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 作者:彭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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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川太守黄霸抚养鳏寡，救助贫穷，于是就下诏褒奖他为“贤人君子”，赐爵关内侯，赏黄金百斤。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于公元前88年颁布特赦令。汉宣帝亲政后，也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如下令凡是触犯他名讳的人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汉宣帝专门设置了“廷尉”一官，以解决疑案、平反冤狱，并且把审理案件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昭、宣时期这些政治、经济措施的实行，使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皇朝又转危为安，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愿称臣降服，对外战争停止。西汉极盛时期达到了顶点，由此转入衰亡时期。成哀腐败虽然汉元帝一生节俭，但是因为他用人不当，最终使得西汉王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汉成帝时，朝政更加混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多行兼并，成为新兴的上层豪强，原来的地主豪强商贾豪强，政治上日渐衰弱。新旧豪强下层豪强。他们在兼并土地，掠夺奴隶上有矛盾，但在破坏中央集权上，则起着一致的作用。历史上，汉成帝是一个以昏庸出名的皇帝，从小就知道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继承皇位后，更加肆无忌惮，热衷于寻欢作乐，终因好色丧了命。“瘦燕肥环”的典故里，“肥环”指的是杨玉环，“瘦燕”就是成帝时美女赵飞燕。赵飞燕的秀丽姿容、轻盈身材和出众舞技，在后宫中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为了紧紧抓住汉成帝的心，她又把容貌更胜自己一筹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了汉成帝。赵合德的美貌令汉成帝惊羡不已，她的柔情更令汉成帝为之倾倒。汉成帝一刻见不到赵氏姐妹，便心神不安；赵氏姐妹的话，汉成帝无不言听计从，朝政因此而荒废。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女，成帝对之宠爱异常。一次成帝游兴大发，要班婕妤同辇一游，班婕妤推辞说：“古代贤君出游都有名臣在侧，只有夏商周三代亡国之君才由宠妾陪同，今天你要学亡国之君吗？”忙于贪欢的成帝把政事全部委托于外戚王氏集团。成帝即位后，尊其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由此拉开了王氏家族专权擅政的帷幕。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里，王氏家族先后有十人封侯，五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兼领尚书，掌控了汉王朝的军政大权。继立的汉哀帝不仅重用外戚，还宠爱佞幸。哀帝在位期间，祖母傅氏家族和母亲丁氏家族势力大长，把持了朝政。他们滥杀无辜，胡作非为，把大汉朝廷搅得是乌烟瘴气。汉哀帝虽不好女色，却独好男风，对仪貌秀美、胜过六宫粉黛的董贤，大加宠爱。说起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历史上还留传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汉哀帝和董贤同床共枕，汉哀帝想起身时，不料董贤的身体却压着了他的衣袖，为了不惊醒“心爱人”，他不惜割断了自己的衣袖。这就是“断袖”的来历。汉哀帝不仅赏赐董贤大量的珍宝财物、良田府邸，甚至想把皇位传给他。如此昏庸的汉哀帝，怎么能够治理好大汉皇朝？汉王室的灭亡也是迟早的事情。汉哀帝时期，大臣鲍宣非常痛心地指出：公卿大臣和地方长官大都贪污残暴成风，地主花天酒地、成癖成性，农民流离失所，有“七亡”、“七死”，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所谓“七亡”，是指使人民丧失财产的七件事情，即水旱天灾、苛捐杂税、贪官污吏的掠夺、豪强地主的兼并、国家徭役耽误农时、地方杂差影响生产、盗贼抢劫平民财物：“七死”，是指危害人民生命的七件事情，即酷吏打死、判刑从重、冤陷无罪、盗贼伤害、相互仇杀、荒年饥饿、瘟疫疾病。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国家要想安定，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鲍宣这些话，丝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层豪强的肆意兼并。汉朝后期的社会危机，最突出的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土地高度集中，一个是奴婢无限增加。奴婢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其实质都是农民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农民丧失了土地，无以为生，他们先是变卖家产，然后卖妻鬻子，最后，他们穷的只剩下自身。于是，他们只能把自己卖为奴婢，这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汉朝建立之初，由于大饥荒，许多百姓变卖子女为奴。当时曾出现固定性的人口市场，为卖一个好价钱，有的奴婢被主人精心打扮，更多的奴婢和牛马关在一起出卖。到汉朝后期，奴婢的数量急剧增加，朝廷掌握的自耕农数量则大量减少。这样，向国家纳税的人口锐减，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奴婢的大量存在，反应了西汉后期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王莽代汉“昭宣中兴”之后，稍微缓和的农民起义又如星星之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汉朝天下岌岌可危。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人们普遍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社会不能照旧发展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必须有所改变。人心思变，关键在于怎么样变。有些人主张“限田限奴”，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结果行不通；有些人主张选贤任能，选取刘姓家族中有才能的人做皇帝，结果也失败了。人们逐渐对西汉皇朝失去了信心，对刘氏的统治失去了信心，认为汉朝气数已尽，希望“异姓受命”，要求皇帝退位，把皇位传给贤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皇帝完全陷入绝望的困境里，连最忠于汉朝的宗室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此时，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粉墨登场了。他的变革分两步：一是代汉自立；二是维护新政。“革新”失败后，社会更加动荡。王莽，字巨君，是皇太后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
