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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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在江陵听说了两个哥哥的死讯，手下的文武官员十分顾忌，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建康自投罗网。司马王华认为不然，他说：“徐羡之等人寒士出身，受先皇顾命，重任在肩，看不出想要造反的意思。之所以废了皇帝，并杀害二王，应该是害怕将来被清算，故而下手。他们对皇室效忠已久，也不可能忽然有异志。而且这三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服谁，只是想要借机握权自固而已，必会仰待少主殿下。如今只管放心跟去，实在没什么可以顾虑的。”
王华识势也识人，一席话把三个大臣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其中带有猜测的成分，但也很在理。刘义隆与他的两个哥哥不太一样，不爱玩而喜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颇明事理。听了王华的建议之后，刘义隆笑道：“爱卿是想做当年劝汉文帝进京即位的宋昌吧？”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也都劝刘义隆动身，刘义隆心中有底，说：“朝中诸公受先皇遗命，不会背弃，何况我手下的兵力也足以制人，有什么好怕的！”
刘义隆把王华留在荆州，又让到彦之镇守在襄阳以防不测，然后起程接见傅亮等众臣。孰料一场宫廷政变之后，南方歪打正着地出现了数十年来难得的好局面。
刘义隆一见到傅亮，便拉着他的手号啕大哭起来，哀痛极深，左右都被感染得落泪。悲泣一阵之后，刘义隆就问起两位兄长被废被杀的始末，边问边哭，两边众臣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一眼的。傅亮见此场景，一时张口结舌，无话可说，汗水完全湿透了衣裳。
头一招稳住了众臣，确立了威严，刘义隆心中便有了底。他将荆州一带的事务向到彦之、王华等人仔细吩咐停当，便带领自己的亲兵，以中兵参军朱容子做贴身侍卫，登上来接驾的大船，前往建康。
当年（公元424年）八月，刘义隆抵达建康，先谒父皇的陵墓，再受百官的玺绶，大赦天下，改元元嘉，这就是宋太祖文皇帝。
宋文帝刚一继位，不能完全掌握朝中的情况，毕竟建康不是自己的“地盘”。于是他对文武百官一律加官晋爵，徐羡之晋位司徒，傅亮加封开府议同三司，谢晦晋号位将军，并正式批准他去荆州做刺史，檀道济晋号征北将军，王弘则晋位司空。犯下弑君大罪的徐羡之等人大松一口气：咱们的官位不降也就罢了，居然还升了，看来皇上是默认了咱们的行为，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然而一系列政令中有一条却耐人寻味，容易被人忽略：宋文帝恢复了刘义真的庐陵王的爵位，并将刘义真的灵柩及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迎回建康。这其实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宋文帝对于这场小的政变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徐羡之等几个文士的脑袋少一根筋，政治敏感性太差，以为宋文帝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片升官令中，有几条才是宋文帝真正想要做的，他开始重用荆州旧部，把王昙首、王华升为侍中，并封王昙首为右卫将军，王华为骁骑将军，又把护卫朱容子封为右军将军。对手中有兵的到彦之，宋文帝让他做中领军，委以军政要务，同时也让他稳住赴江陵上任的谢晦。
安排停当，转眼到了第二年，徐羡之、傅亮两个觉得自己任务完成，便上表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不急着接受，下诏不许。徐羡之等人琢磨了半天，认为皇上对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就继续上表，再度要求归政。宋文帝也乐得玩这游戏，再次不许。直到第三次表送上来，他才勉强答应。徐羡之心中不踏实，回府之后不再理事，身边的侄子徐佩之以及程道惠等人坚持认为这样做不合时宜，苦劝了一阵，徐羡之又重新就任（作为一名文官，这时候可能有些预感了）。
于是上上下下又安静了一年。元嘉三年（公元426年）风云突变，宋文帝准备行动了。他明白在整个废立过程中，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人为主谋，檀道济、王弘二人则只是为形势所逼，而且王弘与宋文帝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他是亲信王昙首的兄长，因此，他暗中拉拢檀、王的势力，并确立了对内诛杀徐、傅，对外征讨谢晦的基本方针。为了确保行事周密，调兵遣将的同时，朝中对外宣称准备北伐魏国。
北伐并非小事，傅亮心中担忧，便小心翼翼地打探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朝野上下还在犹豫不决，皇上不日将派外监万幼宗前往江陵与谢晦共商大计。傅亮赶紧写一封信，派人到荆州通报。
