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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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任联合委员会主席多年。蒋系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部长。沈宗瀚为中方专员，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
李登辉亦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衔，是该委员会农业经济专家 （李在此之后任台北市市长和台湾省主席，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任中华民国总统）。该联合委员会不算中国政府的正常机构，薪金高，能招聘到特别能干的农业专家。
联合委员会有双重作用：代行中国政府农业部的职能；作为美国援助团的农业分支机构，负责将美国对台经援的1/3用于发展农业。这几乎占台湾接受美国经援期间（1951—1965年）对农业净投入的60％。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农村建设活动，包括改良农、畜品种，兴修水利，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组织、农业财政与农村卫生，进行农业研究等，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中推进农村全面建设的楷模。①在土地改革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制订的农业发展计划的共同促进下，从1952至1959年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超过了同期人口增长率（3。6％）。畜牧业生产增长了73％。美国经援（每年约9000万美元）的1/4是以提供剩余农产品的形式给台湾的。这样，台湾不仅有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还能改善人民的营养状况，保证当时台湾主要出口物资农产品的出口。
农业也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征收土地税 （收缴大米）；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征购大米；实行大米、肥料的实物交换计划。化肥由政府独家经营。用化肥换大米是政府的一项巨大收入，可保证对军政人员的大米供应，也可在市场上出售，以稳定物价。政府对主要粮食的控制使当局能保证对政府雇员的粮食供应，防止米价上涨和商人囤积居奇。 ① 关于中美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情况，参见约瑟夫·A。亚格尔；《台湾农业的改革：农村重建联合委员 会的经验》。台湾在早期即强调发展农业，使工农业能平衡发展。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不多见的。虽然为了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农业也受到“压榨”，但其交换条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农业极为不利。土地改革增加了农户的收入，为工业生产中的非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的地主由于不能再兴办农场，也开始向工业投资。
台湾当局早期作出的其他经济决策，对50年代经济均衡发展也有重要作用。50年代初，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国营公司（主要是化学、化肥和石油公司）占工业生产的56％。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不再扩大国营企业，上述企业保持已有的水平，而将资金用于扩大基础建设，并创造条件发展私营工业、生产消费品，以替代进口消费品。据此，政府开始投资扩建乡村公路网，改善铁路交通 （铁路密度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增加电力生产，以满足未来对电力不断增长的需要。
由于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工业生产逐渐由出口食品加工业转向生产纺织品、橡胶和皮革制品、自行车、木制品等国内市场消费项目。生产这些商品需要资金不多，技术要求也低，因此可以由经验不足的台湾人办的企业生产。为此，台湾人在大城市四周或小城镇兴建小厂（可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50年代，由于工业下放，农村人口涌向大城市的速度相对减缓。由于公共汽车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许多新工人宁愿住在农村，乘车去城镇工厂工作，也不愿迁入城市。“以工兴农、以农促工”的格言，正付诸实践。
50年代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到50年代末，生产替代进口商品的工业已发展到饱和程度。进口的消费品在全部消费品中仅占5％。在某些方面，生产能力已大于实际需要。这时政府需要决定是否将重心转向生产原先进口的耐用消费品和重工业产品，还是出口已在生产的非耐用消费品。经过一段犹豫，政府选择了后者。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台湾已明显地增加了工业产品的出口。1952年，92％的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只有8％为工业产品。到1959年，工业品的出口已上升到总出口的24％。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外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为工业品出口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台湾工业得以从主要利用国内原料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转向利用劳动密集工业加工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①1960年的台湾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它的农业不是现代化农场与大批落后农民并存，而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多数受过教育，生产技术较高。它的工业没有搞国营重工业项目，而是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并创造有利气氛，鼓励私营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乡村和城市工业平衡发展，收入分配比较平均。