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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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亚的用处

　　
　　？　蓝英年
　　史海钩沉
　　一九九八年《百年潮》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引起不少对苏联历史感兴趣的老同志的震惊，因为这幕多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的惨剧他们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才读到。卡廷惨案我也是一九八九年才知道的。那年我正在苏联讲学。初冬的一天晚上打开电视，看见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苏联官员陪同下率领死难者家属在斯摩棱斯克卡廷森林中凭吊波兰将士的亡灵。黑夜里每人手持蜡烛在阴森森的森林中走动。只看到森林荒草，却没见到墓碑。凭吊者便把蜡烛插在白桦树前的草地上。随后又在报刊上读到不少有关上千名波兰军官在苏联惨遭屠杀的材料。一九三九年八月苏德外长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附了一份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字。同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九月十七日苏联以保护波兰境内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由向波兰发动进攻。波军腹背受敌，无力抵抗，向苏军投降。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作为战俘被押解到苏联；关入劳改营。战俘有通信权利，家人知道他们还活着，关押在苏联劳改营。但一九四○年以后便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询问，但均未得到答复。德国人攻占斯摩棱斯克后，在卡廷森林发现八个掩埋尸体的大坑，从尸体的军服和遗留物上确认他们是被苏联处决的波兰军官。纳粹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布布尔什维克的暴行。苏联当即否定，并一口咬定是德国法西斯枪杀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被枪杀确认是事实，但他们是被谁杀害的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苏方提出德军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驳回。纽伦堡国际法庭并未做出谁是卡廷惨案凶手的判决。以后这个问题多次被提起，但始终未做出结论。苏联多次断然否定是他们干的，把罪责推给德国法西斯，但西方和波兰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一九四○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如何能在苏联控制区进行大规模屠杀？直至一九九○年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访问苏联时，苏联政府才被迫发表声明：“苏方深表遗憾，卡廷惨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把有关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难者名单亲手交给雅鲁泽尔斯基时说：“近期新发现的材料，间接地，却无可置疑地证明，半个世纪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牺牲的数千名波兰公民是贝利亚及其手下人干的。波兰军官的坟墓——旁边苏联人的坟墓出自同一只凶残的手。”戈尔巴乔夫把罪责推给十恶不赦的贝利亚是最便利的开脱，仿佛此事与苏共和苏联政府无关，是新发现的贝利亚的罪行。这是苏联当局推卸责任时惯用的手法。斯大林大清洗时很多党政军要人受到“贝利亚一伙人的迫害”，同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所形成的社会体制无关，同其他领导人无关，而贝利亚已得到应有的惩治，没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兰人对苏共总书记的说法并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他并未说出全部真情。卡廷惨案并非贝利亚擅自干的，是联共（布）政治局的决定，贝利亚充其量是执行者。对卡廷事件了解得更多一些的波兰人甚至知道不是贝利亚干的。
　　《一万五千波兰军官被杀的惨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审议内务部的这个报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四○年三月五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同意该部的建议。在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体成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令人费解的是这份报告上并无贝利亚的签名。”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贝利亚的签名？简单的解释是一九四○年贝利亚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七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组织原则，自然不应同政治局委员一起签署“同意”。但斯大林从不按组织原则办事，只在自己身边小圈子里决定国家大事。他的小圈子经常变化，有时三四人，有时四五人，决定于他在某个时期对某几个人的信任程度。如晚年他只准许政治局委员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参加他的家宴，而不准许同是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参加。国家大事也同样是在他饭桌上决定的。第十三次政治局会议就没让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参加。但内务部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上也没有贝利亚的签名。他作为内务部首脑，向政治局呈递报告，却不在报告上签名，确实难以理解。这说明报告不是他写的，而是斯大林让别人写的。斯大林知道贝利亚不同意报告中建议对波兰军官“以特殊方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的提法。贝利亚反对处决波兰军官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从情报中获悉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即德国进攻苏联的秘密代号，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以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将成为红军抵抗德军的友军。诚然如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中再三提到的那样，贝利亚绝对服从斯大林，没有斯大林的指示他什么也不敢做，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都敢干。他敢反对处决波兰军官，是因为看出斯大林对如何处置波兰军官尚未拿定主意。
　　上文中还有一段话：“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获释，奉命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军，并在苏联各地设立征兵站，招募流散的波兰军官。”一九四○年四月至五月间，根据政治局三月会议，波兰军官通通被处决，怎么一九四一年又释放了“在波军中素孚众望的安德尔斯将军”呢？并还让他组建波兰军队？“在波军素孚众望”对斯大林并非释放理由。这里显然漏掉了某些环节。