由于朝廷的一些行动十分异常，很多人都已经打听到宋文帝将有大动作，单单瞒着徐羡之、傅亮两个事主。谢晦的弟弟谢皭在朝中担任黄门侍郎，闻讯大惊，连夜派人快马报知谢晦，让他早做准备。
谢晦先得了傅亮的书信，不以为然地对咨议参军何承天说：“万幼宗这两天就要到，傅公知我多事，所以提前写信告诉我呢！”
何承天忧虑地说：“外面早就传开了，皇上西征的事都定了，万幼宗哪还可能来！”
谢晦依然不信，还自作聪明地让何承天先拟个奏折，提议北伐最好放在下一年。这时又有江夏内史程道惠派府内的中兵参军乐冏前来送信，也说朝廷要行动了。谢晦这才意识到不对，却还不死心，对何承天说：“万幼宗还没来，如果再不来是不是就不会来了呀？”
何承天着急，答道：“哎呀，都火烧眉毛了，将军还存幻想？万幼宗怎么还会来？还是快点想办法对付吧。”
谢晦这个人，长得帅，又有诗才，以前曾代刘裕写过应制诗，但是碰到这种事情就慌了手脚，赶紧向何承天问计。何承天不算是个庸碌的参军，建议还是有些见地的：“朝廷实力强大，以天下之兵而攻打荆州一地，强弱悬殊。马上动身，到境外以求活命（言下之意当然是投靠北魏了），此乃上策；或者屯兵义阳（今河南信阳），将军亲自率领大军在夏口迎战朝廷的军队，如若打败了，就从义阳出边境北投，这是中策。”
谢晦沉吟半晌，缓缓道：“荆州乃用武之地，兵粮充足，姑且一战，万一打不赢，再走不迟！”于是让何承天书写表文，准备以“清君侧”（指的是宋文帝身边的王弘、王昙首、王华这三位诬陷忠良）为名起兵。
（何承天给出的上策基本上就是谢晦此时的唯一选择，乘早动身，还可以像司马休之那样客死他乡，到了北魏说不准还能混出点名堂。谢晦赖以对抗朝廷的荆州地处长江中游，自东晋末年以来就一直是割据的主要场所，从桓玄、刘毅到司马休之，无不如此。但这几位的下场呢，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可见以荆州一州之兵对抗天下，其可行性大有问题。谢晦若能仔细研究以前几位军阀失败的教训，也许就不会冒险做出打不赢再走的决定，所以谢晦此人缺少一点自知之明。）
宋文帝那边抢先行动，他将屯兵广陵的檀道济招入建康，对之安抚；然后下诏公开徐、傅、谢三人杀二王的罪行，命有司捉拿徐、傅二人，对于谢晦，他则派到彦之为前锋，檀道济为后继，即日征讨，并让雍州刺史刘粹阻断其向北的退路。
谢皭正在中书省值班呢，风声一动，便立即派人通报傅亮：“宫内要行动了。”
傅亮找了个借口跑回家，又派人告诉徐羡之。徐羡之自从归政后一直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听到消息后二话没说，一个人跑出城西，找了个烧陶的土窑，自缢而死。
傅亮出城逃跑，也许是想死在兄长傅迪的墓前吧，半道上被屯骑校尉郭泓收捕。文帝专程派人送诏，说：“以傅公在江陵迎驾之诚，朕当保你诸子无恙。”
傅亮仰天长叹：“我傅亮受先帝之托，废黜昏君而立明主，是为社稷着想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于是一片刀光血影，傅亮被斩首，妻子儿女迁往建安（今
福建建瓯）；一同被杀的还有徐羡之的两个儿子，以及谢晦之子谢世休；谢皭暂且收押，只有徐羡之的哥哥侥幸被赦免。
就剩下一个谢晦了，宋文帝向檀道济求教讨伐谢晦的方略，檀道济对这位昔日的同事十分了解，答道：“微臣曾与谢晦一同随先帝北伐，入关大战中的计策，十有八九都是谢晦所献，他的才略自有过人之处。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从没独自带兵打过仗，指挥作战恐非所长。微臣了解谢晦的才智，谢晦也了解微臣的勇武。如今我奉命讨逆，一战必擒他前来！”
宋文帝大喜，立即下令戒严，到彦之、檀道济等诸军并进，攻打谢晦的江陵。谢晦也已得到了徐、傅二人的死讯，便传檄天下，讨伐皇帝身边的三王，以弟弟谢遯为竟陵内史，以一万兵士留任，以大将周超防备北面的刘粹，自领兵两万兵发江陵，舟舰众多，在江面上连成一片，旌旗蔽日，蔚为壮观。谢晦登高远望，不禁感叹：“可恨不能以此大军为勤王之师啊！”
谢晦顺江东下，部将庾登之很快就逼近了到彦之进驻的彭城洲（今湖南岳阳东北，位于长江南岸），中兵参军孔延秀攻打彭城洲，到彦之的部下萧欣大败，丢掉了彭城洲，向东溃退。到彦之军心浮动，众将都想退守下游夏口，到彦之则坚持屯兵彭城洲东面的隐圻，静候檀道济的军队。
谢晦见宋兵龟缩不出，便得意起来，还天真地上表提出条件：“陛下若现在处置三王，臣立刻就勒兵西归，回去复任。”
谢晦正得意着，到彦之的“后援团”檀道济抵达，与其合兵一处，战船纷纷停往岸边。谢晦见了檀道济旗号，又惊又怕——原本还指望与他并肩作战，现在却成了对抗疆场的仇敌。谢晦心中没底，连日在江北观察敌情，一开始见对岸敌船不多，颇为轻视，也不马上出战。
渐渐地，下面上来的船只越来越多，前呼后应，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谢晦手下的兵士们再无战心。南岸列舰完毕，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荆州军猛攻，荆州军立时崩溃。谢晦连夜逃跑，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坐小船前往江陵。
驻守江陵的将军周超刚刚击败了前来攻打江陵的刘粹，还指望领赏呢，一听说谢晦兵败回江陵，明白大势已去，连夜孤身一人投降到彦之。
谢晦部众走的走，降的降，只得遵照何承天的中策行事，带着弟弟谢遯等七人骑马北逃。偏偏谢遯不争气，身体肥胖，骑不得马。谢晦一路上不停地等他，行进速度非常之慢，终于在至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东南）一带被人捉住，送往建康。
