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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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相当单调，没有夸张的笔法，没有顿呼，着重于叙述和详细的描写。他的作品集中表现中国大地的富饶和人民的贫困，对比强烈。
他诗里强烈、粗糙的措辞与他要表达的思想十分相称。50年代初的作品中，他顺从上级意图，试写以民歌节奏为基础的结构很紧、分成几节的诗，但诗人抗议的战斗精神在选择主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诗集《海岬上》（1957）收入许多首自我意识浓厚的诗作，中心思想是将诗人自己比喻成捍卫自己独立，捍卫自己说话权利的卫士。他的心有如一颗“珍珠之母”，慢慢地产生了他的信条的珍珠；他的人格像一块礁石，稳固地迎接浪涛的一次次拍打。
在一首写于“百花齐放”期间的寓言诗里，艾青把诗人比作黄鸟。在麻雀的 ① 冯至：“煤矿区”，选自《十年诗抄》。引自S。H。陈：“隐喻与中国诗韵的意识”，见西里尔·伯奇编：
《中国的共产主义文学》，第52 页。 ② 参看作者的“零度生活”（1947 年），一首描写旧上海贫民区冻僵的儿童尸体的诗。或看许 芥煜编：
《20 世纪中国诗歌选》，第289 页。 ③ 节选自张钟等编的 《当代文学概观》第 39 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年。——译者）展翅鼓噪下，作为批评家的喜鹊啄击黄鸟，但是，黄鸟毫不气馁，依然歌唱。 另一首诗（1956年），艾青因为里面有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煤山树上上 吊自杀）的同情，而受到批评。由于艾青坚持个性独立，不妥协于以前对他 的攻击，还由于与“丁玲集团”过从甚密，使得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 中，被树为一个突出的靶子。两年后，艾青就被送到新疆一个偏僻地区，直 到1975年才被允准返回。艾青有20多年在诗坛上销声匿迹，是中国新诗遭 受到的最痛苦的事件。
1949年，在53种重印的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有两部叙事长诗， 是40年代新诗的代表，对以后诗的创作有重大影响。第一部是田间 （ 1916 —）的 《赶车传》。田间的诗艺原来是模仿“新月派”的，作诗讲究标准化 的韵律规则。但在苏联革命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下，田间作诗改为分行 断韵。《赶车传》大概有1。2万字，说的是车夫的女儿如何从恶霸地主魔掌 中解放出来的故事。在以下段落中，车夫为了偿还地主的债务不得不以女儿 作抵押。直接、浅显的现代口语是此诗的基本语言，诗句按平衡对称原则构 思得很巧妙，类似于古典民歌风格，有力的节奏高潮由谚语引出：
谁能猜，谁能猜穷人的车呵装的泪载的仇好比包着的大雾又淋的暴雨蓝妮虽上车人也哭车也哭在不平的路上哭声四面传来车儿和蓝妮滚来又滚去路呀，好难走难走，好难走走呵也是愁不走也是愁真是冤仇一日结千年难割断！
20年后，田间在另一首代表作《铁大人》（1964年）中表明他已从铿锵有力的“击鼓式节奏”转向更加固定的句法结构。《铁大人》告诉人们要对修正主义和阴谋破坏者继续保持警惕，这些人 （用诗里的话说）会扮成狐仙来麻痹公社的保卫者：
狡猾的狐狸你别妄想，别想叫我放下枪。
你就是个大狐狸，你想拉我下泥塘。
我为革命流过血，我为祖国负过伤。
我还为公社植过树，如今梨花开满树成行。明月要把红心赏，大树应作社中梁。
你别想来诱惑我，刀口上的蜜糖我不尝。①这首诗特有的节奏令人想起诗人李季（1922—1980年）。李季是湖南一户穷苦人家的儿子，是他写了第二部引人瞩目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
②该诗有近400行对句，每行大概是7个音节。评论家周而复把李季这部诗的出版描述为：“无疑，这首诗开创了中国新诗的一个新纪元，作者李季并不是一个文学工作者，也不是一个诗人，只是生活在人民大众中的普通一员，热爱文学的一员……这是一首真正来自人民内部的诗，想人民所想。诗的语言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源自最可靠的人民大众的核心。”
《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特点是，每一组对句中先是一个比喻，然后是一个陈述，例如：
山丹丹花开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接着，与此并列的数句之后：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王贵是个好后生人物形象对应着众所周知的有浪漫色彩的事物：
隔窗子了见雁飞南香香的苦处数不完人家都说雁儿会带信捎几句话儿给我心上的人：
“你走时树木才发芽；树叶落净你还不回家。”
年轻情侣罗曼蒂克的欢悦情调足以抵消诗文中的粗俗和韵味的不足。《王贵与李香香》继承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类传统爱情歌谣的写法，而为大众所喜爱。
