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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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台湾的经济联系。 ② 戴维·纳尔逊·罗：《非正式外交关系：1972—1974 年日本同中华民国的情况》，具体叙述 了日台建 立特殊机构取代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也可参阅克拉夫： 《岛国中国》，第7 章。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不久，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即去台湾，向当地的公 私项目提供长期信贷。到1975年，该行在台湾的贷款和信贷保证已将近20 亿美元，是该行除在巴西之外投放资金最多的地区。1973年，美国在台北成 立贸易中心。美国私人投资继续涌入台湾。1972至1975年，加入台北“美 国商会”的美国公司从60个增至200个。从1971至1978年，台湾从美国的 进口总值增长6倍，向美国的出口增长5倍。1978年，美台双向贸易额达74 亿美元，而美中贸易额当时才11亿美元。
在美台经济联系加强的同时，军事关系却在改变。美国为履行《上海公 报》的承诺，逐渐撤出在该岛上的军事人员，使其从1972年的1万人减少到 1978年底的750人。1974年，美国国会悄悄地撤销了1955年的《福摩萨决 议案》。台湾虽仍继续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但须以信贷或现金购买，而不 是以赠送的形式进行。美国继续帮助台湾改善军火工业，特别是批准诺斯普 拉公司从1974年起，在台湾合作制造F…5E战斗机。
70年代，台湾大学毕业生继续流向美国，但返回台湾的人数在增加。特 别是70年代末，高级专业人才在台湾就业的机会增多；而在美国，因经济衰 退，工作机会减少，回归的人更多。许多父母送孩子去美国留学，不仅是为 了学习和改善经济条件，也是为了当他们的孩子在美国获得永久居住权或加 入美国国籍之后，一旦台湾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提供 出逃的去处。因此，他们申请在美国享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绿卡” 成为这些人的珍贵财产。
经济上的压力台湾经济经过了2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70年代首次遭到严重的衰退。 在这10年的前三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3％。但是，这种高增长 率因石油价格猛涨而迅速停滞下来。因为台湾完全依赖进口石油，油价上涨 对其打击特别大。1974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1。1％，工业生 产20年来首次下降4。5％，消费品价格指数上扬47％。但是，在对付这次危 机上，台湾显示出它特殊的灵活应变能力。“十大建设”（本节以后将予以 讨论）在70年代初即开始进行。虽然当时有些经济学家持反对态度，认为在 过热的经济中，政府不应投入太多的资金；但是，为了抵消私营工业生产下 滑带来的影响，这些工程被证明是有益的。1975年初采取断然措施，当年的 通货膨胀率便下降到5％。纺织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受到打击，大批年轻纺织 女工失业而回到他们的农村家园。这些工人虽然没有失业保险，但家庭代替 了这种保险。1975年，经济逐渐恢复，达到4。5％的中等增长水平，之后几 年又进一步回升。从1976至1979年，平均年净增长率达12％。
70年代，农业生产增长速度放慢，平均年增长率为2。3％。大米生产持 平，增长主要来自蔬菜、水果和畜牧业。农村收入与城市相比，一直呈下降 趋势。政府为维护农村收入的增长，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政策。1973年废除了 大米换化肥的做法，从而使化肥降价，并得以大量使用。政府不但取消了以 低价强制收购大米，相反还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以此作为对米农的补贴。 这样，政府放弃了过去为了工业而榨取农民资金的做法，转而像最发达的工 业化国家那样，对农业实行补贴。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补贴使大米大量过 剩，成为国库开支的很大负担。但为了缩小城乡在收入上的差别，防止农民政治不满情绪的增长；这样做是必要的。到1970年，农业工人的数量已饱和。 农村劳动力的日趋短缺，刺激了机械化的发展。投入使用的动力耕作机、拖 拉机、联合收割机、稻米干燥机、动力喷水机的数量，相当迅速地增加。但 是，由于农场规模小（平均每户仅约1公顷土地），难以单独投资搞机械化， 使机械化进程受阻。为了推进机械化，政府在农民中间促进多种形式的合作， 但收效不大。这样，到70年代末，政府需在诸多相互矛盾的目标中作出困难 的决策：是否仍以家庭农场为标准单位，如何以机器代替日益紧缺和昂贵的 农业劳动力，如何避免大米极度过剩和国库的沉重负担，如何缩小城乡收入 上的差别，以及如何保持台湾的基本粮食品种自给自足。
在 70年代，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慢了下来，但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长 15％的突出成就，虽然其间1974年是下降，1975年增长较小。这种增长较 50年代快，但比60年代末期慢。工业生产中，私营部分对公营部分的比重 一直持续上升，但这种增长势头到70年代宣告结束，公私营部分的比例大约 稳定在19％：81％。这种变化反映出：在基础工业及私营企业无力投资的大 型项目上，政府须作更多的投资。政府投资的“十大建设”，包括台中新港 的修建、苏澳港的扩建、南北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以及一个新的国际机 场、一个联合钢铁厂、一个大型造船厂和几个石油化工厂的兴建等。
