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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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蒲Ъ业囊恍┛捶ǎ蝗⑽夜蒲Ъ业囊恍┛捶ā６笠樯芰酥煜础⒎氲屡唷⒄畔阃┖椭Ｗ餍滤奈簧镅Ъ曳炊韵鹇槿傅囊饧Ｃ蠖芸炜吹奖ǜ妫夥莞接写罅靠蒲б谰莺头治龅谋ǜ嬷沼诖蚨怂飧霰ǜ婧罄醋魑醒牒贾莼嵋槲募松⒎⒏牖嵴摺Ｃ蠖�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邢同义
1957年7月12日以后，甘肃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开始启动。
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总结了此前一段时间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决定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加深加宽斗争力度，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斗得敌人体无完肤，叫敌人真正缴械投降。”这就是那次会议提出的战斗目标。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全省广大农村。
甘肃省的这个安排，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为全国的农村整风是在这一年的8月8日以后全面推开的。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明确定位：“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配合这项《指示》的发出，《人民日报》8月10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有了中央的这一个明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甘肃“农村的整风”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
从后来甘肃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纳入运动中。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斗争一番的做法，被后来二十年的各次政治运动所应用。第二、大力宣传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对这项政策表现出任何犹豫和抵制的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斗争。第三、农村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挑战，通过农村整风运动再巩固提高。
1957年8月13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8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退地主富农的疯狂进攻》。同一天的《甘肃日报》还有一条消息是：《武威农民击败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消息说，有些乡社的一小撮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煽动下，到处造谣破坏，散布不满言论，企图推翻共产党，搞垮合作社。他们说什么：“正月十三一场风，今年定要动刀兵。”“殷纣王的江山虽然是铜墙铁壁，也叫苏妲己弄翻了。共产党的江山并非铁打铜铸，叫这些基层干部乱整，还能坐到几时？”西营乡的地主分子曾仲发公开向群众造谣诬蔑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共产党不行。”九墩乡富农分子段乃武借会计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社员多人罢工，阴谋未遂，就率领人向乡人民委员会请愿。一贯道首、富农分子侯锡山家中积存各种粮食三十多石，但在夏收前唆使其母亲装穷喊苦，并亲自拿着镰刀，明目张胆地几次抢割社里的小麦二亩七分。金羊乡伪军官韩廷弼父子三人曾再三离间社员关系，拉拢社员退社，并毒打我干部姜兴德。运动开始，这些地富分子都受到了迎头痛击。
中共酒泉地委对酒泉县的一份调查说，全县35个乡反映出的141个地主富农分子、28个释放管制分子、6个反革命分子、27个社会渣滓材料有力地证明，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其不满，特别是自党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他们的活动更为嚣张。有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武威地委的一份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常地讽刺辱骂基层干部，污蔑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以发泄阶级仇恨。还有极个别的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如集泉乡的恶霸地主周浩，起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免于起诉释放回乡。他回家后对农民说：“是政府害了我，干部给瞎扣的帽子。我在武威劳改时想了，政府冤枉我的小问题有四千多个，大问题有八十多件。”一直仇恨在心，企图一一反攻倒算。周浩对社主任监督自己劳动十分不满，辱骂我们的社主任是“特务头子”，“你们忙啥呢，我现在老了，迟早要死，我死了也不能叫你们好活，总得把你们弄掉几个再死”，吓得合作社干部周茂仁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运动开始以后，这些人的行为也都受到了清算。
以上做法就是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首抓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8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8石即8000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6石洋芋、8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40斤稻子和50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210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1957年8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1957年全区的粮食定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习中央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426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16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6个社，私分粮食12930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1017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20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800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40000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10000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78斤1斗算成68斤l斗，瞒产13000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91279斤，超额100％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100％，购粮完成105％。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主席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9000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43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23个社讲缺粮，只有8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20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158839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1957年8月9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8月22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8月27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9月4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9月6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