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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锩值谩暗澄弈眨弈眨缁岬暮托吃獾匠沟灼苹怠！保ǘ湃笊骸兜贝泄胄旅裰髦饕褰峁埂芬喔凑恚堆谆拼呵铩�2008年第2期，第14页）这是新民主主义研究的政治学体会和思考。
“抛弃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成功了，为什么闹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呢？因为权术可以谋国治人，但不能够治国服众。1951年，针对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搞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违背了党的政策和《共同纲领》，毛泽东曾经派陈伯达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面对如此的无上权威姿态和蛮横强词夺理，党内干部或只能服从；但落实到农村，则一再遭到农民抵制，干部强迫则发生名之日“阶级斗争”的社会冲突。甚至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秋季以后，不少地方还发生农民“闹社”、“退社”风潮，相当多的干部也怀疑所谓“优越性”，结果不得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阶级斗争”式的社会冷战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解散农村集体生产组织。而更为可悲的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所宣称的生产力发展不能实现，编造统计数字、报喜不报忧的谎言政治在党内发展起来；当党内不能容忍劳动浪费、生产效率低下弊端和大量人口饿死惨剧的正义力量试图揭发“人祸”时，这就涉及毛泽东主导的社会主义政策正确与否的评价问题，最终导致毛泽东发动清洗“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式暴力政治，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新中国开国元勋被迫害致死，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如果说毛泽东强行终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基于理想的信念政治和党内盲从领袖的迷信政治，那么后来则由于信念、盲从的后果不良而堕落为竞相作伪的谎言政治；最后，由于党内存在不能承受谎言政治的道德压力的健康力量，谎言政治遂转变为暴力政治，以非法的专政手段解除谎言可能被揭穿的危机。这是以权术破坏新民主主义共识导致国家政治认同破裂和党内政治混乱的必然结果。
那么，怎样的政治才是合理的，能够治国兴邦呢？民主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进入君权神授意识形态崩溃的近代以后，人民的国家、国民的国家、公民的国家这种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即国家统治权利可以被接受的法则；民主主义的价值共识决定共同体的政治认同，这已经被证明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共通政治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也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理，即建立了在新民主主义共识的基础上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认同。刘少奇主张共产党员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并因此反对过早、更反对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维护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以使中国人民能够在安定的民主政治秩序中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所以，刘少奇虽然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共同奋斗成果，所以他是严肃研究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是诚实践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家。还有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也认为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是“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开国法统贯彻了全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价值共识，并因此确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政府政治认同。如果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等所主张的人民本位、法治立国的原则，可以预期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当会顺利发展；如果其后经过长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而不是“趁穷过渡”，如果是在人民民主立法、自愿实现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非权力强制的专制社会主义条件下，怎么可能发生谎言“跃进”、大量饿死之类的荒唐事，怎么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全面内战”和所谓“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呢？
历史的悲剧性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毛泽东虽然公开主张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联合政府，但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寻找机会、争取权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甚至不顾忌开国法统的承诺：1951年支持非农民阶级的干部们以行政权力动摇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1952年指示中央统战部“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间阶级”；1953年阅改批发了由胡乔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求高级干部了解而禁止对一般干部宣传，以免引起“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这样在事实上就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排除在了“人民”概念之外，完全背弃了新中国的《共同纲领》。这不是诚实的、法治的民主主义、制度主义态度。正如1955年11月宋庆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质问的：“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吴江：《政治骇浪六十年》，内部印行2005年版，第70页）这实际上是对政治合法性的呼吁。当政治失去了合法性之后，人民就会实行抗议、抵制或不服从，即使是“天天讲阶级斗争”和反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无济于事。而且，那些“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本身也是无效的思想空转或非法的政治迫害。事实上，那些思想空转和政治迫害也是民族的历史悲剧：“阶级斗争”即使扩大到把刘少奇等开国元勋迫害致死的程度，也不能达到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即使反复再三，也不能阻止生产效率的低下和国家经济的贫困化。
随着毛泽东的离世，“不断革命”呼啸列车停止下来。而随着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见天日，刘少奇的悲剧即作为个人时间的历史结束了。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的创造性思考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惟因没能够坚持初衷、抵制强权，新民主主义的夭折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经过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刘少奇已经获得了荣誉的历史地位。不过，作为国家民族的悲剧不可能随着为刘少奇平反的政治仪式和对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新肯定而简单地结束——因为国家共同体意义的历史是连续的，新历史的创造需要新价值的论证、新思想的奋斗和新政治的创造。新民主主义夭折的悲剧所反证的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的历史正确性，还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共同体的根本法则这一政治学原理。只有在对历史悲剧的反思中重建了诚实的法治道德和可靠的民主制度，由于“不断革命”造成的政治结构破坏和社会冲突伤口才能逐渐愈合，中国才可能真正摆脱社会冷战的泥沼，走上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的坦途。
（姚力文系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曾为刘少奇秘书；刘建平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郭道晖
一、评所谓“反右必要论”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2008年则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yahoo 2007…10…03）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已100％“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致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发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人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所谓“反右必要论”，固然出于主事者的回避责任，更在于不愿正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这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0年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抓“AB团”“第三党”的党内残酷斗争中，大搞逼供信，就发生了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时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被杀光，夏曦还辩解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受打击后，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上见笔者保存的本组会议记录和其他组的“简报”）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毛泽东作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政见不同”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失败的重大罪错。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和“身后名”的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人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死地。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考虑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记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并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
二、整风原旨在防腐保江山
我认为毛泽东原初还是要整风的，不过，他要整的，同一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所企望的改进党群关系、党政关系有所不同；更不同于少数民主党派人士要求改变“党天下”、“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和体制；也和党内其他领导干部对整风的理解有区别。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以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
这是初级层次的缘由。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掌握政权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