不顺，二是战斗力不强，作风有些涣散。今年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体制问题。成立微机事业部，实际上是要组织起一支精兵强将，以销售为龙头，把产、供、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改变命运的选择（3）
倪光南说：“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要严重得多。现在都在和外商合作，长城和IBM，方正和DEC，四通和康柏，浪潮、天津等和AST，如此下去，再过几年不知道还会有谁在真正做国产机。长城、浪潮很可能就剩下一块招牌。电子部的领导说，一个外国公司加一个中国公司可能打败中国一个行业，很有道理。AST在天津建厂，产量将超过我们全部国产机。”
李勤说：“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外国大公司，还要面对大大小小的外国公司代理商，增加了竞争的残酷性……管理上也有些问题。内外多种原因，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所以精心挑选了你们这支队伍去打一场硬仗。”
柳传志说：“今年打仗就要靠大家，公司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难度在于不是田径比赛，目标是死的，而是球类比赛，是动态的，对手也在拼命。大家是大渡河十八勇士。公司感到很幸运，还能挑出这样一批精兵强将……”
李勤说：“尽管形势严峻，我们有信心取胜。因为已具备了取胜的条件。最关键的是开拓市场，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市场策略，研究如何调动代理和分公司的积极性，如何开拓地方市场……我们公司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找出毛病，不断自我调整……”
倪光南说：“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客观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承担，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我们感到很光荣。”
李勤说：“今年的体制调整核心是微机的产供销要有统一指挥，统一决策……去年的价格政策不灵活和体制有关，管理效益低。今年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全方位地降低成本，使价格有与进口名牌机竞争的能力……销售要多渠道、多行业、多地方、多公司，条条块块一齐上……大力扶植发展代理。”
倪光南说：“对公司来说，如果没有能力就不要当这个旗手。我们有没有当旗手的条件？技术跟得上跟不上？我们认为跟得上。”
杨元庆没时间理会“三巨头”的貌合神离，他不经意之间得到了权力，赢得了未来方向。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朝向这方向狂飙了。
他从整个联想里挑选了18个业务骨干组成销售队伍，这就是柳传志所谓的“大渡河十八勇士”，后来有人形容他们为“十八棵青松”，总之他们是杨元庆赖以成功的“群星”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牢牢盘踞着联想集团的重要位置。
现存史料显示，微机事业部成立之后，柳传志与李勤针对此前各部门之自成体系各自为政及各大区常为争夺客户而争斗的症结，决定将微机产供销各环节统一由杨元庆管理，提出“精简队伍，精简组织结构，减少原来由于协调困难所导致的大企业症”的口号。此前与微机相涉的部门被压缩，超过300人的队伍缩编至125人，超过100人的销售系统被缩减为18人，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联想微机此前既做直销又做分销，效率既低又难获得代理商信任，销售不畅在所难免。杨元庆考量再三决定选择分销模式，以最快速度建立全国代理网络。
1994年的联想微机，品质既不高于国外品牌，价格却不便宜，若不改弦更张，唯有死路一条。杨元庆他们最终接受了低成本战略，推出E系列微机，价格下调至与兼容机相当的水平。
这一年的4月～7月，联想微机销量有了突破性增长，与1993年同期相比增长152％，利润也颇为可观。柳传志和杨元庆赢得了自己命运中的关键一战。
7月29日，联想召开了“高举联想微机大旗”动员会，再一次以集体的道德要求覆盖个人的意愿，说要“让联想品牌微机在中国大地越打越响”。
那一年，联想完成了预定的销售万台微机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杨元庆使联想微机的销量几乎每年都保持100％的增速。他帮助柳传志赢得了尊重，自己则彻底赢得了未来。
擘画北京
杨元庆接过权力棒，使劲地向前。他并非道德上毫无瑕疵的一个人，有时他也暴躁、苛刻和急功近利。总之，他有些像柳传志，没有一般商业领袖身上的狡诈，也还不是完人。
从1988年开始，迄止今日，联想始终有很多年轻人刻意地模仿柳传志，模仿他的神情语态、管理风格。杨元庆没有刻意模仿，最后他反而成为唯一获得柳管理的精髓与柳传志“神似”的家伙。
既然杨元庆戮力狂飙，柳传志心神稍定。他与倪光南的矛盾随即爆发。“我跟老倪发生矛盾以后，在北京这边开了一次会，我决心收缩回北京，想把香港放开让吕谭平自己管，我的名义是董事长。我告诉他我不再管香港这边的事，你们这边自己做。”柳传志说，“原来我是两头兼顾，两头耽误，香港吕谭平那边，他做的事情我管不到底。吕谭平有些做法我并不同意，但是我不能管。我的原则是我不能都管，要管就管到底，但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北京有事我就得回来。这边也是李总管事，我基本上也管不到底，我都是特别支持李总。就是到了1994年，上市完了以后，我下决心把香港放开，只管北京的事。”
改变命运的选择（4）
柳传志回到北京，倪光南便开始失去权威。虽则偶然，却也是联想史时势使然。柳传志性格既刚烈，也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那么倪光南的执著在他盛怒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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