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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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积聚的追求，对于这种特性来说，都无关紧要。总之，个体的大多数都极易接受那种展现给他们的形式。　　　　　
　　然而，他们并不都认为它是同等性质的，那些潜能与社会选择的行为类型相符的人是受宠的和幸运的。　　　　　
　　在某种情境中的受挫者，如能很自然地尽可能迅速地寻求摆脱困境的方式，便能在普韦布洛文化中受到很好的待遇。如我们所知，美洲西南部的风俗使那些可能在其中发生严重挫折的情境减到最小限度。当象死亡这类会给人带来挫折的情形无法避免时，他们就采取种种手段将其尽快抛在脑后。　　　　　
　　另外，把受挫作为羞辱来反应并首先想获得均等报复的人，在西北海岸比比皆是。他们可以把那种自然的反应扩展到下列情境中：在那里，他们击碎桨，沉没船，或者杀死亲属。从愠怒激起的第一反应，是以财富或武器进行“战斗”的回击。那些以造成别人的羞辱来缓解绝望的人能够自由地、毫无抵触地就在这种社会中站立脚跟。因为他们的癖性已在他们文化之中畅通无阻。在多布，那些第一冲动是选择一个牺牲者，在惩罚过程中将他们的痛苦投放到该牺牲者头上的人们，也同样是很幸运的。　　　　　
　　很巧的是，在我们描述过的三种文化中，没有哪种是以强调对原始的和片断的经验的恢复这样一种现实态度来对待挫折的。甚至在死亡的情况下，似乎也不可能采取现实态度。但许多文化习俗也对此异想天开。某些补偿形式极合我们讨厌，不过唯有如此，才能更清楚地表明，在那些以放任这类潜在行为去对付挫折的文化中，那种社会习俗的惯例已把这种方式推到了惊人的程度。在爱斯基摩人中，当一人杀害了另一人时，被杀者的家庭可让杀人者来替代自己群体中的那位丧生者。于是，杀人者就成了那个因他的行为而守寡的妇女的丈夫。这种对补偿的强调忽略了此情境的所有其他方面——那些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方面；但当传统选择了这样的目的时，对其他一切漠然置之应当是完全适当的。　　　　　
　　在哀悼情境中，补偿也可以用与西方文明标准并无多大差异的方式进行。在大湖（Great　　　　
　　Lakes）南部某些阿耳冈昆印第安人中，通常的做法是收养。孩子死了，可由一个相似的孩子来替代。这类相似性以各种方式表现：通常，偷袭中捕获的俘虏就彻底成为死者家庭的成员，给予他以死孩生前所有的特权，并给予他以同样的慈爱。或者很通常的对象是死者最亲密的玩伴，或是来自有亲戚关系的村落的在身高、相貌上与死孩相似的孩子。在这种情形下，被选中的孩子的家庭应当是高兴的，确实，在大多数情形中，它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在我们的习俗制度中，这却是一件很大的事。被选的孩子总是认了许多“母亲”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在新的家庭中，这种新的忠顺能使孩子在另一个家庭也感到完全自由无拘。从长子父母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的孩子死前存在的那种状态得以补偿而获得满足。　　　　　
　　那些首要地是哀悼情境而不是哀悼死者的人，在这种文化中获得的弥补已到了在我们的习俗之下无法想象的程度。我们承认这种安慰是有可能获得的，但我们谨慎地把它与最初的损失之间的联系降到最小程度。我们不把它作为一种哀悼的方法来对待，而且，那些完全满意于这种解决办法的人在困境消除之前一直处于无助状态。　　　　　
　　对待挫折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它恰好与普韦布洛人的态度相反，我们在讨论其他草原印第安人的酒神式反应中描述过它。它不是试图以尽可能小的困窘来渡过这种痛苦经历，而是在极度悲哀的表现中寻求解脱。草原印第安人崇尚极度放纵，并把情感剧烈表达的需要视为理所当然。　　　　　
　　在任何团体中，我们都能够辨认出那些人，他们对挫折和不幸作出的不同反应都是同质的：漠然置之、无节制的放纵、报复、惩罚牺牲者、寻求最初情境的补偿等等。在我们西方社会的精神病学的记录中，一些这类冲动被认为是应付这一情境的坏的方式，另一些则被视为是好的办法。人们说坏的方式将导致顺应不良和精神错乱，好的方法则能导致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然而，很清楚，任何一种“坏”的倾向与变态行为之间没有绝对意义的相关性。那种逃避不幸、不惜代价将其弃置身后的欲望，并不会助长精神病行为，象在普韦布洛人中一样，这种欲望根据习俗加以筹划，并受到团体的每一种态度的支持。普韦布洛不是神经质的民族，他们的文化给人以促进心智健全的印象。与此相似，夸库特耳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偏执狂态度，被产生于我们的文明中的精神病理论理解为“坏”“到”极点，亦即他们以种种方式导向人格分裂。但正是夸库特耳人中的这些个人，认为对这些态度给予最自由的表现是相宜的，他们是夸库特耳社会的领袖，并在其文化中，找到了最充分的人格实现。　　　　　
　　显然，适当的个人调节并不取决于对某些动机的遵循或回避。相关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正如那些其同质反应最接近代表他们社会特征行为的人受到宠爱一样，那些其同质反应掉进了不为他们的文化所崇尚的行为弧中的人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这些变态的人是那些不会得到它们文明制度支持的人。他们是那些不轻易接受他们传统文化形式的例外者。　　　　　
　　从有效的比较精神病学看，那些因自身不能充分适应他们文化而感到迷向的人们是非常至关重要的。由于从固定的病症出发，而不是从对其特有的反应在他们的社会中遭到有效否定的那些人的研究出发，这个问题在精神病理论中常被搞的混乱不堪。　　　　　
　　我们描述过的部落都有非集体性的“变态”个体。在多布，彻底迷向的个人是那种自然地表现友好、发现活动本身目的的人。他是个愉快的伙伴，根本不试图打倒伙伴或惩罚他们。他为一切有求于他的人干活，不知疲倦地执行对方要求。他不象他的同伴那样充满阴暗的恐怖，并不完全压抑对关系密切的女性——妻子或姐妹——质朴而公开的亲密反应。他常在公开场合轻轻爱抚她们。这对于任何其他多布人来讲，都是可耻的行为；但对他而言，不过是被视为有些傻气罢了。村人以充分友好的方式待他，不给予欺骗或挖苦，但他肯定被当作那种竞赛之外的人。　　　　　
　　与多布笨人同质的行为，在我们文明的一些时期被视为理想，而且在大多数西方社区里，人们仍有接受他的反应的倾向。尤其当一个妇女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习俗也会很好地为她提供方便，使她在家庭和社区中体面地执行自己的功能。那种多布人不能在其文化中发挥作用的事实，不是那些适宜于他的特殊反应的结果，而是这些反应和这种文化模式相分歧的产物。　　　　　
　　多数民族学学者，有相似的经验，认识到受社会轻视而被排斥在外的人，并不一定会被另一文化所排斥。罗维（Lowie）在草原克洛（Crow）印第安人中，发现了一位对自己文化形式了如指掌的男人。他对客观地思索这些形式和把不同方面联系起来极感兴趣。他对家系事实也很有兴趣，而且对于历史问题来讲，他极有价值。总之，他是克洛生活的一位理想的解释人。但是，这些特质在克洛人中并不是受尊重的东西。他明显害怕肉体的危险，但威吓又是该部落的美德。更糟的是，他企图通过要求一个虚假的战争荣誉而得到承认。事实证明，他没象他要求的那样，从敌人营地弄回一匹栓在桩上的马。对战争荣誉提出虚假的要求，是克洛人中的十恶不赦之罪，经常这么反复再三，他就被看成是不负责任的和无能之辈。　　　　　
　　这种情形与我们的文明对不能成功地把自己私产视为至高无上的人所持的态度相似。我们的无业游民通常由那些把积聚财富不当作纯然动机的人所供养。似使这些人与游民结伴，舆论就会认为他们是潜在邪恶的，而实际上，是由于他们乐于参与其中的那种不合群的情形所致。但是，如果这些人以强调他们的艺术气质来补偿自己并成为不足称道的艺术家流亡团体的成员，那么，舆论便不会把他们看作是邪恶的，但会认为他们傻气愚蠢。总之，他们未得到其社会各种形式的支持，因此，满足于自我表现的努力，一般来说，与他们能取得的成就相比，是更重大的任务。　　　　　
　　这种个体的二难境况，往往可以通过残酷对待自己最强烈的本性冲动和接受其文化尊崇的角色而得到非常成功的解决。如果他是个认为社会承认很有必要的人，一般来讲，这就是他的唯一可能的途径。祖尼人中最杰出的个体，就是认为社会承认是必要的人。在一个完全不信权威的社会里，他便具有在任何团体中使自己突出的一种自然人格魅力。在一个崇尚中和、温和方式的社会中，他就是动乱的代表，能产生强烈的影响。在鼓励赞美“大量交谈”——即以友好方式胡吹瞎聊——这种柔顺人格的社会中，他傲慢自负，使人敬而远之。祖尼对此种人格的唯一反应是把他们当作巫师。据说，有人曾见他在窗外窥视他人，这就是巫师的确切标志。总之，他会在某天喝得酩酊大醉，自吹自擂，声称无人能够伤害他。他被带到战争祭司面前，捆住姆指，吊到椽子上，直到他坦白了自己的巫技。这是处置巫技的通常方式。他自己火速派人通知其政府军队。当他们来时，他双肩已终身残废无药可救了。法官留了下来，不是救他，只是把对这种穷凶极恶的行为负有责任的战争祭司关进牢狱。其中一个战争祭司可能是近代祖尼历史上最受尊敬的重要人物，当刑满从州立监狱回来时，再也没有恢复祭司的职务。他把他的权力看作已破碎了。这在祖尼历史上或许是唯一的一次报复。当然，它是对祭司们的挑战，即这个巫术者用他的行为公开反对他们。　　　　　
　　但是，在这种挑战之后40年内，他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不是我们能轻易预测出的那种生活。人们不会因为他是巫师而禁止他加入崇拜团体，因为他已受到惩罚，而且承认的方式就在于这种活动本身。他具有惊人的文字记忆力和甜美的歌喉。他通晓有关神话、秘密仪式和祭祖歌曲等方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他死前，长达数百页的故事、仪式诗由他口授而被记录下来，而他把自己的歌曲当成是流行更为广泛的歌曲。他成了仪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在死之前，他是祖尼的统治者。他的人格的同质倾向使他处于与其社会不可逆转的冲突中，他利用天赋的才能解决了自己的二难困境。如同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并不是个幸福的人。作为祖尼的统治者，崇拜团体中的高位者、以及社区中的显赫人物，他却被死亡所困扰。在温和快乐的民众中间，他是一个受骗者。　　　　　
　　很易想象他在草原印第安人中可能过的日子，在那里，每一习俗所偏爱的特质对他来说，就是天生的本性。人格力量、骚乱、嘲弄，一切都在他所选择的事业中受到尊重。作为成功的祭司和祖尼统治者，他气质中所具有的那种不幸，使他不能成为契叶纳战争首领。这不是他天生禀赋的特质起了作用，而是其文化标准的作用，在这一文化中，他找不到自己本能反应的渲泄口。　　　　　
　　我们至此所讨论的这些个体在任一意义上都不是精神病。他们说明了个体的二难处境，他的同质内驱力在其文化制度中得不到提供。当有关行为在一个社会中被视为绝对变态时，这种二难境地就具有了精神病学上的重要意义。西方文明倾向于把即使是温和的同性恋当作一种变态。有关同性恋的观察报告强调它引起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错乱，而且也同样强调性倒错者及其行为的那种不适应的功能。然而，我们只有转向其他文化，才会意识到，同性恋者绝非一成不变地与社会环境相抵触。他们也不总是不起作用。在一些社会里，他们甚至受到特别的欢迎。柏拉图的《理想国》，当然是同性恋受宠的最有说服力的声明。它被描述为幸福完美生活的一种主要手段，而且，柏拉图对这种反应的高度伦理评价，在当时希腊风俗行为中，就得到了确认。　　　　　
　　美洲印第安人没有为同性恋规定柏拉图式的高度道德要求，但同性恋者通常被认为具有异常的能力。在北美大多数地方，存在着被法国人称之为异性装扮（berdache）的制度。这些男性女人都是在青春期时或之后，穿上女装，从事妇女职业的男人。有时他们和其他男人结婚，同居过日。有时他们并不是性倒错者，而是性本能天赋薄弱，选择这种角色是为了避免女人的讥笑。异性装扮者从未被认为象西伯利亚的类似男性女人那样具有第一流超自然力的人，而被看成是妇女事务的领袖，某些病症的优秀治病人，或在某些部落里，还是社会事务的谦恭和蔼的组织者。虽然人们对他们抱以承认，但仍常处于某种尴尬之境。称一个明知为男人的人和一个将被埋在其他男人墓旁的祖尼人为“她”，总是让人觉得有些荒唐可笑。但他们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多数部落都强调这一事实；从事妇女事务的男人，由于体力和创造力超过女性，所以他们成为妇女技艺和积累那些由女人创造的财富的领袖。约30年以前，祖尼人中最有名的人就是一位男性女人维哈（we－whe），用他的朋友史蒂文森夫人（Mrs，Stevenson）的话说，他“当然是祖尼的最强者，智力体力皆如此”。他在仪式方面的惊人记忆力使他成为仪式场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力量和智慧使他成为各种技艺中的领袖。　　　　　
　　祖尼的男性女人并不都是强大有力、独力自持的人。他们中有一些人以此为避难所，为自己无能参加男人活动作掩护。有人几乎就是个傻瓜，有一个还完全是个小男孩，他似姑娘那样，有着纤细娇柔的外表。在祖尼，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异性装扮者，很明显，肯定有好些理由，但无论什么原因，公开身着女装的男人，象其他人那样，有同样的机会使自己确立地位，成为对其社会发挥作用的成员。他们的反应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他们有天赋才能，可以自由发挥，如果虚弱无力，失败也是由于性格的弱点，而不是因为性倒错。　　　　　
　　印第安人异性装扮的习俗制度，在草原地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达科他人有一说法：“上好的财物等于异性装扮者”，它是对任何妇女家户财产予以称赞的缩影。一个异性装扮者，备有两套手段，在女人的技艺中他至高无上；他还能通过男性狩猎活动，维持家庭生计。从而他们都差不多富有。特别是需要为仪式精制饰珠或打扮肌肤之时，异性装扮者的工作会因优于他人而受到重用。正是他们具有的社会适应性受到了高于其他一切的重视。在祖尼，对这种人的态度很矛盾，好恶参半，在承认不协调性时，仍感有些别扭。但是，社会的嘲笑不光顾异性装扮者，只降临到与他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后者被视为弱者，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舒适的避风港，而不是其文化所认可的目标。他对家庭无所帮助——这种家是通过异性装扮者们的努力而为所有家庭建立的一种范型。他的性调整不是在对他进行性判断后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