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北魏的纷争史-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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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远在荆州,认定朝廷方面刚刚遭受了孙恩之乱的破坏,问题多多,不可能有机会马上来找他麻烦,并未采取任何预警措施。幸亏桓氏朝中有人,桓玄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发来密信,通报消息(司马元显本打算除尽桓氏,他宠幸的骠骑长史王诞正好是中护军桓修的舅舅,几句好话之后,司马元显便找不着北,没再处置姓桓的子弟。株连本不是什么光鲜之事,但司马元显的这次仁慈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桓玄惊恐之下打算固守江陵,缓图良机。旁观者清,长史卞范之说:“桓公声威远近闻名,天下震动;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不得人心(前面说过,刘牢之的北府兵打仗很厉害,但军纪太差,在朝野都没啥好名声:在朝是怕他功高压主,在野是恨他贪得无厌),如若我们的军队能够逼近京城,恩威并施,管叫他们土崩瓦解。岂有引敌入境,自寻死路之理?”
桓玄这家伙,见解和志向比司马道子父子要强得多,但终究还是一路货色,对相似的谏言反应也是相似。他听闻此话,信心顿增,让哥哥桓伟留守江陵,自己则上表传檄,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列举司马元显的各项罪行,然后率兵顺江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沿途如入无人之境,为数不多的几次抵抗被轻松打退,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也被擒。
刘牢之在此时起了“关键作用”:他挂着司马元显的“前锋都督”的名头,大战来临之际却采取观望的姿态,驻兵在溧洲(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中)。他的儿子刘敬宣、外甥何无忌,以及刘裕都认为荆州兵强过司马元显的江东兵,应率北府兵主动进击,以除后患。刘牢之则认定平定桓玄不难,但狡兔死,良狗烹,若消灭桓玄,将来必被司马元显所制,不如先利用桓玄的势力除掉司马道子父子,再做打算。桓玄也看透了刘牢之的心思,不失时机地派了刘牢之的族舅何穆来劝降。刘牢之便顺势上了“贼船”,让刘敬宣去桓玄营中投降。
司马元显没了真正可用之兵,哪还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他听说桓玄已经到了京城南面的新亭,就弃了战船退回建康。桓玄的军队尾随而至,在后面挥刀大喊:“放下武器!”司马元显的兵众立即崩溃,司马元显逃回府中,身边只剩下“狗头军师”张法顺一人而已。见到老爹司马道子,二人只能相对而泣,一筹莫展。这对有野心却无能力的父子束手就擒,桓玄下令斩杀司马元显一党,继而又吩咐手下人把司马道子秘密毒死在流放的路上。
桓玄初步掌控了建康的大局,紧接着就采取了三项措施巩固其权力:
首先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这个职务表面看是一郡权力上的No。1,实际上却剥夺了刘牢之对北府兵的控制权。刘牢之一介武夫出身,视兵权为命根子,心里有意据江北对抗桓玄。他私底下找到刘裕,商量对策。刘裕何等聪明,当即指出桓玄“新得志,威震天下。三军人情,都已去矣”,现在要和他对着干,怕是没戏。他向刘牢之请求返回老家京口。将领何无忌向刘裕请教当前的局势,刘裕答道:“我看刘牢之难逃一死,你不如和我一起回京口,以观其变。桓玄若是甘为人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干。如若不然,你我还可以起兵图之。”
刘牢之召集手下开会,还想谋划讨伐桓玄。参军刘袭气呼呼地说:“天下最不该做的事就是反叛。将军当年反叛王恭,最近反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反叛桓玄;一人三反,还凭什么立足天下?!”说罢拂袖而去,其余将领也纷纷离去。刘牢之这才慌了神,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迎接家眷,约定的时间没见着人,以为事已败露,带着本部人马仓促北逃,逃到新洲,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几乎是北府兵代名词的刘牢之就以这样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
