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联想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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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也辞职了。他说这样他们就不怕被打倒了，因为大家本来就躺倒在地上。在科学院的很多人看来，又多了一个疯子。可是这个“疯子”有些与众不同，在1989年他与众不同地在政治上栽了一个大跟头。但在1984年，他还是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一个“疯子”。那时候他就发现，中国不乏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但缺少企业家。
“在传统体制中，企业都是国家来投资兴办的，企业领导人受命于政府，对企业的利益并没有直接担当责任。这种传统体制不改变，中国的经济起飞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明确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不仅会与传统的体制发生摩擦，更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
“摩擦和碰撞”得付出代价，王洪德说“死了也不后悔”，但他后来差点就后悔了。他开办公司不久之后，就收到了一张传票，变成有关部门的重点审查对象。他们问：“王洪德，你捞了多少钱？”王洪德不理睬他们，第二张传票便又来了。他还是不予理睬，有关部门就只好找上门来。
1983年，对王洪德长达一年半的审查终于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看似他毫无损失，他却损失了一年半时间！而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一年半中，有800多万篇科学论文发表，超过50万件发明创造专利登记。而在中国，在中关村，流传的却是一句话：“王洪德搞改革？让他等着吧，等着挨枪毙吧！”
在科学城，在王洪德身边，###野心勃勃。他想将四通公司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
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沈国钧和王安时等十几个辞职的工程师，从海淀区四季青乡借了两万元，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启了梦想。今天，###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四通依旧存在，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的勃勃野心了。
历史给予了无数人机会，真正抓住机会的是勇敢的人。但成就伟大梦想不仅仅是一个“勇敢者游戏”，最终赢得游戏的人，一定是智慧的人。在中关村，在1984年，人们还看不出谁是那个智慧的人，那个人至少要再等10年才能从一群勇敢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关村的领袖。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洪德、###、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伟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王早已成立的京海和1983年5月4日成立的科海，以及在1984年突然出现的四通和信通。因为有了四通打字机，###也已开始布道说：“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
入局：诞生（3）
陈春先的华夏公司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但年轻的力量出现了。1985年1月1日，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组建希望电脑公司，他们一度成为中关村最年轻的入局者，今天也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就像当时的华夏一样。
这些中关村新的“统治者”在未来将拥有各自的命运，几年后有人开始记录他们，说他们是时代的巨子，是新兴的企业家集团，他们能把“中国硅谷”放在纵向历史与横向世界的交叉点上，分析它的现状，预测它的未来；调整它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位置，设计走向下一个目标的最佳态势。
“变革的时代造就了一批民办企业家，并把他们推向改革的前沿。也许，有的经营失当，在竞争中覆舟；有的意识衰退，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什么都不必惊奇。一路坎坷，一路风雨，历史不能超前，也不能退后，它有它的逻辑。中国硅谷将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2］
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
真正使“中国硅谷”在历史的逻辑里走向成熟的，只有一家创办于1984年11月1日的企业，它当时拥有一个19个字的长长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多年后，这19个字被变更、被浓缩为两个字——联想。
旅游者从中关村到上地所看到的联想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现在的联想庞大、宏伟，令人设想有伟大的未来，可以长时间地堆积在这片土地上。它有不少飞扬跋扈的子公司，可能都是受了柳传志性格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对柳传志表示谢意。也是他运气好，成为一个典范。但柳传志也有不好的一面，譬如那些林立的高楼正在消亡联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记忆，使之变成幻灯片中的图画。
这个人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因为他是中关村罕见的现实。柳传志曾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多大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他们创业之初，各领域内的“科学贵族”力量便已被完全地摧毁了。他们倒是仰慕那些“贵族”，后来他们果真也请来了一位叫做倪光南的，以为能亲密无间，树立一个企业家与科学家合作的典范，最终却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结局。后来有人把这个毫不完美的结局叫做“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究乎1984年的现实，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那个布局的人名叫曾茂朝，当时是中科院计算所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他的简历说他是广东潮阳人、计算机专家，被认为是中科院有名的“开明所长”。
说曾茂朝如何有先见之明显然不大符合实际，现实的背景是，中国正面临一个改革的拐点，而他恰好被那个拐点带动，成为一个被争议和歌颂的人物。
柳传志后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3］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2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12节
作者： 迟宇宙
正是有了中国大局，科学院改革的中局，才有了计算所改革的小局，才有了联想的诞生。曾茂朝不曾有过布局的念头，现实却造成联想摇身而变为他所布下的一个局。如今联想的布局者柳传志，那时候不过是一个入局者而已。不同的是，在当年的11个入局者中，他是唯一变成布局者的人。
柳传志后来回忆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4］
20年后，即使当年的入局者自己，也很难记得最初的11个人到底是谁。在他们心中，柳传志、王树和和张祖祥是不能被忘记的。王树和的被记住，是因为他担任了第一任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当时的副总经理，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联想。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
