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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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最有希望的细胞。他们很多并没有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因为进行登记很难被批准，还是先活动起来再说。这样当然是有风险的，一旦被人抓住，就成为“非法组织”了。然而，它们是按照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的权利组织起来的，并无违法之处；真正违法的是那个限制公民权利的部门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结社自由的规定。所以，那些社会团体即使被认为是“非法组织”，只要自己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都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因为它只是行使了宪法给予的公民权利。对于当局一些部门的查禁，也不必太在意，“东方不亮西方亮”，禁止了一个社团，还可以再建立一个。我们目前应当做的，一方面是要呼吁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删除不利于社会团体发展的条文；同时，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来争取和实现结社自由，构建公民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量的平台。到了大多数公民都能成为一个或几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公民社会也就逐渐成熟了。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占我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已经成为社会体制的缺陷。目前遍布全国的群发性事件，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农民。农民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农会，在遇到土地被侵占、苛捐杂费、敲诈勒索、侵吞支农款项等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时，就可以利用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使事情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避免出现暴力行为。有了农会，农民之间的许多纠纷，也可以由农会出面调解，把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农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联结党政机关和农民大众的最佳渠道，是消弭官农矛盾和农民内部矛盾的有效工具。许多有识之士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建立农会。所以，建立农会，应该成为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把这个群体组织起来，就不可能建成完整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第三个主要构件是公共知识分子。2004年9月8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同时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在这三条标准里，第一条说的是基本条件，第二、三两条是指应有的言行和品格。概括起来说，就是敢于以言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并勇于承担责任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个条件的知识分子，有的是改革开放的策士，有的是维权运动的先锋，有的是与暴政抗争的战士，有的是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幕的猛将，有的是理性地探讨社会发展前途、构建独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智者。这个群体是社会的大脑和良心，承担着维系和重建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的当之无愧的精英。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往往背离传统观念和当政者的既得利益，所以多数为当局所不容，有的还遭到监视、跟踪、绑架、殴打、拘捕。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被压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许多知识分子迫于专制而噤声不语，洁身自好，或以钻研业务自娱，或以颐养天年自慰；有的热衷于争名夺利，为谋取个人利益而造假、作秀；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追随权势，唯权唯上，甘愿为虎作伥，成为权力的工具和打手。知识分子队伍的这种分野和相当多数知识分子的堕落，是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虚伪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直接后果。人们通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当许多知识分子的良心被名利和权势吞没时，他们怎么能够充当社会的良心呢？过去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后来又有人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我看现在还应该加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知识分子。”要大声疾呼地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他们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社会培养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学术素养的公民，他们就有义务把这些知识、文化和学术才能反馈给社会，奉献给社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需要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扩大，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热烈地期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良心和良知来思考问题，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积极投入到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队伍中来，共同推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历史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辜负他们。
当然，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不是孤立的，它需要更加有利的环境，特别是政治的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以后再去推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还缺乏民主和新闻出版还缺乏自由，我们才应该更加努力地去改革社会体制，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以此促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社会是紧密结合着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我们绝不放弃争取政治民主化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帮助广大公民增进公民意识，加强维护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发展民间的社会团体，促使半官方的社会团体民间化；呼吁、发动知识分子关心并干预社会公共事务，扩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公民社会的这三个构件也是相互制约、相互推进的。我们在任何一个构件上做出努力，都可以促进另两个构件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互联网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强有力的工具，是社会团体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公共知识分子施展才智、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这个条件是十年二十年前所没有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有了互联网的新时代，有条件也有责任投入建设公民社会的伟大工程。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为改革社会体制、建设公民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对完善市场经济、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杜 晋）
重新定义公有制·徐 建
纵观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每次改革开放的高潮到来之前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九十年代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社”与“资”的争论；如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公”与“私”的争论。因为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公”与“私”的矛盾日显突出，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有人担心私有制的发展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私有经济扩张造成公有资产的萎缩。有人虽然承认私有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力量，但又不愿赋予其应有的名分和平等的地位，因此，《宪法》在对我国现阶段公有制性质的表述上，用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实践证明，“非公经济”这一概念非常值得商榷。
