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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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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提供武器,于1981年3月将同荷兰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1981年秋,他们警告华盛顿:除非美国规定出停止向台出售武器的时间表,否则中美关系将恶化。
  经过长期反复谈判,双方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达成一个措词严谨的联合公报。鉴于自1979年1月1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采取和解政策,以及在本公报中,中方重申和平统一台湾是其“基本政策”,美国在公报中表示,美国不想执行对台湾武器销售的长期政策,美对台的武器销售在性能和数量上都不会超过近几年来的水平,美将逐渐减少对台的武器销售,①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使这个问题得到最后解决。台湾官方尖锐批评这个公报,认为它违反了 《与台湾关系法》的文字和精神。虽然美国决定延长合作制造F—5E战斗机的协议,以便能再生产60架该型飞机,在一定程度上使台湾安静下来;但对于美国拒绝向他们出售更先进的战斗机,他们表示遗憾。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欢迎该公报的同时,宣称“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乌云还没有全部扫除”。该社论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诺言,实实在在而不是敷敷衍衍地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以使这个问题②“早日彻底解决”。
  北京—台北的相互影响美国同意逐渐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时,十分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建议。北京在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宣布停止向沿海岛屿发射散发宣传品的炮弹。从6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每逢单日发射这种宣传品。大陆的电视台还首次播放了一部显示台湾风景区和闹市情况的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媒介不再称台湾领导人为“蒋帮”,而代之 ① 联合公报全文见1982 年8 月18 日《纽约时报》。 ②  1982 年8 月18 日《华盛顿邮报》。以“台湾当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台湾批准同大陆通商、通航、通邮和实行人员往来,并称中国尊重台湾的现状,将采取合理政策解决统一问题,以使人民免遭损失。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代表团时,甚至保证说:在统一之后,台湾将享受充分的自治,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武装力量。邓还对这些参议员说,只有在台湾当局无限期拒绝谈判,或者苏联进行干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19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关于统一问题的全面的九点建议,让台湾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享受“高度的自治权”。他说,中央政府将不干涉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叶还许诺不侵犯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继承权和外国投资。叶也答应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大陆的全国性政治机构中,为台湾官员安排领导职位。他呼吁国共两党代表会晤,以便就统一问题深入交换意见。①和过去对付北京的提议的做法一样,台湾当局断然拒绝了叶的建议,重申他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谈判、不接触的政策。他们将叶的建议描绘成主要针对美国的宣传,其目的是想说服美国:台湾不需要美国武器。他们指出,叶在建议中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竭力反对台湾为这些武装力量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获得新的武器,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他们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有诚意的谈判建议,应该秘密提出,而不是通过公开的宣传媒介。在台湾政府内部和群众中普遍存在的恐惧是:假如台湾当局开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该岛的归并问题,他们将处于危险境地,最终将导致台湾为北京所控制,并在台湾强制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许诺缺乏信心,因为即使年迈的邓小平有诚意,也不能保证他的继承人会履行他的承诺。北京拒绝答应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更增加了他们的担心。
  虽然谈判的道路走不通,但在1979至1982年间,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各种形式的非官方接触却在稳步增加。1978年之前双方微不足道的双向贸易,到1981年发展到约5亿美元(主要通过香港进行)。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之后扩大到其他国际体育联合会),双方达成妥协:大陆体育组织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而台湾的相应组织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从而使双方的运动员都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台湾和大陆的科学家日益频繁地在国际会议上会晤。双方在美国大学或其他地方学习的学者和学生,也走到一起相互了解。虽然台湾政府仍然禁止台湾和大陆之间直接通邮,但亲戚之间通过在香港、美国或日本的亲友交换信件,已变得日益平常。台湾少数人甚至到大陆探亲而未被政府拘捕,虽然他们这样做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是非法的。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人们对海峡两岸的情况正在形成更加现实的看法。