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王世英、贾婉珍、李天福、谢松林、马文豹、庞大伟、周晓兰，贾绪福。11个人站在那里，他们要开一个串联会。
这些文化革命时期正年轻的“年轻人”激动万分。他们要成立一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他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王树和与柳传志都是善于鼓惑的人，他们的煽动，不免使那些人意气风发，觉得大好河山，大有可为了。
贾绪福有一次说：“我们开过几次串联会。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当时所里怎么想的？大家就串联。那个时候，对所里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入局：诞生（4）
的确，对于那些搞科研的人来说，突然间要做生意了，总觉得有些不伦不类。他们又有些担心，觉得虽然开放改革，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政策一来大家便一哄而上，过了两三年突然就失败了。
虽然曾茂朝承诺他们，如果公司办不成依旧可以回计算所，但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回去之后什么都没了。“科研的工作，你比人家差了两三年，提职、提薪就没有你的事情了……去了公司，事实上什么都已经没有了……”贾绪福说。
在1984年秋天，要责备这些“年轻人”缺乏勇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刚刚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过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迫害，经历过他们生命中最窒息的青春，要他们突然恢复血性和勇气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在这时候，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了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美国苹果计算机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它开始进入打印机商业领域；日本开始研制“第五代计算机”；拉·甘地着手制订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
说是11月1日成立的计算所公司，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多年来约定俗成，就用注册的日期而非成立的日期，做了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在9月开了几个串联会，讨论了怎么做公司后，他们便开始调研。名为调研，无非就是调查一下公司怎么办手续？没有人去研究市场，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市场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搞题目，”贾绪福说，“你有什么要开发的题目，我们就去给你做一个题目。”那个时候到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些与他们毫无关系，譬如青岛开一个破会，他们居然也派人去听了。
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5］
10月17日，贾绪福接到了贾婉珍的电话：“贾绪福，今天咱们要开业了，就在传达室那儿，所里把那地方给咱们了，叫咱们去打扫卫生。”
那时候贾绪福还在做实验，他并不知道那个小破房子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即使知道，他也将义无反顾了。他扔下了手中实验，对组长说：“对不起，我不在你这里工作了。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组长说：“不行！因为我们这是个大课题，曾所长是课题祖的组长，你得跟老曾打一个招呼。”
贾绪福道：“对不起，我是组员，我只跟组长说。至于你跟谁说，我不管。”
然后，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仿佛前面便是黄金一般的坦途。他后来回忆说：“我就这么去了联想，打扫卫生，去拿后勤不要的破凳子、破椅子……”
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1984年11月，联想成立时提出了“信誉和效率”的口号，其标榜的任务为“开发推广国外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所的科研成果，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先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人才，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计算所给予其经营自主权、财务管理权、机构设置和人员任免权、条例制定权。他们自己还颇像那么回事地制订了相关的内部管理和财务制度。
关于联想的成立，联想的档案中只有简短的记录：
1984年11月，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王树和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6］
民间有一个联想诞生的版本，出现于柳传志独掌联想大局之后。说是联想诞生前夜，柳传志站在窗前月光下沉思，还不停地踱来踱去。秋夜渐凉，他的妻子龚老师给他披上一件外套，问：“决定了吗？”他说：“决定了。”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柳传志的妻子龚国兴说那个人的描写“太艺术化了”，说他们在家里，一般是随意聊天，不存在这么艺术化的生活。不过，她还是支持柳传志离开科学院的大院，去外面开创新的局面。
她觉得柳传志比较适合做公司。“从他的能力来讲，他还是有比较好的凝聚力……他周围不缺少朋友，他做人还是挺讲义气，也能够团结别人，一直人缘比较好。包括在计算所里面，像陈大有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殊为关键的是，柳传志与龚老师那时便已洞悉了“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们计议了一番后，决定柳传志先去公司干，龚老师暂时留在计算所里。龚老师说“这样可以让他更安心一些，更敢去冲”。事实是以防万一公司败落了，还有个养家的人；毕竟，生活的压迫也不容忽略，那时他们一个孩子正在读书，另一个孩子只有6岁，即或为“营养”计，也需要龚老师有稳定的工资。
入局：诞生（5）
排除了艺术化的细节，多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缘于证明自己的冲动，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其真实性不容忽视，也令不少报告文学家颇感为难，觉得他和伟大理想之间，似乎缺少了某种机械作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让龚老师给柳传志披上一件外套的原因。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是中国IT业重要的里程碑。毫无疑问，这种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10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也不过是风云际会，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王树和扮演的角色
传统的评价者在遇到王树和这种人物时，褒贬品评，总觉得头绪繁杂，牵涉之多，不容易随便处置。他既然有离奇的勇气去开创一家新的公司，何以又缺乏勇气做进一步的努力？他有望将一家毫无历史的公司培植得欣欣向荣，为何反不能与他一手培植的繁荣相始终？
《联想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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