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氐笔被嵋樗⒅醒牍一氐�12组第14号简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还重提高岗事件，说那时他讲过：“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而现今“我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人（不多）里通外国”（指私送情报给苏共）。他严令这些人“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7页。）
1957年夏，毛泽东亲赴南方，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斗争的青岛会议后，还派出了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指令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他当面指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江渭清虽加抵制，还是不得不批了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才过关。而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则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参见《江渭清回忆录》）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独揽，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致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39、555页。）又在同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上纲批评“反冒进”的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第410页。）。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的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即使如此，他借整风敲打不同政见者的谋算并未因此放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春又“重返整风主题”，大搞所谓“双反运动”，这就是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1958—218），指出这个运动是一九五七年“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力图再一次通过全党全国的群众运动，贯彻他在南宁会议的精神，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保守思想。在“双反运动”中，在党内又补挖了一些“右派”和“右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接着又在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一呼百诺、所向披靡地发动疯狂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不能不低头臣服，实现了他提出的“大权独揽”的局面。其近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稍远的结局则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旷古大劫。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李维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2002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表述，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改，就是把沿用了60多年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改为“党的早期组织”。写了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见上册75页）。这一修改，恢复了原来的面貌。1920年入党的罗章龙，在1978年就说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1920年入党的张申府，1979年9月也说过：“中国共产党1920年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但是，至今还有不少报刊，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成立
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1919年9月16日出狱后，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在李大钊亲自护送下去天津，途中，他们在骡车上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从天津改乘轮船到上海后，就开始到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和工会组织一起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5月，组织一批革命青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与其同行的有翻译杨明斋，杨是山东平度人，在俄国加入的共产党。4月，他们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些进步青年举行了座谈。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帮助陈独秀进行建党工作。6月，陈独秀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施复亮）、陈公培等开会商议建党问题。开始对于使用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的名称有不同意见，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名称，陈独秀完全赞成。在陈独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同时起草了党纲，11月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成员有5人、6人、7人、8人和10余人等说。据8月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的李达回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党的一大之前，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在《党史》中列出了17个名字，除上述8人外，还有陈公培、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领导广州建党以后，李汉俊和李达在上海先后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第8卷l期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并且编印《共产党》月刊作为半公开的党的理论刊物，还创办了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与此同时，党在上海办的又新印刷厂，当月印发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党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支持罢工与组织集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和北京支部，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成立的。1920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后，与陈独秀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步伐。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组织了有500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五一”节集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何孟雄等人分乘两辆汽车，在街上挥舞“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等旗帜，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小册子和传单。邓中夏这一天也赶到北京长辛店，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8月16日，李大钊联络北京和天津五个进步团体的代表20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李大钊、张申府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会上发言。李大钊提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会议决定五个团体组成改造联盟。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后来发展了黄凌霜等6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因意见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约40人，高君宇被推举为书记。青年团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等很快转为党员。1920年底，北京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在党的一大之前，李大钊还派张太雷去天津、高君宇去太原、邓培等在唐山，进行建党建团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武汉支部，是1920年8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成立的。1920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写信，后又亲自到武汉，与董必武商讨建党问题。同时，陈独秀派刘伯垂，带着中国共产党党纲，到武汉筹建党组织。刘伯垂主持了有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陈潭秋、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支部成立会，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中国共产党党纲，推选包惠僧任武汉支部的书记。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武汉支部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1920年11月7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出席成立会议的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董必武、包惠僧等在会上讲了话。与此同时，汉口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
最早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杨匏安。1917年他就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等40多篇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后来还有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以及谭平山、彭湃、阮啸仙等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组织各种团体，出版刊物，办平民夜校和职工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1920年5月1日，广州工人举行“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数万工人和学生当晚一起提灯游行。5月4日和7日，又先后举行纪念五四救国一周年和国耻纪念日大会。这些活动使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罢工、罢课此起彼伏，1920年广东、香港两地工人罢工就有17次以上。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后，曾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在广州建立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他们在北京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于1920年底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参加建党的7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利用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了解和推动广州的建党工作。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拿到这个组织中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经过激烈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1921年春重新成立了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关于长沙和济南的早期组织有不同的记述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是这样写的：“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至于长沙的早期党组织何时、何地、由哪些人组成，没有具体表述。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从巴黎写给毛泽东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建情况，希望中国组建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1921年1月1至2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会时，围绕革命的目的和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发言时曾提到巴黎“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但大家没有就建党问题展开讨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没有提到在湖南建党的具体情况。
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新民“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他提到的8个人中包括易礼容。1997年易礼容99岁高龄去世时，他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常委。他的生平中说：“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立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88年和1989年，我曾两次访问易礼容。他很明确地对我说：“湖南的党组织是1921年何叔衡和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才建立的。此前在湖南只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没有党的组织。”他还说：1921年（民国十年）10月10日，在人们戏称为“30节”那天，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这与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的“1921年10月，湖南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我是成员之一”是吻合的，但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时，毛泽东亲自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大概是党史中所说湖南在1920年建党的主要根据。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建立的时间，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在这里学习后来与刘少奇一起去莫斯科的有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1987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中载有彭述之的一篇题为《被遗忘了的中共建党人物》的文章。提到1920年9月他在长沙与贺民范相识，当时贺已近60岁，但自嘲为“老少年”，真诚信仰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通过他的学生罗亦农与陈独秀建立联系后，陈独秀委托他在长沙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彭述之说，当时在湖南教育界和青年中贺民范是无可争辩的首领。据史料记载，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在1921年1月13日举行的。
关于党的一大前济南是否有党的早期组织，史学界的争论更大。过去一般史书中都说：1920年维经斯基和杨明斋从北京去上海时，途经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对济南建党起了促进作用。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