  政治上的紧张和经济上的衰退台湾原拟于1978年12月举行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选举。反对派政客在1977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成功之后,在行动上更加放肆,并显得更有信心。 ① 叶的声明全文见1981 年10 月5  日《北京周报》第24、40 页。他们在全岛范围内更紧密地协调行动,并提出废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和增加民选官吏等更大胆的要求。就在选举即将举行的前几天,美国意外地宣布同北京关系正常化,使政府推迟了选举。在美台中断外交关系之后的紧张气氛中,政府以涉嫌通共罪,将一名台湾籍的反对派政客和他的儿子投入监狱;对于参加游行、抗议这次逮捕的一名非国民党县长,也给以撤职处分。
  国民党内保守分子的势力暂时上升,他们要求在国家危急关头加强团结,因而公开辩论敏感问题的势头受阻,但这种势头又很快恢复。1979年2月,政府受具有自由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影响,取消了已实行一年的对新杂志不予登记的禁令,使新的政治性杂志很快出现。这些杂志在观点上从鼓噪反共的《疾风》,到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美丽岛》(福摩萨杂志),应有尽有。中间派的杂志受到国民党内的温和分子和走中间道路的反对派政客的支持。一场活跃的政治大辩论很快展开。这场大辩论公开讨论了敏感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评论家们提出了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广泛而具体的建议,并要求有组建反对党的权利,同时猛烈批评国民党。
  以立法委员黄信介为首的一批著名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赞成《美丽岛》
  观点 (该杂志自诩为“台湾民主运动杂志”)。《美丽岛》集团的主要目标是:由台湾人选举成立自己的新政府,并且暗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国——虽然它不敢这样公开宣布。该集团在台湾各地迅速建立起10个支部,每个支部由当地一位著名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领导,并开始举行反国民党的招待会和集会。这个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影子政党。这个集团在反国民党方面是团结一致的,但内部组织松懈,纪律涣散。它成了强硬派《疾风》的主要攻击目标,被毒骂成亲共分子。由于它组织的集会规模日益扩大,气焰更加嚣张,因而遭到不仅是国民党内台湾籍政客的批评,也受到温和的台湾籍反对派政客的非难。后者认为,刺激国民党摊牌是不智之举。
  1979年12月10日,双方终于进行了摊牌。在高雄,由《美丽岛》集团组织的游行发展成为暴乱。为此,该集团有14名领导人被捕,其中8人(包括立法委员黄信介)以煽动叛乱罪被控,并被判处12年徒刑到无期徒刑。①这样,政府一下子就消除了台湾籍反对派中极端分子的主要骨干。回顾起来,很清楚, 《美丽岛》集团过高估计了公众的支持,过低估计了政府的决心和能力。政府决不允许任何政治集团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煽动群众情绪,反对国民党。虽然大多数台湾人赞成台湾人在政府中应有更大的影响,但许多人不同意《美丽岛》集团所采取的方式。台湾人和大陆人的一致意见是:应该有秩序和逐渐地进行政治改革,而不是同执政党进行大规模的对抗,因为这种对抗只会危害政治稳定、公共秩序和几乎所有人皆已得益的经济增长。
  高雄事件及其以后对一些人的定罪,引来了一段对政治言论严格控制的时期。立法院通过了新的选举法。该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防止选举活动中发生群众混乱,但仍允许有可能获胜的反对派候选人参加竞选。按照新的选举法,1980年举行了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选举 (原定1978年12月举行,被推迟),1981年又举行了省级和地方选举,均能顺利进行。
  虽然在省级和地方选举中,候选人花的钱比过去哪一次都多。这种收买选票的做法,在宣传媒介中曾遭到猛烈抨击。 ① 约翰·卡普兰:《军事法庭上的高雄被告》。从1979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也使台湾遭到损失。但美国中断同台 湾的外交关系对台的经济并未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1979年,台湾的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8%,1980年增长6。8%。1979年,新的外国投资额达到创记录 的3。29亿美元,1980年又猛升到4。66亿多美元。台湾在争取外国贷款上毫 无困难。1980年,台湾向美国、欧洲和日本银行共借贷12亿多美元。台湾 的长期外债总额仅为50亿美元,其偿债率仅约6%,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异 常低的。外国银行都渴望在台湾开设分行,而政府不得不在每年批准一定的 数量,以抑制竞争。1980年,有8家外国银行在台北设立分行,其中5家为 欧洲银行。到1981年初,共有23家外国银行在台湾设有分行。
  1980年,台湾同100多个国家进行双边贸易,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经 济政策的决策人强调对西欧的贸易,部分原因是使台湾的贸易伙伴多样化, 但也是为了增加欧洲人对台湾的了解,以便将来争取他们政治上的支持。台 湾同西欧贸易的增长率,高于台湾全部贸易的平均增长率。1980年,欧共体 各国超过日本,成为台湾的第二大市场。台湾还一改过去严格的反共立场, 于1979年解除了不同5个东欧国家直接贸易的禁令,并允许同其他东欧国家 进行间接贸易。
  回顾与展望1949年以来,台湾的历史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对外是在巨大的威胁面 前,为生存而斗争;对内是使一个农业社会现代化。