王莽的父辈中九人封侯，同辈兄弟中或者拜官晋爵，或者乘时奢侈，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只有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孤苦怜仃。但王莽聪明伶俐，虚心向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学习礼法，不仅受到了儒生的欢迎，而且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在家里，他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照顾早寡的嫂嫂，养育丧父的侄儿；在外面，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阿谀奉承达官显贵，而是广泛结交知名人士，有礼貌的侍奉叔伯。有一次，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莽的伯父生病时，王莽就像亲生儿子一样，在王凤身边端茶送水，递汤喂药。王凤每次喝药时，王莽都会先自己尝过之后，才会送到他的嘴边。这样，几个月衣不解带的侍候，使得王莽蓬头垢面。如此行为，当然使王凤感动得一塌糊涂。随后，王莽就开始逐渐地升官晋爵。人们都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加官晋爵的王莽并没有骄傲，相反，他的官爵越高，行为却越加恭谨，所得资财也大都用来赠送宾客，供给名士。38岁时，王莽就取得了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这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时的王莽，反而越加简朴，越加沽名钓誉。有一次，他的母亲生病了，公卿列侯都争相派自己的夫人前去探望。当这些身着绫罗绸缎、花枝招展的夫人来到王莽家时，一个打扮极其简朴的人出来迎接她们。众夫人心想，这是王家的哪个奴婢呀？怎么穿的这么朴素？一问，众夫人惊讶：原来这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但是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此时，得势的是傅氏和丁氏家族，他们纷纷涌入京师，挤入朝廷。在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沽名钓誉，韬光养晦。口碑如此之好，为人如此仁义的王莽，竟然被一群乌烟瘴气的小人撵下了政治舞台，为此，有许多人为他鸣冤叫屈，一部分人甚至辞官不做。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哀帝先后去世，哀帝无子。此时，年近70的王太后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选立年仅9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委军国大政于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大权在握，成为事实上的皇帝。王莽的野心急剧膨胀，他要做真真正正的皇帝，要把自己变成人人称呼“万岁万万岁”的真皇帝。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封自己为太傅、“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公在周成王初年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公元4年，他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接着，王莽又以“加九次”的封赏使自己具有皇帝的威仪。王莽一步一步的走近皇帝的宝座，汉平帝一步一步的走近死亡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于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就应运而生，王莽也就理所应当的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为了更便于自己荣登九五至尊，在汉平帝死后，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王莽之心，也是天下人皆知了。对刘汉皇朝忠心耿耿的刘崇、翟义当然看不惯王莽一幕一幕的闹剧，他们率领几十万人，起兵反抗假皇帝的统治。很不幸，假皇帝拥有上天的保护，很快平息了这些叛乱。接着，王莽应该作真皇帝的符命就接踵而至。在上天的强烈愿望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走完了代汉的最后一幕。王莽代汉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刘汉皇朝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期盼。除了刘崇、翟义的叛乱外，王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另外，王莽在政和在野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使他几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王莽做大司马时，大封汉宗室及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又大封王莽亲信数百人为各级贵族，得到了刘派王派两种上层豪强的拥护；又在劳动人民中制造影响，其子王获杀死奴隶，王莽令其自尽偿命。郡国发生旱灾，王莽献钱百万，献地百顷分配给贫民。因此，王莽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拥护。而到了现在，王莽则早已成为“窃国大盗”的代名词。如果离开“袒刘”的立场，按照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标准，那么王莽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胆识的政治家。新朝改制当王莽稳稳当当地坐上皇位之时，他面对的天下并非太平盛世，而是一个亟待收拾的烂摊子，一个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烂摊子。