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从1971年的39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310亿美元。 其中工业品的比重从1971年的81％逐渐上升到1979年的91％。台湾的生存 仍然依赖对外贸易。为了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 （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等）竞争，台湾政府认识到需要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 术水平。70年代，台湾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 业。本地制造的机器设备日益取代过去的进口产品，资本货物开始向东南亚 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台湾领导人力图将主要是一家一户经营的小规模企 业转变为大型现代化企业，从而在高技术产品上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采取 的措施是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下更多投资，政府要作更多的干预。
政治过渡1972年，蒋介石以85岁的高龄再次当选总统，任期6年。但他的健康 日益衰退，已不能参加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时，培养蒋经国为其继承人的工 作早就开始了。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3年之后，于1972年出任院长。作 为行政院长，他实际上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但在重大问题上他仍请示他父 亲，以尽人子孝道。1975年，蒋介石去世。副总统严家淦按宪法规定继任总 统。严是个专家治国论者，没有政治背景，蒋经国遂成为真正的领袖。蒋介 石死后不久，蒋经国即当选为国民党主席，197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蒋经国执政后，台湾政治体制的独裁性质并没有立即改变，但蒋经国的 工作重点和统治方式，与其父迥然不同。他谋求在官僚体制的范围内，建立 较明确的责任制，而不太强调派系背景和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经常到岛 上各地旅行，身穿运动衫和宽松裤，直接倾听士兵、农民、工人和渔民的意 见。这种做法与其父高高在上的儒家作风大相径庭。他大张旗鼓地发起反腐 败运动，使一些高级官吏被定罪伏法。他曾经当过21年的“中国青年团”的 领导，因而仍然对青年工作感兴趣，并重用年轻人。尤其重要的是，他采取 一系列措施，改善台湾人的地位。他任命台湾人为行政院副院长、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他特别关心农业改革，其目的在于提高几乎全部是台湾人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二·二八”事件已过去25年，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已趋成熟。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改变，在台湾不论对大陆人或台湾人，都是很大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彼此携手合作以对付来自大陆严重威胁的重要性。
70年代，戒严令继续执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控制也未放松。但蒋经国受到高层领导人中一些自由派人士的影响，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放宽政治活动和言论自由。1971至1972年，在国立台湾大学的知识分子中间，政治讨论活跃，并见诸报端。这次讨论涉及到诸如学术自由的限度、治安警察的作用以及收入分配等敏感问题。台湾政府和国民党对此作出谨慎而有效的反应，使这次讨论重新回到他们认为恰当的限度之内。有一家叫《台湾政论》的月刊，曾大胆引用一位在国外的反国民党知识分子的话说，台湾人民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推翻国民党建立独立国家，一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实行统一，两者必居其一。该杂志仅出版了5期，1975年便被停刊。其编辑次年以煽动叛乱罪被叛处10年徒刑。有些问题在台湾仍被列为禁忌。①70年代，许多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必须进行政治变革的压力。由于在大陆选出的全国代表机构里的委员亡故很快，更加突出感到必须重新考虑以下问题，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些机构必须在全中国都有代表性。1972年和1973年，新增选了少数国大代表、监察院和立法院的委员。但这仅是权宜之计，对于如何长期解决这一难题，并未找到办法，只得将其束之高阁。台湾籍的从政者谋求在现有体制下，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更大的势力。
因此，地方性的政治活动变得更为活跃。他们以各种花招争取流入城市的大批移民。这些移民已不再被原来地方以政治忠诚和义务所束缚。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群众关心选举活动。富裕的台湾籍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投巨资为某些候选人竞选。在1977年的省级和地方选举中，无党派候选人首次在全岛范围内进行合作。有些人公开警告国民党，不允许他们操纵选举。在中坜，当一名国民党官员涉嫌在选票上搞鬼之后，一群暴民骚乱，纵火焚烧了警车和消防车。政府平息这次骚乱时表现得十分小心。无党派候选人赢得了 1/5的席位，多于他们在1973年选举中获得的席位，但少于此前有几次选举中所获得的席位。台湾的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台南和台中，都由无党派人士当选市长。无党派从政者因这次选举结果而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是向较为民主的制度迈进了一步，虽然微小，但很有意义。
文化和学术生活自从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从中国大陆移植到台湾的中国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来自西方的新苗被嫁接在中国的砧木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杂种。新的技术发展以及大规模的教育，产生出一种大众文化。它几乎立即传播到全岛，并日益紧密地同世界文化潮流结合在一起。虽然官方竭力鼓励追求传统的中国文化，但其崇拜者的队伍却日益缩小。