  由于台湾同大陆之间有100英里之遥的海峡相阻,加上美国的支持和保 护,台湾的生存才有了保证。只要美国第7舰队承担防止入侵的任务,台湾 海峡这条海上屏障就能成功地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同时,一个海岛 防止渗透和颠覆,要比大陆的一个省容易得多。即使在1979年底美国同中华 民国的安全条约被终止之后,台湾海峡由台湾的50万美式装备的部队防卫, 也是一个难于逾越的障碍。在安全条约终止之后,美国继续是台湾新式武器 和军火备件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不仅在防御上给予台湾极其重要的支持,而 且多年来维护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在经济上向台湾提供了对其经 济腾飞非常重要的援助。美国给予台湾人民喘息的机会,而台湾人民很好地 利用了这个机会,从而到70年代,当美国为了照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 的关系而减少对台湾的支持时,他们更加自信,自立能力也更强大。
  台湾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年代的 约200美元,猛增至1982年的1800美元。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 中,台湾大大地走在前列。它与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一道,被称为西太平 洋的“四小虎”。在发展中国家中,它们以经济的高速发展著称,而这种发 展主要依靠对外贸易。这些国家加上日本的榜样,可能是中国在邓小平的领 导下,决心扩大对外贸易和使用物质刺激,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部分原因。 但是,台湾异常快的经济增长,是由本章前面的部分讨论过的许多因素决定 的,不是都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抄袭的,例如: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相对 发达的基础;从大陆汇集来的大批有经验的行政管理和技术人才;美国早年 给予的大量经济援助;土地改革;重视教育;60年代初,当世界贸易空前迅 速发展时,决定转变以出口带动工业增长;对私营企业的鼓励;保守但灵活 的货币和金融政策;领导人依靠有才干的技术治国专家。只有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而政治稳定也 要有可观的经济上的进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逐年提高,而且有信心使自己的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时,他们就不会轻易被 革命的花言巧语所煽动,去参加对抗或使用暴力,以强制手段进行政治变革; 大多数群众就会同意政府强调法治秩序和实行逐步、渐进的变革。台湾的政 治稳定,还有一些因素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合法性被接受; 国民党实行坚定但适度压制性的统治;被广泛认为是对更加压制性的大陆共 产主义制度的威胁。此外,早先规定了地方选举,大批台湾人加入国民党, 任命台湾人担任政府和党内日益高级的职务,也有助于缓和大陆人领导层同 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
  80年代,虽然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但台湾仍然扩大了自己的出 口,并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87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 到5000美元,外汇储备猛增至惊人的760亿美元 (这仅次于西德和日本)。 由于美国对台湾贸易出现大量赤字,双方的贸易摩擦开始增多。在美国的压 力下,台湾勉强同意减少贸易壁垒,使台币对美元升值。台湾面临几个严重 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需要尽快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较高技术的产品,以 保持对其竞争者的优势。也需要使其银行体制现代化,以刺激国内投资。台 湾面临的超量出口、储蓄和外汇储备等问题,与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截然相反。台湾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正为此作出必要的调整,前景看好。
  为了对付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压力,蒋经 国于1986年宣布有意废除戒严令,解除对成立新政党的禁令,并允许办新的 报纸。1979年高雄暴乱被关押的多数反对派领导人被释放。其中有些人成了 新建立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领导人。对政治言论的控制也大大放松, 政治生活较前活跃。因各种问题而上街游行已司空见惯。到90年代初,1947 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的几乎所有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都将 去世或退休,届时他们的职位将被台湾人民选出的较年轻的从政者所接替。 国民党可能继续保持其支配地位,但将面临民主进步党和其他一些新政党日 益剧烈的挑战。
  民主进程不可逆转,它将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走上国民党和政府的高层 职位,正如台湾当地人李登辉那样。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他立即就任总 统及国民党代理主席。领导层的“台湾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新的领导人 是否会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宣布台湾独立。为防止分裂,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对台湾独立是一个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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