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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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谷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回到泰国，顺利地完全任务。他从叔叔那里分到了20万元国币的遗产，又从爱国华侨中募集到6万元捐款。当年，他就回到新四军，把26万元全部上交给军部。这笔巨款的到来，顿时使部队走出困境，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衣问题。叶挺军长十分高兴，写了个条幅赠给陈子谷：“富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确实生动地概括了子谷的精神境界。这里还要附带说几句：1956年，子谷又收到从泰国寄来的4万元人民币遗产，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北京市委，而他和家人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
不幸，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调动7个师8万人之众，在新四军北上抗日途中，突然袭击，围攻仅9千余人的新四军。在惨烈的战斗中，陈子谷最终被俘。
不久，他和几百个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一起，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勇敢斗士
我是在上饶集中营里和子谷相识的。那是1941年5月间的事。
上饶集中营里的被囚者共700余人。编成6个队，其中有一个队叫“特别训练班”，主要由被俘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来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所组成。我和陈子谷一起被关在特训班。共同的苦难生活，很快使我们由相识而发展成相知。子谷比我大7岁，当然是我的大哥，他对我这个17岁的小难友特别关心，我们常常在背地里倾心而谈，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新四军干部，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后来发生的一起震动集中营事件，更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本色。
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特务百般折磨被囚者，各种各样的毒刑，没完没了的苦役，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屈服。同时他们也演出所谓“听课”的丑剧，搬来一些国民党的反共专家和名流，来给“囚徒”们上课，企图以此给被囚者“洗脑筋”，摧毁被囚者的革命意志。这些反共名流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丑态百出，成了我们背后谈话的笑料。这里就不去说它。有一天，集中营里又宣布“上课”，请来的是一个名叫姜移山的人，据说此人是第三战区著名的反共专家，他在讲台上破口大骂“共产党最不爱国，八路军、新四军不打日本人，到处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说了一大通反共八股之后，得意地准备走出会场，不料，队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大声抗议：“姜教官，你刚才说的话不对，共产党是最爱国的，我们新四军在皖南和日本鬼，子英勇作战，繁昌战役，泾县大捷，消灭了大量日军，活捉不少俘虏，我本人都是亲身经历的，……”姜移山听了，一时惊得呆若木鸡，说不出话来。这个勇敢的抗议者就是陈子谷。
这种当堂顶撞教官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会场上顿时秩序大乱，特务队长们慌了手脚，特务班队长王寿山狠狠地把陈子谷拉回队列里，匆匆把队伍带回囚房。
我既钦佩子谷，又为他担心。果然，当天下午，子谷被叫到集中营总部，由三战区著名杀人魔王、集中营总头子张超亲自审问，没说上几句，就令几个特务打手把子谷绑起来，押到集中营后的山坡上，长时间的轮番毒打，把子谷打得满身血污，遍体是伤，几乎死去。最后因为他已不能行走，就由几个特务将他装进一个箩筐，抬到了茅家岭监狱，关押起来。
茅家岭监狱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狱中之狱”，专门关押斗争坚决的同志，对他们施以种种骇人听闻的毒刑。子谷由于伤势过重，在囚室草铺上昏昏沉沉地躺了十余日，经过战友们的悉心护理，才逐渐康复。
1942年5月26日傍晚，茅家岭监狱26个被囚同志趁特务管理疏忽，举行了集体夺枪暴动，陈子谷是暴动领导成员之一。他像个勇猛的战士，冲进卫兵室，拿了4个手榴弹，与战友们一起冲出了牢狱。这次著名的茅家岭暴动，是党的监狱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子谷越狱后，又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颠沛流离，终于在1943年8月回到淮南敌后新四军军部。
命运似乎对子谷特别严酷。不久他又一次遭受牢狱之灾。那是1945年9月，日本已宣布投降，时任新四军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的子谷，奉军部之命，秘密前往南京商谈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在中途被伪军拘留，投入苏州监狱，关了近一年，后经过他的坚决斗争和党的营救，1946年7月出狱，回到军部。
在以后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子谷又做出了杰出贡献。1947年1月间的莱芜战役中，他奉命冒着极大危险潜入国民党军第49军营地，与同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军长韩练成秘密会谈。最后韩练成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放弃指挥出走，敌阵大乱，李仙洲集团军6万余人全军覆没。在这次山东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中；无疑有子谷的一份功劳（按：韩练成将军解放后于1950年入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甘肃省副省长等职）。
爱国功臣被打成右派
解放后，子谷满怀喜悦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1952年初，他被调到北京，奉命筹建北京地质学院，他和其他几位筹建负责人一起，经过一年努力拼搏，当年底，新中国第一座地质系统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他最初任总务长，后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1957年春，一场灾难开始向他走来。这年的反右派斗争，最初是以整风形式拉开序幕的。共产党提出要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号召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地质学院也同其它单位一样，经过一再的动员和号召，不少教职员工纷纷对领导的某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前几年地质学院在肃反运动中曾经出现过某些扩大化情况，整错了一些知识分子，后来虽然都得到平反，但他们心里有些怨气，这些人意见就比较尖锐。作为党委书记的子谷，以为党提出的整风号召是真心实意的，完全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在整风会上，他虚心听取教职员工的各种批评建议，认为有些教师意见比较激烈，是由于过去受了委屈，也应当谅解。