李季后来还写过很多叙事诗，如歌颂玉门石油工人的诗。1958年，他写了一部叙事长诗《杨高传》，讲述一个贫苦的放羊娃如何向一个盲人歌师学习民间歌谣的故事。盲人歌师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杨高传》的许多章节涉及到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英雄事迹，但这不影响杨高后来参加土改运动，成为一个革命英雄。长诗的最后一部分描写杨高来到玉门油田的故事。诗人擅长描写地下储藏的石油波澜起伏的景象，以及处理叙事诗行的跳跃。李季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急于让人一目了然，这就导致诗句在具体事物的描写方面显得苍白无力、琐碎杂乱。但是，李季可能依然是新中国具有最为广泛的读者群的诗人。后来，李季担任《人民文学》和《诗刊》两家刊物的编委，在促进新诗的大众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50年代初，邵燕祥（1933—）是广播电台的一名年轻记者，他以第一个 ① 见《诗刊》1964 年第 7 期，第 4 — 7 页。译在许芥煜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第 708— 712 页。 ② 周而复：《新的起点》，第120 页。五年计划期间热火朝天的建设为题材作诗、作曲，高度颂扬工业战线的建设者。在诗集《到远方去》中，邵燕祥描写了一批赶赴遥远的建设工地的城里青年：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乱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谁都不会落空①此外，孙友田（1936—）这位淮南煤矿的诗人描写了工业战线建设者的形象，从而也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李学鳌（1933—）则在1956年出版了诗集《印刷工人之歌》。
农民题材的小说前些年，赵树理（1906—1970年）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得到高度评价，并有许多作家纷纷模仿。1943年，赵树理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用直率简单的方法描写农村男女青年婚姻自主。小说中的青年人要克服保守的父母的压力，破除农村迷信，其活生生的代表分别叫“三仙姑”和“二诸葛”。赵树理创作这篇小说时有意识地吸收了他的家乡山西山区农村民间艺人的说书艺术，用语朴素、简单，并尽量使用符合人物身分的语言，善于制造悬念，阐说情节的发展，以保证吸引读者，他的小说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即刻抓住读者的兴趣。赵树理这种小说写法虽然开始时只在局部地区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很快，许多地方的记者都有意识地把赵的手法当作新时代作家的榜样来学习。他的小说不属于都市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统，而是真正具备农民背景的创作。的确，赵树理本人来自农村。赵树理在文学上很快声誉鹊起，无疑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工作者，其作品坚持了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继《小二黑结婚》之后不久，赵树理又发表了小说《李有才板话》，这无疑是作者最心爱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李有才板话》的开场白中，很明显地流露了赵树理在他所选择的社会总体环境的制约下独有的、具体而简明的手法：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都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本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第1页）因为当地统治者姓阎，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乡村歌师李有才编了一段快板讽刺统治者，并教育村民，向党的新政权指出他们的错误：
村长阎恒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
年年要投票，嘴说是改选， ① 邵燕祥： 《到远方去》，第65 页。选来又选去，还是阎恒元。
不如弄块板，刻个大名片，每逢该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写，年年不用换，用他百把年，管保用不烂。 （第3页）赵树理第一部长篇小说是 《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这部小说表现 了地主（以李如珍为代表）与受压迫农民（以张铁锁及其追随者为代表）之 间反复交错的拉锯战。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山西北部的一个乡村。在这 部小说里，作者原来擅长的幽默风格变得冷峻起来，叙述也经常客观冷静： 在共产党武装镇压最严厉的时期，地主李如珍被挖出双眼、砍断双手，太阳 穴直冒鲜血，乃至人民群众对他采取了五马分尸的酷刑（尽管后来党组织知 道后曾经批评过这种报复手段）。反动派狡猾的诡计，以及生动地描写农民 日益自信他们的力量，加上赵树理经常使用活泼的语言，使这部小说在50 年代初非常畅销。直到丁玲和周立波更成熟的农村小说出现以后，赵树理这 部小说的地位才被取代。
1955年，赵树理响应领导关于合作化运动的号召，用他最富于雄心的著 作，再次显示他善于接受艰巨任务的能力。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李有才板 话》或他的短篇小说《登记》、《传家宝》等反映农村生活变化的尤其是反 映农村妇女的小说看出，这并非赵树理的专长。《三里湾》描写一个遥远的 北方农村新生的农业合作社建设一项水利灌溉工程的故事。村民们在干部带 领下，采用了新方法，克服了唯利是图的包工头和自私自利的中农分子设置 的种种障碍，从而使他们受到现实的教育。在这部小说里，赵树理重新捡起 了早期作品中的幽默风格，尤其表现在描写青年人温柔的爱情追求方面。但 从总体上看，赵树理的涉及面太广了， 《三里湾》显得不够紧凑。最为遗憾 的是，他的《灵泉洞》始终未能完稿，该书的第一部分于1959年首先发表。 他的这部作品描写山西乡村人民在1940到1941年间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四处 抢劫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故事，这代表了作者回到了早期拿手的写作风格。 作者从往昔陈旧的军事题材中，从容地呼唤英雄形象，挖掘丰富的乡村文化， 用令人轻松而不是粗野嘲弄的笔法处理小说中的巫术、迷信成分。