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努力影响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曾受到各种反对力量的冲击。为了反共求生，台湾当局企图利用文化，并争取知识界，为其 ① 关于70 年代初的政治趋势，请参阅马黄（音）：《台湾知识分子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1971—1973）》。反共服务。例如早在1950年，政府即建立文学奖，鼓励作家生产“反对集权①主义和共产主义，捍卫人类自由的，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作品”。许多作品，特别是50年代的作品，带有明显政治色彩：需要用最重的笔把共产党大陆描绘成漆黑一团；需要避免可被认为对台湾政府有颠覆作用的主题。30年代中国的主要作家几乎全是左倾分子，他们仍留居大陆，其著作在台湾被列为禁品。
台湾领导人将台湾描绘成珍藏中国传统文化的场所，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反复灌输外国思想，正在摧毁中国文化。而大陆在反右斗争中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以及扫“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大量毁坏书籍和艺术品等，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指责言之有据。国民党领导人认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要。这不仅为了尽量划清他们同共产党人之间的界限，增加台湾对海外华侨的吸引力，也是为了强调他们对“一个中国”的保证。
为了使台湾人认识到他们属于中国文化，政府禁止进口日本出版物及电影片，不允许地方电台播放日本歌曲。并在学校课程中增设中国历史及文明史，反复灌输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诸如尊敬父母和尊重权威等。60年代，台湾政府修建了“故宫博物院”，这是一个精致的展览馆，从大陆带来的大批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珍品都在此展出。政府多次主办在台湾的艺术家的传统中国画和书法展览，以及中国古典音乐表演。军队支持四个独立的京剧团。
这些京剧团不仅为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服务，也为公众演出。①学术生活仍由“五四”运动时代的幸存者们领导。罗家伦负责文史馆的工作，开始编辑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傅斯年在1919年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在大陆时领导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现已迁到台北郊区南岗的新址，与其他研究所成了近邻。
它所公布的当时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档案中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国内运动情况的文件，对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工作都有裨益。
大陆的某些大学在台湾重新成立。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新竹重新成立，并在该地为新竹科学工业场提供理工方面的援助。政治大学和中央大学原在南京，现分别重新安置在台北和中坜两地。东吴大学的校友们在台北建设了一座新的东吴大学。罗马天主教会过去曾资助过北京的辅仁大学，现又在台北建立了一座辅仁大学。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在台中创办了东海大学。在台北过去的帝国大学，变成了台湾最有声望的最高学府——国立台湾大学。以上仅是台湾10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1987年，高校学生共有44。3万人。
台湾政府力图将岛上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反共队伍，以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同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涌入的思想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冲突。官方认为，台湾既是中国传统的贮藏所，又是自由世界的堡垒。为了从美国继续获得对台湾生存至关重要的支持，台湾当局在自由问题上虽耍些花言巧语，但也给予知识分子一些自由，且不允许两者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需要，加上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文学、音乐、戏 ① 齐邦媛等编： 《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2 卷，第1 页。 ① 参见伊尔姆加德·约翰逊：“台湾的京剧改革”，载《中国季刊》（1974 年1 — 3 月），第57 期，第 140—145 页。剧、艺术和舞蹈上，更广泛地应用西方的主题和艺术形式进行试验。
台湾文化变革最大的特点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这种集新旧为一体的文化因得助于现代科学技术而兴起。半导体收音机很早就出现了，其数量很快成倍增加，使全岛千百万人能听到新闻广播、京剧及通俗音乐。之后，立体声唱片或录音带（多是非法翻录的，并且很便宜）开始普及起来。到1980年，台北的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在车上装上了磁带收放机，以便他们能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台湾著名歌星演唱通俗歌曲的磁带，是中国大陆城市中年轻人渴望寻觅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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