谢晦兄弟子侄及其同党孔延秀、周超等均被判处斩。临刑之际，谢晦的侄子谢世基口占四句，道：
伟哉横海鳞， 壮矣垂天翼。
一旦失风水， 翻为蝼蚁食。
谢晦应声续道：
功遂侔昔人， 保退无智力。
既涉太行险， 斯路信难陟。
吟罢声泪俱下。前来送行的谢晦之女，乃是彭城王刘义康的王妃。她披着发，光着脚，与父亲诀别道：“堂堂大丈夫，应当横尸战场，为何狼藉都市！”其情其景震撼法场，令旁人嗟吁不已。
王谢风流，依稀可觅。
铲除了谢晦的势力后，宋文帝刘义隆正式开始了他元嘉年间的统治。
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南北大战结束不久，江南的流民又有增多的趋势。宋文帝在即位初年便花大力气继续施行刘裕时期以来的“土断”政策，清理户籍，并抑制地方豪强。
所谓“土断”，按现在的话说呢，有点像临时户口转正。这个政策的产生源于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江东地区。东晋年间，政府为了安顿流民，采取了侨置州、郡、县的手段。比如说你是冀州来的流民，而真正的冀州已经掌握在北方政权手中，那么就虚设一个冀州，并在你的户籍上注明“白籍”，说明你不是居住地的土著，而只是侨居于此。凭借这样的侨户身份，流民就可以获得“优复”，豁免调役的负担。由于白籍人口渐多，东晋政府为了简化管理，增加税收，就要废除优待白籍侨户的政策，于是推行“土断”，逐步撤销侨置的州、郡、县，让白籍侨户直接并入所在地的州郡，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与土著居民一样缴租纳税，接受徭役。
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侨户原先享受的优待政策完全取消，很多人为了继续逃避调役，就投靠豪强大户。为此，政府又同步采取措施，对各地户籍进行盘查检对，严惩隐报冒报的情况，并重点打击豪强的势力。
早在刘裕之前，桓温曾在晋哀帝时期推行过一次土断，称为“庚戌土断”，比较彻底。而刘裕掌权时隔六七十年，江南经过了大小战乱，户籍重组正是时机，这次土断开始于东晋义熙年间，刘宋统治期间一直大力推行，因此也称“义熙土断”，其主要特色是法令严厉，收效显著。
在强制推行“土断”的同时，宋文帝也推行安抚的政策。即位当年，他就宣布一律免除老百姓拖欠政府的租税和债务。之后，他又多次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减免税收；对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能力的百姓，给予药品、粮食以及额外的关照；对于灾荒地区，由政府出面赈济，送粮送药，并发放粮种以备来年。
宋国服役政策沿袭旧制，男丁年满十三服半役，年满十六服全役。侍中王弘提出人的体质有强弱，很多人十六岁还在发育，更不要说十三岁基本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政策很不合理，以至于一些年轻人逃役在外，对社会安定不利。他建议以十五至十六岁的男丁服半役，十七岁以上服全役。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经过一番调整，南方百姓的生计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政府也得到了丰厚的税收回报，可谓“双赢”。
安民之外，宋文帝大力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并从士族中提拔了不少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三王”：王华、王昙首、王弘，都是琅琊王氏的成员；像殷景仁是陈郡殷氏一族；谢弘微、谢灵运等则是陈郡谢氏一族。宋文帝选拔的，基本都是文士，处理朝政正是用他们所长。另一方面，对于兵权，宋文帝是牢牢把持的，除任用到彦之这样的早年旧部外，他将几个弟弟及堂兄弟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刘义庆（就是编《世说新语》的那位）封为刺史，各自镇守一方。
宋文帝本人也很愿意体恤民情，他对处理民间的诉讼纠纷尤其重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他就前后三次到延贤堂听讼审案，解决冤狱，后来又经常去听讼。一般官员十分头疼的事情，他却亲历躬为，既建立了在官员当中的威信，树立了榜样，又大大提升了在百姓中的形象，一举多得。
宋文帝喜欢咏诗书法，对于文化教育很是重视。自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起，他先后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大学馆，由当时的名士讲学，并亲自莅临听讲。这些学馆招揽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聚集了不少求学的学生。宋文帝又到国子学当面考核这些文化人，对优秀人才进行赏赐并授予官职。几十年中，江南一带文风大盛。
根据《宋书·良吏传》的描述，文帝元嘉年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这是自汉末大乱孙氏占据江东以来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