蒋介石及其同僚 （包括严家淦、蒋梦麟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技术专家）为六七十年代不寻常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1960年还没有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金门冲突记忆犹新。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的11％。大陆中国粮食短缺，加之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失败、苏联专家撤离，这些使台北又有了希望：共产主义在中国就像杜勒斯国务卿所说，可能真是“一个瞬息而过的而不是永久的阶段”。蒋介石和 ① 参见K。T。李1969 年写的文章：“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载于李：《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经验》，第 30—73 页。许多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依然认为台湾建设的目的是准备有朝一日群众起来反 对共产党统治时为收复大陆提供机会。经济起飞 （1960—1970年）国际地位1961年，自从周恩来要求联合国驱逐中华民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席位已经过了10年多了。联合国成员国中反对搁置中国问题的越来 越多。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同意就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但他们提 出一项议案，规定中国席位问题必须由2/3的多数通过才能解决，并动员成 员国支持此一议案。在整个60年代他们借此议案成功地保留了中华民国在联 合国的席位，继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但国际上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一再下降。这个趋势只是因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引起恶感而暂时中止， 然而不久又重新恢复。1970年，驱逐中华民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议案 在联合国表决中首次赢得简单多数，但因未获得2/3的多数而没被通过。
整个60年代，中华民国除争取保留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外，还在争取国际 承认方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较量。它邀请许多国家的要人访问台湾，观 察台湾的进步，并于1961年制订了派遣技术人员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主 要帮助它们发展农业。到1970年，它在23个非洲国家中派有702名技术人 员（包括短期和长期工作的），在11个亚洲和拉美国家派有111名技术人员。 此外，它还在台湾为发展中国家训练了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中华民国的富 有想象力的外交使它同相当多的国家保持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由于拥有控制着大陆中国的王牌，仍缓慢地走向胜利。法国、加拿大和意 大利先后于1964年和1970年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0年，已有 53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有68个国家仍然承认中华民国。
60年代期间，中华民国能够保持其国际地位主要靠美国的政策。美国在 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它每年都投入大量政治资 本劝说其盟友和友好国家支持中华民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如 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在此问题上同美国背道而驰，说明美国影响在减弱。 而且，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到60年代末期，没有几个美 国人不认为中苏分裂是真正的、严重的，并将长期持续下去。中苏之间的论 战愈演愈烈。苏联人在中苏边境驻扎了重兵。1969年，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 敌对情绪爆发，在珍宝岛（达曼斯基岛）发生了军事冲突。50年代的两极世 界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在已经出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迫切 需要同苏联的强大对手发展关系。
由于越南战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美国官方未及时认真考虑改变对华政 策问题。台湾虽然不是美国的永久军事基地，但在越南战争中却是有用的辅 助基地。美国在清泉岗 （原称公馆）机场驻有1个C—130运输机联队和1 个KC…135空中加油机中队。该机场的跑道是50年代美国出资扩建的，供美 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驻菲律宾的美国第13航空大队的2个分队也驻在台 湾。台湾是西太平洋除日本之外最好的维修基地。美国战斗机、坦克、装甲 人员输送车均在台湾进行大修。到60年代末期，美驻台军事人员（不包括家 属）近万人。这样，台湾在美国作战方面的实际价值、美国政府忙于进行一 场日益不得人心的战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局面等，种种因素导致 美国推迟重新考虑中国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与台湾之间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关系也在四下辐射。整个60年代里，美国继续向台提供军援，至60年代中期总额已超过30亿美元。 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F…86战斗机已由F…100、 F…104和F…5战斗机所取代。 中华民国获得了C…119运输机，并获得特许与贝尔直升机制造公司联合生产 军用直升机。奈克—大力神和隼式导弹加强了台湾的防空能力。台湾还得到 了新型驱逐舰和登陆艇，增强了其向沿海岛屿运送补给的能力。更多的坦克 和榴弹炮也已运抵台湾。台湾还发展了军工生产，到60年代末已能生产M… 14步枪、机枪、炮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事装备。数千名军人曾到美国受训。
美国在1965年逐步结束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从1951年起美共向台提 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台湾已能在经济上自立。美国官员宣称台湾是从美国 经援计划“毕业”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以此而自豪。美国实业家认为台 湾是一个宜于投资的地方，到1968年底，23家美国企业在其台湾的工厂中 雇用了2。2万多中国雇员。两家美国银行在台湾设立了分行。数以百计的美 国牧师，因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而定居于台湾。美国的大学同台湾的大学建 立了各种交流关系，每年美国大学都招收数千名台湾毕业生。