王莽深知，不痛下决心改革，弊政绝无革除的可能，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朝改制，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顽疾——土地和奴婢而进行的。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具体措施就是：把民间的田地更名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个人不得买卖；如果一家男子不到八个人，而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该把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没有田地的人们；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子一百亩的标准分配田地。“王田制”具有很大的空想性，不论是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还是对农民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王田制”，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就是虎口夺食，无疑就是无条件的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们强烈反对：“王田制”，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看似极具吸引力，但画饼不能充饥，望梅止渴之举反而会引起农民更大的怨愤。因此“王田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再之制度本身不严密，存在许多漏洞，一些执行者就营私舞弊，带头破坏。结果，“王田制”不仅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不得不下令废除。“私属制”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举措。“私属制”，就是把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买卖，以区别朝廷的官奴。
显然，“私属制”不是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私人占有奴婢的现状，防止越来越多的人沦为私人奴婢，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解决。由于 “私属制”限制和妨碍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反对和抵制。对农民而言，虽然奴婢的生活几与牲畜无异，非常痛苦，地位非常底下，但是，卖身为奴无疑是他们无以为生的一条出路。王莽的改革把他们唯一的生路也给堵死了，这不等于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吗？王莽的第二项改革是“五均”、“赊贷”、“六管”。“五均”是动用国家力量平抑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五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对商品经营和物价进行监督管理。如果某一商品的市场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掌握的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则听其买卖，自由交易；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日用品，凡是卖不出去的，国家就会以成本价收购。“赊”，是指在老百姓无钱从事丧葬或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无息贷款：“贷”，是指在老百姓想要创业或者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其低息贷款，“赊贷”政策，亦由五均官管理。王莽又采纳大臣鲁匡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铁治铜冶等工商业实行统一管理。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社会等陷入更大的混乱。但是，造成混乱的原因并不在于政策本身不好，并不在于王莽的设想不好，而是用人不当。如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王莽就任用富商大贾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不是等于授予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吗？他们和地方官员互相勾结，利用特权，敲诈勒索百姓，这样的政策执行者怎么可能成为政策真正的贯彻实施者呢？王莽的币制改革近乎荒唐。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都恢复为货币，并且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每进行一次币制改革，都会使一部分老百姓破产，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根本上说，王莽的币制改革否定了货币运动的客观规律，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另外，王莽对官爵、行政区划、礼乐等制度都进行了广泛的改革，结果是越改越乱。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由于违反新法而沦为官奴婢，社会因此更加混乱不堪。王莽改制，确实存在着食古不化、迂腐琐碎的毛病，但是，他也真正地看到了西汉后期所存在的社会弊端。许多政策法令均包含一定的合理性，含有关心民间疾苦的成分。实际上，像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样的问题，在古代社会里是很难解决的。所以，我们怎能去苛求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王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呢？在新朝任职的桓谭曾经评论说，王莽的缺点在于不识大体：一是自以为是，不听下属的劝告；二是事事仿古，只知道古代圣贤制度好，而不明白自己不可能执行；三是任人唯亲，不知道选举良材。这种评价，倒不失为比较客观的评价。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一片混乱，对周边少数民族也带来了连绵的战火。为了显示新朝的统治威力，王莽下令把原来对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诸王的称号一律降称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发，一方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