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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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惟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进，不折不扣地加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麻雀”有故事·雷　颐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焙、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年3月至5月，毛泽东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3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许多报纸还发了消灭麻雀的社论。这些报道的标题几乎全是“军事性”的：“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4月19、20、21日，北京市发起了连续三天的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详细报道。从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对北京的报道，亦可看到全国情况：“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的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饵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击队进行掏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4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的报道，描述更加详细，文章最后写道：“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4月21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作的“咒麻雀”诗一首：“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当时还是中学生、家住北大的杨炳章回忆道：“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舒芜先生此时在人民出版社刚被定案为右派第四类，留在机关监督使用，分派给他的任务是到机关大楼房顶坐着，有麻雀飞过便敲盆击碗，摇旗呐喊。后来停止打麻雀了，他“暗中还有些可惜，想来以后不会再有‘守空待雀’这样轻松的活儿了”。（舒芜：《戴段钱王之妙》，2000年9月19日《中国图书商报》）　
　　上海的《解放日报》4月26日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的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据4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仅27日一天就“歼敌”25万。而12月13、14两日，上海再次发动“灭雀大战”。《解放日报》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44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