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逡赖隆⒏裢呃酥料Ｌ乩盏榷兰偷姆缭迫宋铮秃臀难Х缏砼２幌嗉傲恕Ｓ形难Ы绲呐笥盐顒路牌岢凳炻返奈难蓝秸庑┠吧牧煊蛩烈獬鄢叶锵В胰词掷斫饫顒碌难≡瘛�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最后认识的是最年轻的野马余杰。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和余杰深谈，一共和他只匆匆见了两面，一次在《方法》编辑部，一次在国林风书店讨论他的新书《铁屋中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为被驯马场森严的规矩拒之门外，那么余杰则是因为他开始写作生涯时还没有进入驯马场之内，所以驯马场的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影响他的表达方式，因而对他没有约束力。他的文字被称为“抽屉文学”，本来就不是为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写作，只是留给自己备忘，至多给二三好友传看。后来朋友资助他油印成小册子，才渐渐流传开来。
今日之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中，谁的大脑能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够一语道破皇帝光着屁股，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维能力，仅仅因为他还没有染上世故。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看出来也不敢说，就算有个把人想说出真相，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虑措词的策略上，所以说出来也吞吞吐吐，含而糊之，云山雾嶂。读余杰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无忌的快意。这种魅力，在老到的作家学者笔下是没有的。要说与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惭愧的是，年龄给了我世故，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能力。
当然，余杰也面临着四重压力。第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第二重是商业社会的压力，第三重是学术规范的压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压力。我不担心他在前两重压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后两重压力是更大的考验。尤其是朋友们又请你在他的媒体上亮相，又求你收敛思想锋芒，作一些违背初衷的妥协，你还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野马的品格吗？
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
？ 胡绩伟
书屋品茗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68页）
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的时候，想说的话和该说的话很多很多。
十年以前，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时，在湖南长沙举行了一个“刘少奇学术研究讨论会”，我曾经作过一个发言，这篇稿子曾刊登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号的《求是》杂志上，题目是《刘少奇路线异想》。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在十年内乱中批判‘刘少奇路线’，实际上并没有这条路线。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的学术研究会上，我倒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刘少奇路线’？我有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真有一个刘少奇路线那就好了，可能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了。下面说说我的问题和想法。”
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看过的人不会多，即使看过，恐怕早就忘记了。所以我还是先抄其中的两段在下面：
“在强调研究刘少奇的整个革命功绩和革命思想的时候，我有点异想天开，忽然想：如果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啊！可惜，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十七年，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个人迷信、家长制、一言堂占了统治地位。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在最高领导集团中有不同意见，都很难平等讨论，畅所欲言，根本说不上形成不同的意见群，形成派别，当然就更难形成不同的路线了。更何况多年来我们总是对党内的分歧不加区别，把它完全看成非组织活动，也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镇压，这就更难形成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路线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我想，作为党的历史来研究，作为党的理论来研究，我们从事于刘少奇的革命思想研究的同志们，可不可以考虑，研究一下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它同毛泽东的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这条路线为什么没有真正形成？这对于改革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究竟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想，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具有历史意义，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实，刘少奇在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方面有很多很精辟的论述，在学习他这些观点时，研究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想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材料，刊登了一些研究刘少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对我的提议进行着研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重新学习了刘少奇的有关著作，认为值得特别推荐的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反复阐明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肯定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鲜明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刘少奇在上海作这个《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作了调查研究。他在总结了各种“群众闹事”情况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利益分配不公道，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激化起来就闹事。“所以，总起来说，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一般的说法，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干部利用职权在工资、奖金、住房等方面多吃多占，“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干部生活待遇太高了”。在分配上“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他还说过，“我们的干部，实际上享有特权，高级干部特权更严重。”“事实上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所以都争着当干部，争着向上爬。他说：“我们现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他说：我们“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就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是违背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在那个年代他就认为我们“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他警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统治阶层”和“新的贵族阶层”。
老实说，当年的贪污腐化还不是很严重的，刘少奇早就发出取消特权、反对腐化堕落的警告。在“八大”会议上，他说：“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是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而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这样严重。这些年来，铁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二个原因是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群众进行打击迫害，激化了矛盾。
他说：“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
他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
一九六二年五月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法小组起草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时，就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国民党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他还说：“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也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他说用这样的“粗暴态度”、“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说，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及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不会发生闹事的。”
我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他说：“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刘少奇这一独特的分析，一是在性质上肯定：“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二是在处理闹事问题的次序上，先处理人民的问题，如果真有反革命分子，也等处理了人民的问题以后再来处理反革命的问题。
所以，正像我在纪念他九十诞辰的文章所说的，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
一九八一年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刘少奇的光辉思想当然应当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特别提出他关于防止和处理群众闹事的有关论述，理所当然也属于“高举”的范围。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本刊对此文有所删节）
毛姆的小册子
？ 李 杜
书屋品茗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书收了不少：出名的《兰贝斯的丽莎·别墅之夜》《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不怎么出名的《剧院风情》《克雷杜克夫人》《啼笑皆非》，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选编的《毛姆小说集》……这些书都十分了得，印数多，读者多，评论者也多。但我最喜爱的却是两本国内评价不多的小册子：一本叫《在中国屏风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本叫《书与你》（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在中国屏风上》
那年我乘轮船沿江而上抵达重庆。船过海棠溪，我看到朝天门码头的时候，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
当时我就带着这本书。一路上颠来倒去读了好几遍，那篇《山城》，我几乎可以全文背出：“他们说这里‘蜀犬吠日’。这是一座灰色、阴暗的城市，笼罩在雾霭中间，因为它座落在崖石上面。这里有两条江汇合，所以它每边都被水冲洗。但是有一边是被混浊的急流冲刷。崖石像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这船似乎为一个奇怪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颤抖；它好像永远在一点上向喧腾的江流中稳步前进。崎岖的山脉把这城市团团围住。”我艳羡一代文豪，寥寥数语，便把一座山城勾勒得如此厚重而又逼真。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是为写一部叫《常芝青传》的书而到此采访。后来我便把上边的这段话抄在其中。我说常芝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来此接管《新华日报》时就想到了这段话，我说：“若干年前，从一本小册子上，他便读到过这座城市。那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二十年代初中国之行后所描述的这座城市。当时也许并不是因为这城市而是因为文字本身的魅力，所以他读后居然便记了下来。”这自然是个虚构，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常芝青是应该读过这本书的。这样的书倘或他竟没有读过，那也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细节。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早在一九四三年，这本小册子便由胡仲持先生翻译过来，并由开明书店在桂林正式出版。
当然，我并不知道常芝青是否读过、见过或者找过这个版本；我只知道我自己一直在找而且至今仍未找着。这的确让人遗憾。不过总算还是找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窄三十二开；凡十二万字二百三十五页（初版印数仅6400册）；是由陈寿庚先生在毛姆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1984）精心译出的。
这是一本记录中国之行所见所闻的纪游体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