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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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所提到的，毛恢复了在延安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年那几句顺口溜里提到的“小权”
没有导致混乱，也不能放任它们。一元化的代表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泽东对应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日给苏共的第九封复信中那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
组成）“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须有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需要与反天才论和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有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某个大人物运用某种个人权力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力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①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张春桥在②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和其他一切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春桥和毛本人都不像对施加毛的个人权威的影响一样，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兴趣。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把民主和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系、相互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并不拒绝接受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种形势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挥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和骚乱的混合物。 ① 《红旗》1964 年第13 期，第31—32 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 年第29 期，第26 页。 （源出于毛对 1963 年5 月9 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① 《红旗》1973 年第9 期，第22、27 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 年第35 期，第36、25、28 页。 ② 《红旗》1975 年第2 期，第17 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 年第4 期，第19 页。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①的话。 ），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对毛的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的二元解释，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
②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同③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因此，很难断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①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②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同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人们着重强调的说法是，如果想使从西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词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消灭，最③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1970年12月18日，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 ① 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 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 页。 ② 同上，第234—235 页。 ③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 页。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④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人们也强调，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毛在数十年里潜心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他自己看来是如此。1976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是）——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当一个新时代在其继承者领导下来临时，出自 《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就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至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
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①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
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④ 同上，第6 — 7 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 用过这段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333—334 页；另见《杂录》，第258—259 页。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年）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年起直到大约10年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想起来仍栩栩如生：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征。
纯粹从叙述的角度看，无论对发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承受了它的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地位，这使他有资本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对群众运动充满信心，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形式。毛的开阔的视野和改造八亿中国人命运的能力成了神话，从而产生了一位比真实的毛泽东更伟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英雄品质最后打上了致命的污点。
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错误。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当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国家的大灾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本侵华时期和共产党革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要几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这些代价基本上是毛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对策的结果。毛认为中国正处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提出阻止复辟的最好方法是发动城市青年。
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有趣的。
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政治机构由于经济①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 ，遇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就像20世纪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 ① 伦纳德·宾德等编： 《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危机》。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无 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自己引发 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 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 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 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点，成功 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 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 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 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 —中国共产党。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 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 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 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 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 在“红卫�
