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 作者:彭勇-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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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本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在朝鲜驻兵的权利。1894年，日本乘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朝鲜。对出兵援助朝鲜镇压起义的清军不宣而战，发动了突然袭击，中日“甲午之战”正式爆发。面对日本大规模的侵华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统治集团“帝党”和“后党”又矛盾重重。另一方面，朝中保守势力强盛，权臣李鸿章认为敌强我弱，应该“避战自保”，力主求和，祈求列强出面“调停”。他奔走于俄、英公使之间，也曾求救于德、法、美三国，但都无功而返。显然外国侵略者无心帮助中国，而是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这种消极抵抗的行径，把清军推向被动和危险的境地。更令人心寒的是，慈禧太后又忙于准备自己60寿辰的庆典，一心力保和局，苟安现状。她在甲午战争期间置敌兵压境于不顾，当京师士大夫中有人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时”，她竟扬言“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结果，腐朽的清政府在甲午之战期间处处妥协退让，延误战机，致使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也全军覆灭。未等战争胜败定局前，反动的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求和投降活动。1895年，李鸿章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中国人向历来臣服自己的东瀛岛国投降！丧尽了民族尊严。《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大量输出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向列强大量借款，从而加深了清政府对列强财政的依赖，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权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逐步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鸦片输入的剧增又引起了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清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和赔款，加重了对百姓的搜刮，广大人民的负担更趋沉重。地主、官僚、贵族趁火打劫，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天灾加于人祸，大批国人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辛酉政变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恒、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开始了清朝在政治上最腐败的历史时期。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其中最令中国人痛心的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维新取得了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辛酉政变及由此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女人——慈禧。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是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继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但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组成太平军，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宣布正式起义。太平军在攻下永安后颁行天历，制定各种制度，其政权的雏形基本具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破了清军重重包围，长驱北上。入湖南、破武昌、下南京，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对峙十余年的农民政权。此后，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西征和东征，并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太平天国的政权也因此得到巩固。然而就在太平天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形势十分有利之时，农民阶级的小农意识却恶性膨胀起来，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大增，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8月22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盛气凌人地以“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之下，封杨秀清万岁。心里却对杨秀清恨之入骨，秘召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入京诛杀杨秀清。双方所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翼王石达开闻讯后急从湖北赶回，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赶紧连夜逃走。直到11月，洪秀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但不久，又对石达开心生猜疑，封自己的两个无能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出走。从此，太平天国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锐力量惨遭破坏。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大悲剧使得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军心动摇，人心涣散。军民都发生了信仰危机，太平天国从此逐渐走向衰落。太平天国虽然不断地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太平军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成了清廷对付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以儒生知识分子为营官，以同乡和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对士兵进行了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禁扰民、嫖、赌、抽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势的军事训练。以后又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这两支汉人的武装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同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开始正式与清廷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使太平天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和险恶的形势。1864年，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彻底失败。这一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几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清朝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更重要的是它迫使腐败无能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倡办地方团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结果是中央集权势力的缩小和地方名流势力的扩张，间接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促使清王朝传统国家统治秩序的崩溃。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激励下，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给清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之后，各帝国主义的列强更是步步紧逼，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侵略中国，此时的中国真是风雨如晦，危如累卵，而中国东南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等则拒绝执行对帝宣战的上谕，反倒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宣布参加“东南互保”以维护自己统辖区的地方安全和列强在华利益，体现出晚清地方自立的倾向，清朝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已分崩离析了。救亡图存清统治者不甘就此沉沦，它挣扎着维新自救，结果却徒劳无益。内忧外患的时局首先唤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
他们睁开沉睡的眼睛，“开眼看世界”，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经世派”的改革呼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批颇有识见之人，他们继承“经世派”“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求强”“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兴洋务以自救，不仅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西方国家的种种扼制，洋务运动终沦为官僚资本的附庸，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一步，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仍然功不可没。在洋务运动蓬勃开展之时，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随之崛起。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过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受过较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成为“西学”的积极传播者。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相当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思想只是承袭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欲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向学习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对专制统治，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这里所说的“西学”已不单指西方的器物之学，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内容。甲午中日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向着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和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愤怒和反对。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康有为的号召下联名上书清廷，痛陈形势的危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这份“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旧官僚的阻挠而没有被送至光绪帝手中，但其内容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维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就在“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帝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光绪帝亲政6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光绪帝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策划鼓动下，于1898年6月11日颁定《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的声音四起。御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又上书弹劾维新人物。光绪帝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闷棒，便转向慈禧求助。他们联合起来，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茶楼酒肆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
看到火候已到，荣禄就频繁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听后脸色气得发青，说：“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慈禧太后同顽固派官僚荣禄密谋策划，决定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废除变法。他们利用袁世凯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光绪帝壮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苍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长叹：“吾不如汉献帝也！”他从宣布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