(从桓玄出兵这件事前后刘牢之和刘裕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差距:刘牢之军事方面很强,但在其他方面近乎白痴,尤其在利害关系的判断上显得相当幼稚,他又在政治立场上做“三姓家奴”,毫无信义可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的人可以拿来做成大事的工具,而不可能自己成就大事;刘裕则不同,虽说王夫之等人在史评中指责他其实也是“一人三反”(先反刘牢之,再反桓玄,最后“反”晋称帝),但他的所谓反并不是简简单单“墙头草”式的反,而是颇有行事原则,他在每次做出决断之前都充分分析了局势,并对将来的行动做好了周密的计划。所以说,刘裕不仅打仗有自己的一套,而且审时度势,该用强的时候用强,该示弱的时候示弱,玩弄权术的手段并不差过同时期那些门阀大族出身的政治人物,这样的人只要再有一点运气,获得成功指日可期。)
桓玄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刘牢之,接下来他对北府兵旧将也毫不留情。吴兴太守高素、将军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一大堆优秀将领被杀,以刘敬宣和宗室司马休之为首的残部想要造反,不是对手,只好逃往南燕和后秦这两个北方邻国。
下一项措施是改革内政,罢黜奸佞之臣,提拔有才之士,东晋各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官员,他还下令限制佛教寺院无节制地发展僧尼。这些本来都是革除弊政、稳定时局的好事,可惜,桓玄的举措不过是想借机提高威望、扩大影响,不久他便暴露了奢豪放纵的公子哥儿本性,朝上政令无常,朝下结党营私,东晋的危机重现。当时投奔后秦的北府兵旧将袁虔之评价桓玄才略不如其父,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为它人驱除耳”;南燕的中书侍郎韩范也认为桓玄早晚被江东“豪杰诛灭”。
野心勃勃的桓玄,到头来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桓玄加紧篡权行动,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得继续树立威信。他所依仗的主要势力是据守荆州的哥哥桓伟,其他桓氏集团的成员虽然被他安插在朝廷内外,军事力量却有限。这位桓公子想起了当年他老爹树威的手段——北伐中原,有心如法炮制,可年轻的时候玩得太多,没好好学习,从权术到军事都不过一知半解而已,哪里赶得上桓温的魄力与气度?没办法,只好玩点虚招。
他上表请求率军扫荡后秦占领的中原地区,又指使朝廷下诏制止,然后说:“我是奉了诏书才不出兵的哦。”双簧的把戏还颇有些人相信,桓玄也就乐此不疲。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九月,他借着白痴皇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任命自己做相国、总百揆,并封为楚王,拥有十郡之地,最后就是他老爹一辈子都没能得到的殊荣——加九锡(九锡起自汉代,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最高礼仪。所谓“九锡”,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是“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勇士的别称,指守门的军队),四锡乐器,五锡纳陛(登门的台阶),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钺,九锡秬鬯(用于祭祀的黑黍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册封异姓王,基本上都要赐予“九锡”,所以后来“加九锡”也就成了权臣篡逆之前的必经手续)。
桓玄继续玩双簧胡折腾,他上表请求返回自己的封国,又让皇帝写诏书挽留他。他还编造祥瑞,让百官庆贺,作为自己登基受命的预兆。最可笑的是,他认为以前改朝换代的时候,天下都有隐士,眼下没有隐士很没面子,就派人找来前朝隐士皇甫谧的后裔皇甫希之,拨了经费,让他去山里面隐居;然后再征召他做著作郎,让他“固辞不就”;最后下诏封他做“高士”,人们嘲笑桓玄的虚伪愚蠢,私下里都把这位朝廷册封的“隐士”叫做“假冒隐士”。
表面文章做得再足,也掩饰不住桓玄内心的渴求,他真正爱的,只有钱财与权力。这时候桓伟忽然病故,原本最为可靠的根据地荆州开始出问题。新野人庾仄起兵赶走了襄阳守将冯该,讨伐桓玄,江陵一带震动,朝中不少人约定做内应。桓玄派桓石康前往攻打,才平定了局势,庾仄逃往后秦,做内应的南蛮校尉庾彬等人都被杀害。之后,桓玄的侄子桓亮也以讨伐庾仄为名,在罗县(湖南省汨罗市西北)起兵,自称平南将军、湘州刺史,虽然也很快被收捕,但毕竟是自家亲戚造反,对桓玄打击不小。
这样下去,弄不好又要重复老爹的遗憾,桓玄决定立即禅代,唯一顾忌的便是北府兵的将领刘裕、何无忌等人的态度。桓玄虽然杀光了刘牢之一党,对于刘裕等人还得倚仗,一直没有敢动他们。刘裕当时担任彭城内史,在东南沿海一带攻打孙恩的妹夫卢循(此时孙恩已经在临海之战中败死,余众被卢循接管,继续在海上作乱,可参见《纵横十六国》),桓玄派堂兄桓谦去试探,问他:“楚王德高望重,朝廷的意思是要禅让,你认为怎么样呀?”刘裕一脸正容,答道:“楚王乃宣武(桓温的谥号)之子,勋德盖世;晋室衰微,民望早失,承应天运禅代皇位,有何不可!”