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说：“过去我们在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同志，我虽然不知情，也应对此承担责任，现在我代表党委向他们致歉，希望这些同志今后振作精神，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子谷万万没有想到，不久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各系分别抓出一些右派。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上级的部署，违心地加入斗争，内心却十分不安，认为这种做法很不道德。过于真诚的子谷毫不掩饰他的这种心情，一再叮嘱工作人员，抓右派一定要慎重，千万不可整错人。有几个已经被定为右派的人，虽然在鸣放中说话有些过激，也是出于善意，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子谷的这些话引起了某些反右积极分子的不满，认为党委书记“右”了。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转入一个新阶段，提出要反对“温情主义”，不要放过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社论，文中说，“必须指出，在反对党内右派分子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志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他们对于同党外右派分子的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党员，往往姑息宽容，不愿意把这些人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些应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况已经妨碍了某些地方、某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这篇社论传达了9月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社论的某些句子，也同三中全会的文件一样。地质学院的一些反右积极分子响应党发出的抓党内右派分子的号召，髓即向党委书记陈子谷发难。
1958年，子谷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是“卖党求荣”，结论上说，一个党委书记居然当众向对党不满分子赔礼道歉，而且自己推诿责任，这不是“卖党”吗？至于“求荣”，结论没有举出任何例子，在子谷的一生中，你能找出哪怕是一点点追求富贵荣华的影子吗？在我国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者照例是没有任何申辩权的，尽管子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也无济于事。
子谷被划成右派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西山参加植树劳动，听了简直不敢置信。据说，消息传到陈毅副总理那里，老总连连跺脚：“陈子谷怎么是右派呢？”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听了，也不断叹气。但谁也救不了子谷，地质学院党组织受北京市委领导，陈子谷的右派问题是北京市委定的案，绝对不可改变。何况右倾“温情主义”离右派并不远，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告诫声犹在耳边，谁敢冒这个政治风险去给陈子谷说话呢？
子谷被划为右派后，即开除党籍，下放河北地质局所属怀安县右所堡磷矿区劳动。他在劳动间隙，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写申诉信，要求复查他的冤案。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1959年到1961年的农村大饥荒时期，子谷在张家口地区的地质队劳动，地质队与农民接触多，他看到一些村子里浮夸风十分严重，连农户的口粮都被征光，不少农民活活饿死。子谷再也沉不住气了，竟然忘记了自己还是头上戴着右派帽子的反党分子，连续给张家口地委领导写信呼吁。当然，地区的官员们哪会理睬这个已被打人社会最底层者发出的呼声。
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资源，奔波在燕山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着实付出了极大辛劳。有一年，他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来到我家看望。他提了一小袋矿石，坐定后一块块掏出来放在桌上，拣了几块亮晶晶的矿石说，这是上等的金刚石，要我帮他找个科研单位，鉴定一下它的品位。看着老战友的这副神情，我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身处逆境，却依然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上。
“文革”来临，子谷又一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加给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右派”和“叛徒”，不断地对他批斗、毒打，罚他做地质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扛大木头上山；给在高山上作业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几十担水。有一次，他实在挑不动了，跌倒在半山腰上。地质队造反派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誓把陈子谷打成叛徒。”他们派人到各地去外调子谷两次被捕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搜集到的材料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证明子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四人帮”垮台，乌云散去。1979年，子谷的冤案终于得到改正，但20年的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工作了没几年就病倒了，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年，于1987年6月9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享年71岁。
子谷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他在新四军军部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诗为心声。这首诗正是子谷一生的写照。为了争取自由，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王荫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都一定想到邓小平。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除了神学之外，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邓小平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的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看待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到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段话，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坚决反对当时个别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个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