经济发展台湾60年代的10年是经济全面突飞猛进的10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从 50年代的年均2。7％，猛升至60年代的5。8％。工业品出口的增长是高速度 发展的主要原因，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从1960年占国内生 产净值的33％降至1970年的18％，而工业生产从25％升至35％。工业生产 中，国营部分所占比重从1960年的48％降至1970年的28％。而同期私营部 分由52％升至72％。对外贸易从1960年的4。61亿美元猛增至1970年的30 亿美元。工业产品在外贸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32％跃升为1970年的79 ％。
台湾在利用进口原料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商品，促使出口迅速增长 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度发展，这决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政治稳定， 一贯强调发展50年代开创的农村经济、采取促进出口的外汇、金融与财政新 措施等诸多因素结合的结果。
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虽较50年代有所减缓，但发展势头依然良好。3。6％ 的年增长率仍然超出人口增长率。由于工业化影响和政府于60年代初期实行 的鼓励计划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由1960年的3。5％降至1970年的2。4 ％。鉴于台湾的可耕地几乎已被全部利用，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靠提高单位 面积产量。通过改良品种、增加劳力，特别重要的是增施化肥，农作物单位 面积产量有了提高。大米在农产品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因为农民增加了 更有利可图的产品，如水果、蔬菜和牲畜等的生产，而群众由于收入增多， 也要求增加食品的品种。
60年代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20％，为50年代的两倍。其产品主要是纺 织品、木制品、皮革制品和纸制品，是当时台湾出口活动中的尖刀商品。在 60年代后半期，电子器材地位上升，外国制造商开始在台湾建厂，利用台湾 廉价的受过简单训练的劳动力为他们的制成品生产部件，运到其他地区组 装。台湾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可免税进口原料，由台湾劳动力加工而后出口。 这进一步促进了外商在台湾设厂的积极性。
台湾工业迅速发展有以下原因：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城乡收入不断提高，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作为出口市场的补充；储蓄增长，50年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至10％，到1970年升至近30％。招工容易，农村收入增加 （增长速度比城市稍慢一些），都与台湾工业布局比较分散有密切关系。1956至1966年期间台湾工人分布情况表明，台湾16个最大城镇的工业工人占总人口的32％，并呈下降趋势。而农村中的工业工人由总人口①的47％增至52％。由于工业布局分散，到1972年，农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生产。储蓄增加，银行存款额大幅度增长，为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资金。这是群众信心提高、收入增加的反映，也是中国人攒钱备用的习俗的表现。1958年沿海岛屿危机的结局表明，台湾不会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进攻。60年代期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至每年2％—3％。银行存款利率提高，经济生机勃勃，失业率低，群众对个人前途比50年代更有信心。
1965年美国终止对台经济援助时，曾引起政府官员的不安，但实际上对台湾经济发展未产生不良影响。1968年援款虽然用完，但外国私人投资却有增加，其规模超过了过去美援提供的每年9000万美元的数额。到1970年台湾已积累了6。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5个多月的进口费用，完全有资格从外国银行按商业利率获得贷款。
政治稳定60年代，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蒋介石1960年重新当选为总统，1966年连任，1969年又再次被选为国民党总裁。他不时重申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示决心光复大陆。1947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并尚存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仍然继续履行他们的宪法职能。政治稳定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经济发展为群众提高生活水平带来机会，从而又有助于维持政治的稳定。
虽然台湾的政治体制未变，但政府的施政重点却毫无疑问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些把台湾主要当作光复大陆基地的人们，他们的权势在下降；而那些主要关心台湾本身发展的人们，他们的影响却加强了。重返大陆的希望，在1961至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严重经济困难时，曾昙花一现。为了利用大陆可能出现的叛乱，蒋介石曾命令部队作好战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增兵福建，进行对抗。约翰·肯尼迪总统曾以公开的方式，并通过华沙的渠道，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在该地区使用武力，并且不会支持中华民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后，除偶然发生过对大陆小规模的袭扰之外，中华民国的战备完全用于保卫台湾及沿海诸岛。专家治国论者关心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计划和政策日益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光复大陆的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