桓玄得到刘裕的答复,十分满意,他又岂会知道刘裕可不是只懂打仗的刘牢之,此人逢场作戏也极拿手。刘裕一面对桓玄蒙混过关,一面就与何无忌密谋回京口,静待桓玄称帝。
一心只想做皇帝的桓玄,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让自己的亲信卞范之拟好禅位诏书,逼着司马德宗照抄一遍,宣布禅位给楚王。桓玄把晋帝司马德宗迁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然后在自己的驻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即皇帝位,改年号永始,这便是历史上短命的“楚”政权,也叫“伪楚”。
管你是王是帝,不服的还是不服,益州刺史毛璩不愿接受桓玄的调令,传檄益州各地,列数桓玄罪状,起兵对抗。刘裕与何无忌见时机成熟,就拉了同在京口的北府兵将领刘毅、孟昶等人共商大事。刘裕的异母弟刘道规和将领诸葛长民都在桓玄手下的军队中做参军,刘裕便密令他们暗杀各自的长官,据守广陵与历阳,他又在建康城中广布卧底,只等号令一下,同时举事。
桓玄称帝次年二月底的一天夜里,刘裕以游猎为名,与何无忌一起集结了一百来人来到京口城下。第二天天一亮,何无忌穿上传诏使臣的衣服,对刚刚打开城门的守兵说:“我们是朝廷派来颁布诏书的,让刺史桓修(桓修也是桓玄的堂兄,桓玄称帝,他做了徐州、兖州两州刺史,镇守京口)速来见我。”守兵们不明就里,放他们进城。何无忌一马当先,随从跟在后面,桓修听说敕使到来,赶紧上前听诏。何无忌手起刀落,将他斩做两段,稀里糊涂的桓修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刘裕拿来祭了旗。刘裕登上城楼,对桓修的司马刁弘等城中的文武官员说:“晋帝已被江州刺史郭昶之迎回京城,贼首桓玄已被枭首示众,你等当初难道不是晋朝的臣子们么,还想造反不成?”刁弘等人信以为真,不敢再造次。刘裕又乘其不备,诛杀了刁弘。
一切顺利,刘毅、孟昶、刘道规也同时完成了任务,设计杀了青州刺史桓弘,攻占了广陵。刘裕马上发布讨桓檄文,虚张声势,很快在京口、广陵两地招募了几千兵马,直奔建康杀来。皇帝位子还没坐热的桓玄听说刘裕起兵,吓得六神无主。左右安慰他说:“刘裕等人不过是乌合之众,兵力又弱,不可能成功,不值得忧虑。”桓玄可不这么认为,他说:“刘裕乃是当世英雄,刘毅家里没啥钱,赌博的时候却敢一掷百万,何无忌又酷似其舅刘牢之,这哥仨凑在一起,怎能说他们不可能成功呢?(总算还有点头脑,可惜醒得太晚咯)”他捕杀了刘裕在建康城中布下的卧底,听从桓谦的建议,派遣骁将吴甫之和皇甫敷前往抵抗。
刘裕在此时,已得了不少新助手,文有才比萧何的刘穆之,武有智勇双全的朱龄石,加上北府旧将的一干人等,都是将来辅佐他建立宋国的得力干将。正如桓玄所料,刘裕兵力虽少,战斗力却极强。刘裕又祭出对付孙恩的呼叫战法,部下兵士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所向披靡,阵斩吴甫之。皇甫敷不甘示弱,亲率数千人迎战。战事激烈,刘裕部将檀凭之战死,刘裕本人被皇甫敷重重包围,被逼到大树前,再无退路。皇甫敷笑道:“刘裕啊刘裕,你想怎么个死法?”说着拔戟就刺,刘裕大吼一声,皇甫敷竟被惊得没刺中!(刘裕几次在不利的战事中凭借吼声转危为安,可见其“狮吼功”练得不是一般的强)两人正相持间,刘裕的部下赶到,一箭射倒了皇甫敷,刘裕又补上一刀,砍死了皇甫敷。刘裕乘胜进军,攻到建康城外的覆舟山下。