　　在政治局三月会议前，贝利亚把安德尔斯将军从劳改营接到自己家中。贝利亚儿子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家中多次见到过安德尔斯，这不会是他的编造。贝利亚的副手梅尔库罗夫经常找安德尔斯谈话，有时还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安德尔斯在贝利亚家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但并无表示，说明斯大林尚未做出杀或不杀的决定。贝利亚在试探斯大林的心思，斯大林稍有表示，他会立即把安德尔斯送回劳改营。据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副官叶扎·克利姆科夫斯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在耶路撒冷和罗马写的回忆录，苏联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后重新组建波兰军队：“安德尔斯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签订七月条约几个月前便建议普舍兹杰斯基组建波兰军团……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电台广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执行波苏条约，宣布对苏联境内的全体波兰公民实行大赦……据统计，在苏联境内有三万适合服军役的波兰人，组成两个师实在太少了。但传说这只是未来军队的第一部分……”这说明斯大林先举棋不定，后赞成处决波兰军官，四一年后又决定组建波兰军队，因为苏联急需抗拒德军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决定处决波兰军官可能受到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的影响。他的理由是：如果以这批波兰军官为骨干组成一支军队，一旦打败法西斯他们可能夺取政权，那将不是苏联所需要的政权，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民族主义者。那时斯大林已预见波兰将是社会主义国家。说穿了，斯大林担心战后民族主义者在波兰掌权，不听他的话，波兰不一定成为苏联的附庸。贝利亚看出斯大林的犹豫才敢不在内务部的报告上签字，并把执行政治局决议的任务推给伏罗希洛夫，由苏联红军执行。现已查到内务部把波兰战俘移交给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文件上有贝利亚的签名。如果公布击败德国法西斯、解放波兰的苏联红军是枪杀波兰军官的刽子手，实在太不光彩，所以戈尔巴乔夫对雅鲁泽尔斯基说是贝利亚干的，这对不明真相的波兰人既可接受，又维护了苏联红军的名誉，贝利亚的用处便表现出来了。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看过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仔细研究过由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名的那张瓜分波兰的地图。戈尔巴乔夫只讲出一半真情。
　　贝利亚对苏联其他领导人同样有用。一九五五年由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负荆请罪，修复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对铁托说，苏南关系的破裂完全是贝利亚挑唆的，现在这个恶棍已被处决，苏联已改正错误，两党不应再争吵，还是重新和好吧。铁托听了冷笑一声说：“您想对贵国贵党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这是你们的事。但我清楚，事实并非如此……”铁托认为他们和好的诚意不足；对苏联代表团态度冷淡，谈判进行得很艰巨。众所周知，是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六月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因为铁托根据本国实情没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斯大林便认为铁托不听话，对他百般羞辱，最后竟把他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铁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同斯大林翻脸。贝利亚对铁托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苏联一边，向苏联提供港口和机场，不倒向美国，就足够了。至于南斯拉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必照搬苏联模式。如南斯拉夫山多，农户住得分散，成立不了集体农庄。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骂贝利亚是铁托分子。贝利亚同铁托私交很好。一九四四年铁托司令部被德国人包围，贝利亚冒生命危险乘飞机救出铁托的司令部，其中还有英国派驻铁托司令部的丘吉尔的儿子。斯大林同铁托吵翻后责骂贝利亚，当初何必救他，不如让德国人把他们通通消灭，现在也少了块心病。苏联以至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真情，便跟着斯大林骂铁托。但铁托明白破裂的责任在谁，所以对赫鲁晓夫的话报以冷嘲。
　　如果把贝利亚比作斯大林豢养的凶狗，斯大林叫他咬谁他就咬谁，大致不错。但他又同斯大林先前豢养的凶狗亚戈达和叶若夫不同，比两位前任有头脑得多，眼光也远大得多。他看出战后斯大林仍一再发动清洗，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在斯大林晚年；他联合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斯大林较量，准备除掉斯大林。贝利亚指使克里姆林宫的女医生季马舒克检举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用错误的治疗方法谋害了高尔基、日丹诺夫等人，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入狱。贝利亚此举是除掉斯大林的保健医生，使年迈的斯大林一旦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促他早死。但没想到斯大林下令逮捕克里姆林宫医院所有医生，说他们通通是外国间谍，制造了“医生事件”反对贝利亚。如果医生都是间谍，主管安全部门的贝利亚的警惕性到哪去了？该当何罪？幸亏几天后斯大林去世，贝利亚等人才保住脑袋。
　　贝利亚做过很多坏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在苏联人民眼中成为凶残的化身，这是不容反驳的历史事实。但并非所有坏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曾参与过，而他也只是执行者，不是元凶。贝利亚被处决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往往把斯大林和自己的罪责通通推到贝利亚身上，替斯大林推卸责任，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贝利亚成为他们手中的挡箭牌。这便是狗屎堆贝利亚的用处。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

　　
　　？　余开伟
　　史海钩沉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迩的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谢泳在这本书中说：“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敢言‘党天下’，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幛，扑朔迷离。
　　戴晴在《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中，认为他于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
　　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安平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安平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像储安平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
　　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