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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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求实篇】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 姚力文 刘建平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郭道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 李维民
【一家言】
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杜 光
重新定义公有制 徐 建
我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思 源
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 王克明
【人物志】
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 曾彦修 李晋西
大学者束星北 方 朔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 郭小林
【往事录】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 靖 鸣 周燕琳
“麻雀”有故事 雷 颐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 邢同义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 林贤治
【怀人篇】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 郑青如
狱友陈子谷 季 音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 王荫桐
【品书斋】
读牟宜之诗 李 锐
【古今谈】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 王铁群
【编读窗】
读者来信摘登 含 辛等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姚力文 刘建平
一、同一个“新民主主义”，潜在的倾向性分歧
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思想，“新民主主义”在1940年经毛泽东提出，刘少奇等也有论述，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后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其核心主张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要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即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注意到，党的七大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国际政治判断是战后美苏合作，国内政治构想是与包括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民党组建多党联合政府。但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两个阵营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新特色。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召开政协、成立中央政府时，毛泽东一方面说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要“点明一句话”，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强调：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基本矛盾”，要“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资产阶级的“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但刘少奇从调查研究到理论思考，继续坚持着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论。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谈的是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总方针”下具体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他虽也承认夺取全国政权、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却又明确指出：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方式应是“经济竞争”、“和平的竞争”，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要“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我们今天与资本家的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看谁经营得好”；“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因此要发展供销合作社，“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另一方面，要防止农业生产合作社好高骛远、强迫命令、报表邀功，必须是自愿参加、自由退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机器条件。
1949年1月接管天津、北平之后，两市财经困难、生产荒废，天津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北平更多，而有些干部对民族资本家有“左”的情绪。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而造成困难的原因除战争外，工人、店员在解放后大搞“清算斗争”导致资方疑惧、开工不足，是为“突出问题”。于是，刘少奇在4月中旬来到天津视察，特别强调：在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敌我阵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2页）。他在对干部、工人、资本家的讲话中，反复说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是“我们的阵线”，工人与资本家有矛盾，但“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要做到“劳资两利”，搞好关系、发展生产。他设想：建设新民主主义，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由国家收买资本家的工厂，资本家就成为“国家工厂的经理”。据报道，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既使资本家提高了经营情绪，也使工人受到教育，减少了劳资纠纷，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推进作用。
接管大城市后遇到的严峻困难，也曾使毛泽东的思路有所调整。在刘少奇赴天津前夕，毛泽东4月7日起草中央给华东前线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的指示说：“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收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刘少奇视察天津期间，毛泽东在北京也谈到了同样的政策思想。4月15日，毛泽东接见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时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四面八方”缺一方面，“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对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明显调整。
二、信念超越党规国法
刘少奇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国革命、苏联和东欧经验的比较、总结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思考，为筹建新中国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准备。对此，邓小平曾经以“天津讲话”为例高度评价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在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时候不犯错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并且确实发生了“左”的倾向。我们渡江后，就是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作为开国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什么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为总原则，以及为什么回避提出社会主义前途。《共同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宪法化，它使源自六大的“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论”思想受到抑制，甚至连毛泽东的所谓“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革命转变论”展望也受到了抑制。
在《共同纲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作出实行人民民主、保护人民私有财产、人民享有广泛自由权利规定的同时，作为开国法统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规定：政协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大召开以前执行人大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包括就国家的根本大计和重要措施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决议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国家政权，有制定并解释国家法律、规定国家施政方针等职权，其下属的政务院为最高执行机关。政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均由多党构成，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是多党联合、人民民主的性质。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根本保证。对于人民民主政治，刘少奇的态度诚恳而严肃。他在1949年9月15日的政协党组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在政协会议中怎样具体行动？在议会斗争中行动得不好，就妨碍路线、政策的执行，这是要考究、要学习的。2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中共“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政协，和各党派团体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共同纲领包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但回避了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因为，“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但是，随着建国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习惯势力和“革命转变论”思想很快又恢复了生机。
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针对许多农民在经济普遍上升之后要求“单干”、“对组织起来感苦恼”、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等不愿意被编在互助组的现象，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指出：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而做到这点则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高岗在讲话中虽然谈到“允许单干”、“允许雇工”、“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但他又强调：“这绝不是说”对“单干”放任自流。他具体要求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先、优待政策，断定互助组能胜过单干。很显然，面对农民要求“单干”的现实，高岗坚持着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实现合作化、集体化这样一种政治信念，而不愿意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权利；他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路线问题，并决定动用政府掌握的经济、技术资源制造出符合其互助组“胜过单干”这一政治信念的经济现象。
在这里，问题的要害还不是人为地制造“组织起来”与“单干”之不公平竞争的条件，而是原来设定的发展合作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具有工业提供机器的条件等等限定，已经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与否的意识形态判断压力下开始模糊和淡化；相应地，一种基于个人信念而干涉农民自由权利的欲望，代替了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实证分析和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所谓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就被空洞化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高岗所谓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乃“歧视单干”，而更为“实质”的是“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页）这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
刘少奇对东北的非新民主主义动向提出了严肃批评。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结束之后，东北局组织部于12月31日作出《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其中批评党员“只想个人发财”、“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要求教育党员“大量在合作社入股”、积极参加互助合作，以“引导群众组织起来”。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为批复东北局而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副部长安子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能够单干就很好。而且也不要以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刘少奇还批评提出“剥削问题”和“富农党员问题”是过早了，强调：“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意见，中组部正式答复了东北局。但东北仍然把高岗的思想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并大作宣传；结果，几个月内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使单干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强制入组达70％～80％，而退组则受到惩治性的扣留财产或罚款与劳役。
高岗之所以敢于抵制中组部的指示，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他在东北党的会议上公开指责中组部指示是错误的，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与高岗辩论，高岗便说穿是“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使得东北局“一边倒”向高岗（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薄一波也有回忆说：高岗“收到少奇同志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这样，中央决策层内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毛、高默契形成。
在东北的农民要求单干和富农党员问题导致中央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不久，山西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发生了比东北更严重的涣散解体危机。土改后的山西农业生产普遍恢复、发展，到1950年底已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而农民群众特别是经济上升比较迅速的农民，要求“自由地发展生产”而不愿意组织起来，这种“单干”思想导致互助组“涣散、萎缩以至部分陷于解体”。
为了坚持集体化方向，1951年2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试办“征集公积金”、增加“按劳分配”因素的农业合作社。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为彻底扭转目前互助组织涣散解体的趋势，必须使之“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实行“出组不带”的“公共积累”和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很显然，山西省委已经根本不再顾及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机器条件和文化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