建康城中,桓玄听闻自己两员大将战死沙场,心生恐惧。于是他与吏部郎曹靖之之间有了那么一段颇富深意的对话。
桓玄问大臣们:“朕难道败了么?”曹靖之答道:“民怨神怒,微臣怕是真要败了。”桓玄不解:“民怨也就罢了,神却为什么会怒呢?”曹靖之说:“陛下把晋朝宗庙移到江滨,使其流离失所,而自家的宗庙呢,又不祭祖辈(桓玄的宗庙,只祭到其父桓温,因此不合礼法),这些神灵都会怒的。”桓玄生气:“既如此,爱卿为何不早说?”曹靖之说:“辇车上的帝王都以尧舜自居,微臣哪里还敢说话?”一句话点中了帝王们得意时的心态,透彻之极。桓玄无言,只好让桓谦、卞范之等人带着两万兵马出城御敌碰碰运气。
那头刘裕则有心决战,军中士兵饱餐一顿后,他把剩下的军粮全部丢弃,又让老弱士兵登上覆舟山,升起旗帜以为疑兵,各路并进,呼声振天。桓玄的军队不知敌军虚实,虽在实际人数上占优却不敢作战,更何况桓谦的士卒多是北府兵出身,知道刘裕的厉害,还没怎么打呢,士气就矮了半截。刘裕借着风势,放火助攻,桓谦等人的军队便不再抵抗,顷刻间四散溃逃。
早就无心恋战的桓玄一接到战报,便带着儿子和侄子狼狈出逃,一路上失魂落魄,几天吃不到一点像样的饭菜。然而一到寻阳,他就故态重现,自认为天不助他,将来必能卷土重来。他挟持司马德宗,继续西行,回到了老巢江陵。他下令迁都江陵,重置百官,增设刑罚,毫无吸取教训之意。
这样一个“皇帝”,纵有再多的兵将,也是枉然。他留手下将领何澹之把守寻阳上游的湓口,又让庾稚祖、桓道恭等人共同防御一路尾追上来的刘裕、何无忌的军队。何澹之的上万水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却完全顶不住何无忌、刘道规几千水军的急攻,失了寻阳。
桓玄不甘失败,又组织起两万多人的荆州兵,亲自率军顺江而下。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则率领了不满一万人的军队从寻阳西上,两军在峥嵘洲(今湖北黄冈西北)相遇。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将士们有些害怕,想要暂时退保寻阳。刘道规则说:“现在不可以退,敌众我寡,如果现在因畏惧而退却,即使到了寻阳也难以守住。桓玄虽然出身豪门,内心其实胆怯得很,何况现在已经连败几战,手下的士兵并无获胜的信心。两军相遇勇者胜,兵多有什么用!”说着就率领本部兵士冲锋在前,刘毅、何无忌也迅速跟进。
桓玄的性情脾气,被刘道规完全言中。他在指挥水军作战时,又在自己的大船旁边停靠小船以备逃跑,这样的统帅,怎么可能服众?刘毅等人乘着顺风,放起火来,把桓玄大军杀得全无斗志,丢盔卸甲,四散溃逃。桓玄乘着小船,拖着司马德宗,又一次逃回到江陵。
江陵城里也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