一、不利于划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范围
从逻辑学的角度，内涵要十分清楚，外延才能界定。所谓公有制，其内涵至今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认识模糊混乱。传统理论一般是将国有、集体所有列入公有制范围，但何为国有则说法不一，有人说，县以上政府开办的企业就为国有企业，乡镇政府开办的就不属国有；有人认为：国有资本占绝对控股权的就是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占相对控股权就算国有企业。至于何为集体企业，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集体与团体、集体与合伙在现实中实在难以区别，实践中，集体企业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公有制经济的内涵无法科学界定，那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外延范围就无法划分。然而，这种划分界定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往往又是必须的，因为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将直接决定其社会法律地位以及政府所给予的不同政策支持和优惠。
二、不利于调动非公有制企业的积极性
将我国所有制分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本意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其它所有制经济为辅助，共同组成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但在客观上，容易形成公有制企业高人一等，享有特权和优惠，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寄人篱下，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政府监管等方面，都无法与公有制企业同日而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虽然政府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国务院出台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此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对非公有企业的偏见，严重挫伤非公有制企业所有人和投资者的积极性。该《意见》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其原因之一就是《意见》本身就没有何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定论，也就无从谈起何人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了。
三、不利于对非公有制资产的法律保护
划分不同的所有制，归根结底是政府根据其不同的施政纲领、价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给予不同的法律保护。现代社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营造让各行各业进行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除国防外交和公共利益需要外，政府一般不应经营企业，法律也不应根据企业所有制即股东身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保护。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这是普世价值观。这里的“人”，既指自然人，也包括法人。无论是决定财产权利的民商法，还是剥夺人身权利的刑法，都应当如此。然而，目前法律却区分所有制的不同，给予明显不同的保护。如同样一个人，非法取得同样一笔财产，如果被害单位是公有制企业，则定为贪污罪，最高刑为死刑；如果被害单位是非公有制企业，则定为侵占财产罪，最高刑只有十五年。这种不平等的歧视待遇，显然不利于对非公有制资产的法律保护。
笔者认为：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决定所有制形式的标准取决于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主体范围。令许多社会经济学家深感费解的我国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流传的俗语：“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此语简洁质朴地道出了所有制的本质形式。
所谓“一人为私”，是指个人是所有制最基本的单位，一个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属于私有制性质。
所谓“二人为公”，是指两个人以上的主体间通过合作、合并、联合、联营等形式，对物实行的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统称为公有制。如夫妻二人对家庭财产的共同共有；公司股东按股份比例对公司权益的按份共有；国有资产为全社会所共有，或区分所有（如物权法中所有权与他物权之分）等等。为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是规定保护私有制而不是保护公有制，其原因之一是因为私有制的范围讲的清楚且是所有制的基础。由私有制的组合、联合、并购演变出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所有制，如中央、省、市、机关、团体、单位、公司等的不同所有制，如果要统一称呼都应为公有制。由此可见，所谓公有制，不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组合形态，而不是一种独立的与私有制无关的所有制。
一个人的财产，自己说了算；两个人的财产，如何使用，必须商量着办。照上，更多人的财产，如何使用也只能共同协商，这实际上就是民主。由此可见，公有财产与经济民主天然相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民主也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样划分所有制的好处是：
1、正确划分不同所有制的范围。由于作为私人的个体对生产资料或劳动产品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易于划分，如个人的存款、房屋、汽车等私有制的内涵十分清楚，除了私有制以外全是公有制，因此，作为外延的公有制也就容易界定划分了。
2、非公有制经济的大部分都应属公有制范畴。除了个体户和独自公司以外，只要两个人以上拥有的公司企业、团体组织，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不管乡镇企业还是上市公司，都属于公有制的范畴，应享受同等的政策优惠和法律保护，从而使人们从理论上和观念上彻底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以及对所谓公有资产流失的恐惧。
3、扩大了公有制的范围，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都是为了一个人类大同、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实践的步骤应该是逐渐的扩大公有制范围，最后消灭私有制，而不是逐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缩小公有制经济。
因此，现阶段，倡导“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理念，将非公有制经济中除私有制以外的部分，全部纳入公有制的范围，重塑公有制界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应该是思想解放的前哨，深圳不仅要出经济、政治改革成果，也要出思想解放成果。对“公”与“私”重新认识和界定，或许由此引发的大讨论，可能成为第三次改革开放浪潮中思想解放先行的又一个标志。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思 源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往今来，人生在世，常见的风险莫过于遭灾之年，无米下锅、食不果腹。古时候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却早有慈善事业，如施粥之举。饥民早起排队，一人一勺、一勺一大碗。施粥因承办者不同而分为三种：一是王府官家施粥，二是富裕人家施粥，三是寺庙出家人施粥。其宗教慈善事业流传甚广，至今已有千百年。
近现代广大工薪阶层最常见的风险则是，天灾人祸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减少或失去工资收入，因而需要相应的救济办法。最先是英国1536年颁布公共救济计划法令，让教会承担救济贫民的义务；1601年、1834年又先后颁布了两部济贫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系统化、规范化。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案》，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概念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尔后陆续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各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社会保障概念的基本内容大致相同。
“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死、伤、残、丧失劳动力、失业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经济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提升而不断完善、不断丰富，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迄今为止，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有着不同具体形态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逐步建立了与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