60年代，赵树理仅仅写了少量有影响的短篇小说。随后，文化大革命进 入高潮，他受到公开批判，赵树理在愚昧的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
丁玲（1907—）在1948年出版了一部反映土改的著名小说《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该小说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40年代末，土改运动随着 共产党军队横扫华北大地而蓬勃发展，这时，丁玲的那部小说才由原来粗糙 的、公式化的框架发展成宏篇巨著。小说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教育农民 清楚认识到地主就是他们的剥削者。地主在富农中寻找联盟，寻找易受他们 欺骗的追随者。他们的诡计欺骗了幼稚的干部，但到最后，村民们在经验较 为丰富的外来干部的帮助下取得了进步，识破并阻止了地主的反动计谋。
丁玲凭借她所受的几年训练，成为一名作家，她早期的小说是富有浪漫 色彩的独白，延安时期，她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社会，这使她在40年代初 期遇到麻烦。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 合 （尽管从未承认过这一点）的创作手法，给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提供了一个 成功的范例。比如丁玲用的是田园诗般的优美笔调，描写受到人们高度赞美 的苹果园：闪光的露珠晶莹透明，村里的顽童光着屁股无忧无虑地玩耍……，丁玲诗意化的语言足以驱散任何理想化的怀疑。丁玲在这部小说里，用较短 篇幅勾勒了顽固的地主钱文贵，他的侄女儿黑妮和程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 关系。程仁以前是钱文贵的帮工，也是黑妮的情人，现在，他是农协主席， 威信渐长，钱文贵企图通过黑妮引诱程仁。顾涌是一个勉强接受共产主义改 造的中农，但最后，他却向人游说尊重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农民身分。这部小 说的反面人物很有意思，但没有正面人物形象那么光彩。比如，小说嘲讽一 位教师的无耻，这位教师喜欢替地主拨弄是非、贩卖谣言；又如那个傲慢自 大的文采，他向人证明他所学到的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是荒唐的，不适用 于他所面对的客观现实。
另一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也发表于1948年，作 者周立波 （1908—1979）是位老党员。小说的标题指的是毛泽东曾经用来形 容觉醒的农民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的景象。周立波曾经翻译过肖洛霍夫的 《被 开垦的处女地》，《暴风骤雨》模仿了该书的写法。当然，周立波本人也从 未自诩过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家。《暴风骤雨》尽管很翔实地描绘了农民 生活，这表明他细致地观察了实际生活，但是，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还是缺 乏丁玲小说人物的深度和细腻。作者较满意的作品是他晚期的《山乡巨变》
（1955年），小说描写了 50年代中期湖南的一个乡镇为成立农业合作社而 展开的斗争。但是，周立波把笔墨着重于性格坚强的硬汉，以及他笔下人物 的婚姻关系上，这使他遭受了批判，给他带来了痛苦。但是，正是他这种对 于人性基本因素的细致关注，才使得人们深信，《山乡巨变》是新时代最成 功的五、六部长篇小说之一。
战争小说在西方现代文学看来，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宣告 了赞美战争勇士的终结。而恰恰相反，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小说根本没有 显示出对战争厌倦的迹象，中国作家不知疲倦地讴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领 导者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朝鲜战争时期的勇敢、智慧，讴歌他们如何痛 击敌人，歌颂军民一家人的鱼水之情。
《新儿女英雄传》是夫妻作家孔厥和袁静所著，他们早在1947年就写过 反映农民和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受难者》。但是，文学上的长期合作并不 能阻止他们50年代初期的离异。
19世纪满族文人文康写过《儿女英雄传》，那里面试图教育青年人通过 尽孝道才能建功立业。而孔厥和袁静笔下的人物是“新”英雄。主人公牛大 水和他的妻子杨小梅，以及他们的同志受新道德 （即对国家、对党的忠诚） 而非旧道德的影响。八年抗战影响了生活在湖北鄱阳湖畔的人们，小说的主 人公就是八年抗战的中心人物。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共产党的抵抗规模如何逐 渐扩大，从袭击被溃逃的国民党遗弃的小股部队，发展到攻击敌汽艇、占领 敌碉堡，乃至最后对城墙环绕的城市发动全面进攻。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